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在2008年后已成不争的事实。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奥巴马政府提出并实施了亚太乃至印太再平衡战略。中国政府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这两个战略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具有零和性质的遏制与反遏制，还是又竞争又合作呢?
一、引言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在2008年后已成不争的事实。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奥巴马政府提出并实施了亚太乃至印太再平衡战略。
中国政府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这两个战略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具有零和性质的遏制与反遏制，还是又竞争又合作呢?
一些学者对两国关系持悲观看法，这在信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中尤其明显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T.Allison ) 2012年提出中美可能陷人“修昔底德陷阱”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则认为，“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谁也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它”，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应对失当，影响了遏制中国这个最终目标。
这些学者认为，中美关系是零和关系，彼此间将进行遏制与反遏制。这些知名学者的观点影响力不小，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判断已经被广泛接受，更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已经成为标准答案。
本文将揭示既接触又防范的两面下注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内容，指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延续了这一传统。
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对美外交上的意涵，进而分析两国战略互动所蕴含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二、遏制与遏制政策的语义学分析
遏制与围堵都译自英文单词contain 及其名词形式containment，二者分别常用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
中国常用字典与词典中，对于“遏制”一词的解释是制止;制止，控制;阻止、抑制;用力控制(某种感情)，阻止;全力制止;压抑、控制、制止。
从这些解释义项中可以看出，遏制的主要含义是制止、阻止与控制。中国英语专家编写或参与编写的主要英汉词典对contain一词的解释是:阻止、遏制(敌人、困难等) 控制、牵制;阻止、遏制;控制、克制、抑制、防止蔓延;含忍、容忍、自制;控制、抑制、阻止。
可见，与上述汉语字词典的差别不大，主要含义是阻止、控制。而美国权威的韦氏词典对contain一词的解释是:把某物包入， 包含某物，防止某物蔓延，把某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英国权威的牛津词典对contain的解释是:防止(敌人、困难等)移动或伸展。在英文语境中，contain一词作为政治用语时有特定内涵，特指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采取的战略与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旨在对抗苏联基于意识形态的扩张性外交。
20世纪50年代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所提出的遏制(containment )理论为冷战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他在1947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中提到 “苏联的政治行为就像一条河流，朝着既定的目标不停地流动，流过任何可以流经之处……但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则明智地接受并适应”。
因此，美国所有对苏政策的要素是:对俄罗斯的扩张倾向进行长期、耐心但又坚定、警觉的遏制。其政策思想的要点是:重点防御，经济上援助盟国，在东欧煽动民族主义以分化苏联集团。
以这一思想为指针，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四点计划、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以及对联合国的支持等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外交的基础。“冷战期间的40余年里……美国的目标十分明确:遏制苏联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扩张。”contain作为一种政策或者战略时，更准确的表述是containment，即包容政策、限制政策、防止扩展政策等。
在中国常用的英汉词典以及英美常用英文词典中，对con-tainment的解释是:抑制、封锁;封锁(政策)、遏制(政策);把另一国家的力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之无法变得太强大的行动。
从中美关系实际情况看，很难推论出1978年以来美国对华推行的是containment ,即所谓遏制政策/战略。
一个简单的例证是:冷战期间，对苏贸易仅占美国外贸总额的1%，小于美国与瑞士之间的贸易。
而中美之间，以2014年为例，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 6% ,进口额中更是有19. 9%来自中国。
2015年，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方统计的两国贸易额达到5583. 9亿美元。迄今为止，中国是拥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这如果叫遏制的话，遏制就要重新定义。
对于米尔斯海默这样的美国学者而言，不大可能不知道contain一词的确切含义，坚持用这一词汇描述美国对华政策，只能说他们被现实主义理论视野蒙蔽住了。
理论可以使人深刻，同时也会使人片面。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键区别并不在理论假设上，而是在世界观上，现实主义者偏好从冲突与对抗的视角看问题关注的是安全、军事、摩擦等方面。
以至于常常忽略了这么一个基本事实:人类能繁衍存续到今天主要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合作与互助是常态，冲突与对抗乃间歇性发生。但是，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损，这是冷战后中美战略互动的基本经验，也是美国对华实施两面下注政策的主要原因。
三、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
按照上述对遏制的理解，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并非遏制/围堵，而是两面下注包含接触(engagement)与防范两个方面，理由如下。
第一，冷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采纳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 Anthony Lake )的建议，于1993年9月正式提出用扩展战略代替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将接触战略确定为对华战略。自此，美国政府领导人与高级官员都认为，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是冷战后美对华战略的最佳选择。时任助理国防部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解释美国为何对华采取接触政策时指出:
其一，美国足够强大，中国要获得威胁美国的能力还需要很长时间，因此美国不应对中国的崛起反应过度
其二，中国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从现存国际体系中获益，所以美国没有必要遏制中国
其三，中美两国在长远利益上有一致之处，这使得两国通过接触进而合作成为可能
其四，从政策操作的角度，如果一开始就把崛起的中国视为美国的对手加以遏制，那么到头来中国就会事实上成为美国的对手。
其五，美国在亚洲的盟友都支持同中国接触的政策，没有一个赞成遏制中国美国若选择遏制路线，只会孤立自己。
第二，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有所调整，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以接触为主的两面下注。
“美国多数精英和普通公众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存有戒心，但仍未放弃通过和平和非对抗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目的的愿望。美国只是做最坏可能的准备”。在新保守主义的鼓动下，美国甚至一度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进行反恐战争，需要同中国合作，小布什政府上任初期中美之间出现的战略紧张得到缓解。而且，紧密的双边经贸关系，奠定了两国战略对话的基础。
第三，奥巴马的外交理念是:不做蠢事(don""""""""t do stupid stuff，简称DDSS ) 。“奥巴马主义”与“克林顿主义”一脉相承: 都实行美国经济优先和在外交上强调改善美国国际形象，因此注重多边主义和“巧实力”，强调国际机制建设和全球治理问题。
有学者将奥巴马主义的特征概括为: 谨慎使用武力、善用美国影响、管控危机优化资源配置;外交实践中则实际以“慎战”乃至“不战”为核心原则，因而表现为比较明显的“内向收缩”，或曰“战略收缩”，甚至被认为是“美国版的韬光养晦”。
在外交实践中，奥巴马对接触政策的偏好也多有表现，如推动达成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性协议、与古巴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伊拉克战争并基本结束了阿富汗战争。
奥巴马政府支持(至少不反对)中国更多地参与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战后重建， 否则中国公司很难大规模介人伊拉克的油气开采业与阿富汗的矿产开发业。这表明，奥巴马经济上推行的是对华接触政策，以便实现总体战略的“内向收缩”。
内向收缩也与遏制政策不兼容。2016年初，奥巴马在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时明确表示，“我们更应该惧怕一个衰弱的、受威胁的中国，而非一个崛起的中国”。
第四，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主要针对的是欧美国家，其中的关键点是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这种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性的战略性的关系。
因此，长期以来，对美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毋庸讳言，美国是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与领导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与这个体系至少在经济上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于是，美国顺理成章地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促使中国进一步融人国际体系。
可见，美国对华战略是以接触为主的两面下注，不宜用“遏制”这一冷战词汇来概括。美国前驻华大使茵效俭(Stapleton Roy) 2015年5月初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提到，美国重返亚太不是为了牵制中国，而是为了保持美国在东亚的地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普森(Adam S. Poson)认为，“美国正在积极地与中国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的发展”。哈佛大学教授尼尔·佛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开始势均力敌，两国形成相互依赖，两国间的敌意是基于经济利益的竞争与冲突。
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拥有国，2013年中美贸易额达到5210亿美元。中美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
2014年中美贸易额达到3.41万亿元人民币，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移动互联时代的象征性产品苹果手机绝大部分在中国组装，2014年这一产品在中国的销量也超过了美国本土。
这里，看不出美国对中国经济采取的是“防止蔓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味道尽管相信“遏制说”的中国民众可能不在少数，但是，在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中，赞成遏制说的人并不多。
王缉思认为，美国还在加强对华接触以便影响中国的行为，同时有牵制、警惕或者防范，但不是遏制，那是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不适合于现在的中美关系。
陶文钊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依然是接触与合作，加上牵制与防范，但不是遏制那是冷战时期对苏联的做法。在美国国内也有人主张遏制中国，但没有成为政策与主流看法。
牛军认为，21世纪的中美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双方不断调整在亚太地区的相对地位。总体上，冷战后美国对华奉行的是接触政策/战略。
这一政策/战略在克林顿时期成型，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用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 Albright )的话来说，美国实行接触战略的目标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认真参与国际事务。
而且能按照国际标准办事的国家，其中包括有关对待本国人民的准则。毋庸讳言，这一战略的终极目标是“西化”中国，但这也只有通过接触才能实现。接触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沟通、合作和引导，而非遏制政策那种步步设防、处处对抗
当然，接触不是没有对抗，经济制裁、政治压力、战略威慑都可能成为选择的手段，所以，约瑟夫·奈才会说:“接触并不排除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保护我们的主要国家利益。”
此外，美国也深知武力作为最后手段的价值，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所具有的某种“不确定性”起到防范作用，但与遏制无关。
美国在对华实行接触政策的同时，也采取一些措施防范中国，从而构成完整的两面下注战略。在中国与美国实力相差比较大时，防范的一面不太明显。而在2009年后，由于中国的实力凸显，加上南海争端等原因防范的一面明显强化。
美国在中国周边调整军力部署、扶持中国的争端对手等行为，也是防范的一部分。主要措施有: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比重，到2020年60%的军舰部署在太平洋与印度洋区域。强化第二岛链的军事能力，包括增加人员、装备、扩建基地等;在第一岛链强化对盟国与伙伴国的军事支持，同时强化自己前沿存在的机动性。
四、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再平衡
进人21世纪后，美国陷于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相对实力出现了下降趋势。
2008年肇始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危机，让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备受打击而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综合国力也随之增强。这种百年未遇的现象震撼了西方，特别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使其明显感受到了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
军费开支的持续增长与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令美国感到自己在亚洲的军事优势受到了挑战。应对中国因而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重心之一。
美国采取“防范中国”的战略，表现为提出并执行“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 )”政策。这有几个标志:2009年7月22日，美国为参加东亚峰会而加人《东南亚国家友好合作条约》，同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 在与东盟国家外长会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已重返东南亚地区;2010年1月22日，希拉里又在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作演讲时提到:“美国回到亚洲了。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回来是想留下来。”
仅强调亚洲既片面又具有误导性。为此，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 2010年1月21日在参议院作证时，用的是“重返亚太(return to Asia-Pack )”的表述。
并对美国的亚太政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奉行接触原则。转向与重返的说法不够严密，人们质疑:长期在亚洲驻扎重兵的美国什么时候背离或者离开过亚洲?因此，奥巴马政府不久就调整了表述，修正为“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 Asia-Pacific region ) "。亚太再平衡政策出台的标志有两个:
2011年10月，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主张美国转向亚太;同年11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讲话中提到美国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具有巨大潜能的亚太地区。不过，奥巴马政府很快发现仅仅依靠亚太国家已不足以制衡中国。
而且，亚太国家倾向于认为制衡中国是美国人的事，它们更希望搭美国的便车而不是自己制衡中国。这可能是太平洋战区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Samuel J. Lock-lear III) 2013年3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出“印亚太(Indo-Asia-Pacific )”概念的主要动因。
虽然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新闻官唐纳莉(Donnelly)强调，用这个新词取代亚太一词不是在排除中国，而是为了彰显亚太地区除了太平洋还包括印度洋。
但这种解释说服力不足。更符合逻辑的是，美国提出印亚太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拉入印度等南亚国家，以便构建规模更宏大的“印太再平衡”。
即使奉不结盟为外交圭桌的印度不是很配合，也依然能发挥一点作用。大致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2013年3月已经演化为印太再平衡战略。
在981钻井平台事件与中国在南沙的陆域吹填活动后，美国开始公开、多频次地批评中国(如在2014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部长对中国的批评)，这意味着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从幕后走向前台。
再平衡战略体现的是盎格鲁一撒克逊战略文化。“实现力量平衡”是盎格鲁一撒克逊战略思维的精髓，其核心是:扶助弱国一方以实现某一地区的力量平衡防止地区大国进一步“坐大”继而冲击自己的安全与利益。
就英国而言，最典型的是实行了几百年的“大陆平衡政策”支持弱的一方，使得欧洲大陆实现力量平衡;如果已经实现了力量平衡英国则“袖手旁观”。这被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者米尔斯海默概括为“离岸平衡手”战略。
二战后的美国则把这一战略当作“区域战略原则”在欧洲支持西欧对抗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在中东支持以色列对抗阿拉伯国家、在南亚支持巴基斯坦对抗印度在东亚通过一系列双边同盟(美日、美韩、美菲、美泰)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如中苏同盟、苏越同盟、中朝同盟)。
现在，则表现为在东海问题上支持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东盟声索国。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2010年1月21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提出介人亚太事务的原则时，明确提到美国在亚太地区整体上奉行接触原则，指出奥巴马政府通过一系列行动重申了与日本、韩国等的同盟关系，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等与中国建立了伙伴关系。作为亚太政策主要操盘手的坎贝尔，在这里强调的是接触的一面。
遏制政策与接触不兼容，只有两面下注战略才能涵盖接触与防范两个方面。为了防止东亚安全形势发展到需要动用武力的程度防范措施就派上了用场，“恢复一个地区的力量平衡”因而成为现实选项。这就是印太再平衡战略。
美国为推行再平衡战略，做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努力:首先加大对印度军售力度，通过大批量出售军用运输机，印度成为2013年美国最大的军售对象。而长期以来，印度的武器主要来源一直是苏联和俄罗斯。
其次，奥巴马成为第一个两次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在2015年1月底对印度的访问中，双方就实施2008年签署的民用核能协议达成共识，双方核能合作商谈“取得重要突破”。
此外，美印还签署了《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要求保障航行和飞越自由，尤其是在中国南海。美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保障南海航行与飞跃自由，凸显了印太再平衡战略旨在平衡中国。
西方学者也承认，奥巴马此行有两国合作对冲中国崛起的考虑。当然，奥巴马此行还有别的目的，如推进全球减排进程、为巴黎气候变化峰会做准备等。
总之，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从转向亚洲到重返亚洲再到亚太再平衡最后变为印太再平衡，其目的是:平衡中国的崛起，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而不是为了以过去对待苏联的方式遏制/围堵中国。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奉行对西方开放、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以发展自己;中国不谋求意识形态扩张;中国奉行防御性核政策—最低核威慑政策与不首先使用原则没有挑战美国的核优势地位
中美之间存在大规模的文化与人员交流;双方一度是准盟友，现在依然保持大量的军事与安全合作，包括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开放敏感军事地点供对方参观等。[page]
五、“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外交
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外汇储备过多、境内消费不足等问题巫须解决;西部大开发效果不明显。
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周边国家多数经济上比中国落后既希望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又对中国心存疑虑，因而在安全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向区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靠拢。为此，中国政府对内提出建设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调发展两大战略。
对外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简称“陆丝”)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的“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对内具有“平衡地区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以开放促改革”“维护国家统一”等多重功能，以便将中西部地区建成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
但“一带一路”战略的侧重点无疑在对外方面，它是中国政府依据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所面对的国际环境而提出的顶层设计，或曰总体对外战略，旨在推进民族复兴进程。“一带一路”战略是开放性的，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
中国外交也在做出调整，从过去30年的“外交为发展经济服务”转变为“外交为中国复兴服务”。相应地，外交理念将从强调“韬光养晦”转向强调“有所作为”甚至“奋发有为”。
因此，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落实“有所作为”与“奋发有为”就成了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一带一路”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处理好“点线面”的关系，其中美国是“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线”欧亚大陆是“面”。
而“海丝”与“陆丝”主要针对中国周边国家。从力量对比的角度，中国需要应对的国家可以分为两类: 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与比自己弱小的国家。从军费开支的角度看，比中国强大的只有美国;从地理位置看，则需要应对周边国家与非周边国家。
中国奉行的不结盟外交与美国对中国崛起日趋明显的防范，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中美关系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则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在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 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迈向命运共同体”在习近平讲话中一再得到强调。
在2015年3月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公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一年因而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第一个全面落实年，“五通”成为“一带一路”的代名词。
从该文件中可以看出，经济领域既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也是推进与周边国家合作的重点。一年来这一战略取得了显著进展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成立。重点沿线国家与重点项目的推进(如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东盟国家港口与铁路项目的落实)。
在文化领域，除了孔子学院建设外，中方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让亚洲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让地区发展合作更加活力四射。为此中国承诺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每年提供10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安全与军事领域虽非“一带一路”推进的重点，但中国也在努力改善安全氛围。继2014年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和召开亚洲相互合作与信任(CICA，以下简称“亚信”)会议后，2015年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中俄海军5月和9月分别在地中海和日本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9月份中国与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海峡及其附近区域举行代号为“和平友谊一2015”联合军事演习(中马两军首次实兵联合演习)。
在政治领域，中国倡导建立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表述已经出现于中国领导人的话语中。
本届中国政府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将之放在突出的位置。习近平2012年年初访问美国时发表的讲话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声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节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被当作“一带一路”战略的一部分而被强调。
但是，美国官方迄今没有接受这种说法，针对中方提出的一些原则性主张，美方更看重在具体领域与议题上检验中国的主张如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E.Dempsey)多次强调应深化中美两军的军事交流。
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主管麦艾文(EvanMedeiros) 2014年11月甚至表示美方不参加口号外交。
以美国为重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容易在其他大国中引发猜忌等非预料效果，而建设“一带一路”需要众多国家的合作与配合，应该在这个过程中与许多国家构建新型国家关系。因此，中国在2014年年底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底的联合国总部之行中对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做了全面阐述，标志着这一外交理念已经成为中国推行“一带一路”过程中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遍准则。
六、中美两国的竞争与合作
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有扶助亚太国家平衡中国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与中国保持接触以引导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内发展的一面。
美国希望中国在这个体系内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与美国希望其亚洲盟国在平衡中国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自己的相对实力在下降，又要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现实的选择就是更多地借力。
这也正是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外交和全球战略调整的目的所在，主要体现为军事与安全领域从欧洲与中东收缩但强化在东亚的存在。
美国已意识到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只是希望这种崛起在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内和平实现。但作为霸主，美国不会幼稚地认为，没有必要为此做适当的防备。
在军事方面，美国的做法是从第一岛链撤到关岛到达尔文岛的第二岛链，并努力弥补这一链条的不足。
采取的措施有:强化与菲律宾的军事关系，并通过部队轮换实现了事实上的军事重返菲律宾;增加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提升樟宜基地的军事功能并增加使用频率。增加对印度尼西亚、越南的军事援助;试图构建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同盟以应对中国，包括举行联合军演和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
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目标是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获取经济利益、保持同盟体系等，但这些都不属于保卫本土安全那样的核心利益。作为需要关注全球的大国，美国不能为了与中国抗衡而在亚太地区投人过多的资金、人力等资源，况且美国本身也需要中国的合作。就中国方面而言，无论是在各个层面改革开放，还是与国际接轨，都是服务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开始向外扩展。
但是，中国的实力又没有强大到让外部世界做出改变来适应自己的程度。在这样的阶段推行“一带一路”，遇到一些困难与麻烦是很正常的。历史上崛起国利益扩张的时候，通常是用军事力量来确保资本输出。
而中国却是在用和平手段实现这一过程，这也增加了其难度。中国领导人郑重承诺: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把自己经受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这恰恰也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受到沿线国家欢迎的原因之所在
中国的睦邻、安邻、惠邻政策使其在推动周边合作时采用的是开放地区主义(openregionalism )，而不搞封闭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中国与苏联不同:苏联建立的是排他性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秩序，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努力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为现有世界秩序的一分子。
而且，即使到了2049年 中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之间依然很可能有巨大的差距因而，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只能在这个体系内进行，难以另起炉灶。
目前，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地区大国，但在某些方面有全球性影响力。中国的力量与影响处于上升期，中国梦的实现，意味着中国从“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变成“综合性全球大国”。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推进这一进程。
这一战略的重点区域是亚欧大陆，尤其是亚欧大陆的中东部。中国也希望在某些功能领域发挥全球性影响，建立亚投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美国曾经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则使得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不确定性容易导致恐惧，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有疑虑是正常的，中国需要做的是让其感受到善意、分享到好处，进而愿意置身于中国倡议发起的区域合作和全球议程。
这是一大挑战，但中国处于相对主动的位置，有较大可能实现。处理对美关系则棘手得多。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与现有国际机制的头号推动者与维护者美国对中国的崛起疑虑重重:
忧虑丧失在全球与亚太的霸权(或日领导)地位、疑心中国要将之排挤出东亚政治经济安全体系、担心被盟国拉人与中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等等。
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是历史难题，认为二者必然走向战争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许多人的信条。但中美都不希望全面对抗，并为此采取种种预防措施
除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与文化上的频繁交流外，双方在军事领域也签署了一些协议:2014年签署“两个互信机制”, 2015年9月又在两个互信机制下新增了“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与“空中相遇”附件。
整体上，中美两国战略之间并非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种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而是一种竞争关系， 或曰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 ,体现为既竞争又共存。
为了防止竞争演化为激烈对抗，双方又需要进行一些妥协与合作。这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尝试:
一是在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合作、二是某些功能领域的全球性合作一些学者注意到，中美互相需要对方的合作，两国关系的最高层面也仍然是合作。双方领导人都强调彼此合作的重要性。
如奥巴马在2013年与习近平的加州庄园会晤中表示，中美两国的关系对世界来说很重要，呼吁两国实现新模式的合作。美国国防部部长亚什·卡特(Ash Carter)在2015年3月的讲话中强调，中美关系不是零和，而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在中国方面，习近平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丝绸之路经济带旨在“建设新的开放与合作的经济发展带，把中国和沿线国家用发展这个主线紧密连接起来，构建经济、政治、安全、人文全面链接的新关系，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是推动建设“基于海上航行开放自由、 海上共同安全和海洋资源共同开发的新秩序，是合作发展的沿海经济带”。
因此，中美两国战略之间存在众多现实和可能的合作，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国际制度等诸多方面，但主要体现在经济、军事与安全等领域。
经济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种关系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不大可能出现根本性逆转，双边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可能进一步增加。经济相互依赖固然会导致国家间的摩擦，但总体上在两国关系中扮演的是建设性角色。
美国在构建国际机制方面的作用与能力依然无可匹敌。就“一带一路”战略而言美国不妨建立与推动一些机制的建设。
如参加亚投行与亚太自由贸易协定，促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与亚投行、丝路基金的合作，在一些国家共同开展项目。中美竞争性共存的典型例子是亚投行。
很难想象，冷战期的美国会许可自己的同盟国加人苏联牵头成立的国际机制而现在，美国则坐视自己的盟友一个接一个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甚至不排除自己未来也加人。对于盟国加人亚投行，美国虽然不高兴，但并没有全力阻止。
而如果涉及军事同盟关系，美国的反应将迥然不同。如果中韩尝试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哪怕韩国搞的是“双头同盟”，美国也会全力阻止。美国保持全球霸主地位的四大支柱是综合国力、国际机制、美元国际地位与军事同盟体系。
美国的经济总量与国防支出在未来有可能被超过，从而严重削弱其综合国力进而迫使美国在国际机制主导权上做出一定的让渡。
美元国际地位与军事同盟体系因而成为美国力保的最后支柱。这两者在和平状态下很难被更替，尤其是军事同盟体系。
中美双方在安全与军事方面也有进一步合作的空间，特别是海上安全领域。中国海军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从近岸防御 到“近海防御”转向现在正处于从“近海防御”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的转变阶段。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海军走向远海并成为全球海上安全的提供者是必然趋势现阶段，西太平洋是双方互相调适的重点区域。
中美之间有大量事务需要协调，以避免不必要的争端与摩擦发生。为此，除了军官互访、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外，还有许多事情可做。以南海为例双方可以尝试划定彼此行为的“红线”，避免把对方逼到墙角。
2016年1月31日美国驱逐舰“柯蒂斯威尔伯”号未经批准进人中建岛12海里的行为，已经违犯了中国的法律，也与美国既往在中国沿海12海里内航行时通常经过批准的做法不同。
美国如果继续采取明确违反中国法律的行动，中国除了强力反应，没有更好的选择。“一带一路”与再平衡两种战略之间除了合作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
而在军事领域，由于军事同盟的封闭性，还存在对抗性的一面。对于竞争性的一面，双方不妨坦然承认，并为此制定一些游戏规则。由于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对抗有可能导致双边冲突，为此中美双方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其实，中国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也是双边安全合作的一个方面，有助于减少双边的互相疑虑。为此，除了现有的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之外，中美可以尝试在阿富汗重建、巴以冲突调解、应对“伊斯兰国”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甚至可以考虑在中日美韩之间开展军事对话。中日之间正在酝酿的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或可拓展到包括韩美两国。 2015年4月22日，175个国家签署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就展示了中美合作的世界意义，是两国合作的成功范例。
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40%，两国达成的两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2015年12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6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两国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的通力合作则确保了协议的通过。
七、结 论
根据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所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便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实现。
作为大战略，“一带一路”将引导中国的对外发展，并塑造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
总体上看，这一战略实施的重点在经济领域，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电站、油气管道等项目建设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产业部门。政治安全领域有亚信机制等，文化上也有扩大留学生规模、互办文化节等规划。
机制的构建是开放性的，并没有把美国排除在外，这与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等排他性协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国家能力到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决定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性质并非遏制中国，而是两面下注。这一战略包括接触与防范两个方面。其在2009年前主要表现为接触的一面，此后开始强调防范的一面，并在2013年发展为涵盖南亚的印太再平衡。
美国无法为“一带一路”涉及的地区提供足够的资金、技术、产品、人员等支持其本国也需要中国的资金，但又不希望丧失(至少是过快地丧失)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与利益，包括经济利益。
因此，中美双方存在合作的空间，以经济领域为主，同时也存在于安全、政治、文化等领域。
为此，美国可以考虑参加亚投行、亚信、亚太自贸协定等已经或正在成型的机制，但亚洲国家有权利构建不包括美国的地区机制。
美国还可以鼓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投行、丝路基金进行更多的合作。
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之间并非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两国的战略目标虽然有竞争乃至对抗一面但也存在广阔的合作的空间。(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