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提升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我国经济形态由低附加值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外延扩张型经济向高附加值的内涵开发型经济转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化，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产业形态由传统产业为主向智慧产业为主转化。智慧产业，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创新驱动不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且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使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经济增长方式上升为社会经济形态。
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的智慧经济本质上是智力经济，而智力中最根本的是创造力。因此智慧经济形态要求以提高人的创造力为教育的最根本目标。创造力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建构创新型的教育体制、智力开发体制作为重要内容。
现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致的应试教育文凭至上严重扼杀了人的创造力，造成全民除了读教科书外业余时间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造成网吧爆满图书馆冷清，与智慧经济所要求的国民素质结构背道而驰。现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通过垄断教育资源来垄断中国人民的发展权，通过垄断中国人民的发展权来垄断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通过把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纳入GDP增长统计数字源、在使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为教育产业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教育产业为GDP增长贡献最大化。如果说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理论基础是GDP经济学，那么认为中国人口多要发展GDP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中国只要奴才不要人才、只要高端劳动力不要高级创新人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理论基础是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而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的理论基础仍然是GDP经济学。如果说在小商品经济、工业经济时代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有相对的真理性，那么智慧经济时代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就是根本错误的理论。在智慧经济学看来，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以中国人口多为由认为中国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看出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在资源禀赋观上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认为中国要发展GDP只需要奴才不需要人才，所以中国要教育产业化延长教育产业链培养高学历无真正创新能力的低端劳力，不要国民创新体系培养真正的高级创新人才。
在GDP经济学、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横行中国、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以来，已经果断停止了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口号，并出台了一系列靠牺牲国民创新体系来保证教育产业化延长教育产业链扩大教育产业规模的政策措施，以GDP为中心作出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学术评价体制、人才体制与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设计，使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假专家假教授泛滥，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为逆选择逆淘汰披上合法的外衣，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官本位”，强化了学术行政化、学习行政化、干部教师科研乃至研究生队伍中经济与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与智慧经济、国民创新体系对人的素质要求格格不入乃至正相对立。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教育产业化演变成的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产生极大的扭曲异化。教育“产业”的本质应该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现行GDP导向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中国国民创新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智慧经济要求根本上改变目前的这种把学校利润而不是学生智力放在首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
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的要害：西方中心论。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的要害：西方中心论。北大清华的教授聘任、评职称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使国内第一流的成果无法在北大清华这个平台得到推广，同时却使大量有“世界顶级名校博士”头衔、能够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文章、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学者得以占据北大清华的制高点时而英语时而汉语、时而汉语夹英语、时而英语夹汉语夸夸其谈，胡说八道，扩大影响力，使社会话语权分配“劣币驱逐良币”，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前沿知识信息不对称状态，这不但误导了学术评价标准，而且误导了社会发展方向；不但对真正优秀的学者不公平，而且对社会不公平。
据了解，由于和就业、职称、调动、户口等巨大利益挂钩，我国硕士、博士授予中的潜规则，已经逐步在教育产业中形成有巨大寻租空间的“灰色产业”或“第二教育产业”，常艳和她导师的故事、厦门大学博导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几个女博士生的故事只是其中的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六条 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人员，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博士学位：（一）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三）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北大清华规定，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必须有硕士学位5年以上且获得国家级奖项。北大清华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的条件为什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不符？为什么北大清华均声称该条件是教育部规定，而教育部却不承认？这北大清华和教育部之间的双簧把戏里面有没有猫腻或不可告人的目的？北大清华规定的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的条件实际上阻断了同等学力程序取得博士学位的通道，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泡沫化。抬高学历贬抑学术，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使全社会假学历假文凭假学位泛滥，显然是高校中潜规则的显化与强化、延伸与扩大，有“内部人”以高校自主办学为名，通过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自身标准制造门槛垄断学术评价话语权与国家学术公共品资源不当竞争不当得利的嫌疑，不但违背宪法而且违背科学发展规律，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与北大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建筑，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占地面积，不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世界顶级名校”博士，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师。大学大学，大师来讲学。而世界一流大学，无非就是由世界一流大师来讲学，有世界一流大师在讲学。爱因斯坦在哪一所大学任教，哪一所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也就转换成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师的问题，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也就转换为怎样拥有世界一流大师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师呢？从科学史的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师之所以是世界一流大师、世界一流大师之所以高于一般大师，就在于他有自己的、以世界为参照系的新的科学范式，而新的科学范式只能以全世界为参照系。衡量一个人是否世界一流大师的标准，只能是原创思想而不是头衔。
世界一流大师原创思想不是由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
原创性是什么？原创性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是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
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陈世清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而只是忽悠我们这些乡下人土八路的“原创”。
所谓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不是学者头衔的国际化、论文语种的国际化、发表论文刊物“级别”的国际化，而是成果原创程度参照系的国际化。经济学的国际化不是西化，不是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是用英语作为经济学学术会议的工作语言，而是经济学理论原创参照系的国际化。
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科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同层次的“原创”，产生不同层次的“大师”。
一级大师：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
二级大师：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认识发展某个圆圈中的某个小圆圈。
三级大师：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认识发展长河中的某个环节。
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大师，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不管他是世界哪一所“顶级大学”毕业的博士，不管他能流利地讲几口、几国外语。
世界一流大师，就是一级大师，起码是二级大师。如果是三级大师，那就是普通的大师。我们的大学怎样才能拥有世界一流大师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逐步停止了改革开放以前、刚改革开放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口号和相关政策，在人才体制、学术评价、干部人事制度中唯学历是问，是改革的成果还是改革的怪胎？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国际标准合拍，还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扭曲与异化？在党中央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创新创业机会的时代，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极力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量子时代仍然试图用西方还原论思维方式掌控中国经济解释的话语权，用西方文化定位中国文化，用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用西方经济学话语权指导中国发展，用西方增长模式作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标本。泡沫GDP既是西方话语权产生的怪胎，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语系语境的“非理性”结晶。GDP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社会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无国界的幌子，妄图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他们极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扼杀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贬低中国人民的创新成果，剥夺中国人民的创新权利，摧毁中国国民创新体系；与此同时他们大量引进西方原版教材，大力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妄图在使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沙漠的同时使中国成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使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在给教育产业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教育产业为GDP增长贡献最大化。GDP导向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国民创新体系、中国国民素质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智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智力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性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智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作为智慧经济重要内容的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而国民创新体系又是社会GDP这一系统工程。社会GDP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智慧经济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人的智力、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智慧经济形态中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智慧经济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市场化等于产业化、产业化等于金钱化，使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剥夺了人的起点平等，而且形成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经济的不良社会风气，并为权力寻租提供理论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假学历假文凭将摧毁整个社会的机会公平机制，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积极性，是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的癌症——教育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医疗产业化不断冲击医德底线，进而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实践证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是一种政策腐败；教育和医疗要不要、怎样产业化必须纳入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定位。根据科学发展观，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健全的智慧经济不可缺少的社会系统工程。
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说明，要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然要求把教育体制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把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以科学理论创造力作为衡量教授学术水平和学生科研能力的唯一依据、以科学论文的原创程度作为评价教授学术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以原创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作为大学水平的唯一标准。
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没有原创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人类科学史就是原创理论的产生、发展史。大学教授与学生的原创思想不是由撰写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评判大学教授与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标准不是西方名校科班出身、获取美国博士学位院校的排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弟子、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而是产生原创理论的能力。评判大学教授与学生学术论文价值的标准不是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也不是得到什么奖项、得到奖项的级别，而是理论的原创性。
无博士学位、无院士职称、无海外学历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以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中国科学家，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打了美国博士学位院校的排名作为评价教授科研能力的标准，刊物影响力和“级别”、论文引用率排名作为评价教授科研成果水平的依据的“国际惯例”的耳光。诺贝尔遗嘱中关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生理学界或医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这里的“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最重大的发现”、“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说明，所谓真正的、对人类有贡献的成果就是发现、发明、创造，发现、发明、创造就是第一。诺贝尔奖以“第一”——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成果的原创性定位教授的科研水平，成果的原创性定性定量教授科研成果的价值，才是科学评价的真正的国际惯例。
什么是创意？创意就是原创思想。国民创新体系的逻辑的与现实的出发点，也就是创意——原创思想。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地位将逐步被科学创新、知识创新所取代。知识创新、软技术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著作权与专利技术的背后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原创思想。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就是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后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后面的原创思想。不管这些原创思想以什么方式、途径表现出来，只要表现出来、贡献给社会，就应该得到鼓励与受到法律保护。鼓励与保护原创思想，是鼓励与保护创新的源头；原创思想“为有源头活水来”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如果说，国民创新体系的源头是原创思想，那么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在教育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造型人才；通过大学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造型人才的同比增长。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目前全国性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是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的典型。由于外语的非母语性质，外语学习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同创造力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兼容性，使目前的全民“外语热”极大程度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造成大量的创造性人才被埋没，是中国思想家断层的根源之一。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层面——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同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尽快予以废止；并举一反三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
要把激发国人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要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与教育行政化、学术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在体制内，而且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继承轻发展、重按部就班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异化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以及由异化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衍生出来的异化的人才体制。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文凭泡沫化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科研教育边际效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评奖靠潜规则。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 “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是通过教育体制改革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就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与道德风尚；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使改革由追求GDP数字增长回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轨道上来。
模式转轨主导教育体制转变，教育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教育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教育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教育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核心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