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以降，美国之所以能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除了物质层面的优势以外，更多的是包括科学技术、代议政治、社会伦理、文化价值等一系列制度层面的优势。美国自身将其对世界的领导称之为“天赋使命”（MannifestDestiny），虽然这是美国霸权的直接体现，但毋庸置疑的是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在世界上纵横捭阖，除了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体量的凭借，更多的是知识精英对国际大势的把握、对战略格局的运筹。而知识精英中的佼佼者则是被称之为国家之大藏的战略思想家(grandstrategist)。美国建国以来的战略思想，特别是冷战期间的国际战略思想，是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的战略认知能力和战略判断水平的重要体现。[1]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美国赢得冷战的基础和动力是其国内的改革和变革，[2]但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精致设计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贡献同样举足轻重，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国际关系学、国际战略学的生成与发展是与知识精英紧密相联的。知识精英们不但创建了多种范式和流派的国际关系、国际战略理论，他们还参与甚至主导了某个时期、某个时段的国际关系实践。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W.Thompson）将这样的知识精英称之为“国际思想大师”（mastersofinternationalthought）。[3]1980年，汤普森在其名著《国际思想大师—二十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一书中评述了他认为的十八位“国际思想大师”。无论是爱德华·卡尔（EdwardHallettCarr）、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J.Spykman），还是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乔治·凯南（GeorgeKennan）、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抑或马丁·怀特（MartinWight）、阿诺德·汤因比（ArnoldJ.Toynbee）、雷蒙·阿隆（RaymondAron），作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国际思想大师”，他们都在开创和发展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扮演了积极的、关键的角色。[4]随后的1994年，汤普森又从更大范围的政治思想史领域来探索当代国际思想的早期渊源，从而写成《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一书。在这部著作里，汤普森从讨论经典政治哲学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关联性出发，评述了从柏拉图（Plato）、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格劳秀斯（HugoGrotius）到亚当·斯密（AdamSmith）、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卡尔·马克思（KarlMarx）等十六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并着重阐述了这些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对当代国际理论和国际事务的重要性。[5]1997年，两位来自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者伊弗·诺依曼（IverB.Neumann）和奥勒·韦弗尔（OleWaever）承继汤普森的写作旨趣，编著了《未来国际思想大师》一书，作者认为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等十八位正在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有可能是未来的国际思想大师的候选人。[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即进入后来被称之为“冷战”的时代。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在由二战所塑造的国家安全机制中，在战后美苏对峙的特定历史情境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作为国家智力储备被动员为国家效力，从而广泛地介入了与冷战相关的“学界—政府”共生关系当中。[7]这批深度参与到冷战中的理论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等被冠以“冷战知识分子”(ColdWarIntellectuals)的称号。[8]冷战知识分子群体是一种具有鲜明美国历史特性的知识社会学现象，它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政治史、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之中。在相当程度上，冷战知识分子代表了20世纪美国历史变迁中的一些关键要素，是美国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的本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其面临的长期内外危机所做出的反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9]战略型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即便是对政府决策的批评也能表明他们的思考与讨论是自发或自觉服务于美国国家与民众的利益的。无论是设想对苏战争策略和西方同盟战略，还是追求和平的核裁军，以及寻求安全的民防计划，都是既希望“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又希望“避免核战争”。这些美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根本目标是在冷战与核武器威胁并存的背景下，维护西方安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最佳方案。[10]
由于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崛起，特别是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性主导权力，在20世纪的国际思想界，无论是已经被称之为“大师”的思想家还是未来可能成为大师的理论家，美国的“大师”或“潜在大师”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在美国作为世界主导国家的历程中都提供了具有宏大战略视野的战略思想，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价值判断标准。[11]战略思想家们从事战略问题研究，通过撰写学术著作、发表研究论文、发布研究报告、进行公开演讲、发起学术争鸣等方式创造了丰富且优秀的成果，这些成果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一起成为与美国国家发展相伴随的战略思想。这些战略思想虽然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考量，也带有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局限和意识形态的局限，但这些战略思想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仍然是人类社会的重要遗产。当然，冷战时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发挥重要影响的战略思想家不在少数。一部分战略思想家进入政府、军方参与决策，将战略思想融于战略决策中，但更多的是依托学术机构、高校进行研究从外围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战略学者。
研究美国的强盛之道，缺少不了对美国强盛过程中“人的因素”的研究，尤其是美国的外交与战略精英对美国的强盛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美国战略思想史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确立世界主导性国家地位以来，乔治·凯南（GeorgeKennan）、保罗·尼采（PaulNitze）、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等一批战略大师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设计与推进、调整与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世界上少数几位被公认（widelyacknowledged）的具有大战略视野的美国战略思想家（strategicthinker）。另外，他们也都是较高层次的学术名人(top-tierintellectualcelebrity)，他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和全球事务的言论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12]
二、战略思想家研究的四重维度意义
战略思想家不但是美国崛起过程中和成为世界主导国家之后的重要战略资源，而且其战略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使其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内容。美国战略思想家通过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与此同时，由于战略思想家群体的影响力，他们也成为被研究的对象。研究美国战略思想家与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至少具有四重维度的重要意义。
第一，历史维度上的意义。历史实践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和路径。[13]约瑟夫·奈（JosephS.Nye）指出，国际关系研究者要借鉴历史来理解国际事务和国际冲突的延续和变迁。[14]杰克·列维（JackS.Levy）对比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之间的差异后指出，历史学家注重描述、说明和解释单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国际关系学者则侧重将历史事件和实践中的变量归纳为规律性和理论性的陈述，两者应相互借鉴和补充，并强调国际关系研究中要加强对历史学科及其它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15]确实如此，著名的国际战略著作几乎都是在历史研究中进行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如艾尔弗莱德·马汉（A.T.Mahan）在《海权在历史上的影响（1660—1783）》的著作中通过对17世纪和18世纪海战史的研究提出了“海权论”；[16]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一书中通过对五百年的历史比较提出了大国兴衰的理论。[17]从历史维度来考察美国战略思想家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作用和影响及在其中的角色，有助于理解冷战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特别是诸如凯南、尼采、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战略思想家的经历都贯穿了整个冷战时期，而且他们的战略思想也大都是从历史的镜鉴中汲取并且他们本身也是冷战史的创造者群体。
第二，理论维度上的意义。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很大的鸿沟，理论家与实践者之间的差别也日益增大。[18]保罗·尼采甚至对此尖锐地指出，二战以来，美国人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常识往往相悖，其作为现实政策运作的指导，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其价值也非常有限。[19]即便如此，理论对实践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外交实践中更需要理论框架的支撑。“均势”（balanceofpower）理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理论，[20]“均势”战略则是战略家模仿、借鉴较多的外交实践。“大师”级的战略思想家几乎都发展或创设了新的理论模型和框架。基辛格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上“均势”外交的推崇者，均势理论成为基辛格推行“缓和”战略的理论依据。布热津斯基则是在继承和发展麦金德（H.J.Mackinder）的“大陆心脏”学说[21]、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22]以及豪斯霍夫的“泛区域”理论后，综合成为“地缘”战略理论。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与外交实践紧密相连，如凯南与尼采推行的“遏制”战略、基辛格推动的“缓和”战略和布热津斯基发展的“地缘”战略。分析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互动关系不可避免地要评述战略思想家的理论偏好、影响其战略形成的理论镜鉴和其理论的历史局限，这从理论维度上将进一步揭示影响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来源。
第三，现实维度上的意义。美国战略思想家的成长经历、学术造诣、战略素养、公职历练以及与国家安全战略的互动在现实维度上对我们今天成长中的战略知识分子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大国，需要前瞻性、建设性的国际战略思想来指导中国未来的国际路向。这不但需要有中国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战略家，而且需要有超越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有学者甚至列出了中国战略思想家的基本要求，即：要具有协助政府确立未来外交规划的战略视野和意识、要具有统筹国际国内两大大局的战略思维和能力、要具有塑造国内共识与国际舆论友好氛围的战略远见和胆识、要具有尊重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战略批评和建议的雅量和气度。[23]一个大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不发达，战略思维不厚重，其国际战略决策的基础就不扎实，就容易导致方向性的错误。[24]因此，从现实维度上，我们既要借鉴中国古代的战略家的战略思想，也要吸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战略家的国际战略思想，为我国的国际政治实践提供参考。我们可以从美国战略思想家的思想与行为来检视中国战略家的素养等问题。
第四，冷战战略研究维度上的意义。鉴于“冷战”时期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演变的重大影响，国内外关于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军事、战略、经济、社会等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25]而其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的实力和地位以及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关键角色和影响，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关于冷战时期的大国博弈，从历史学、军事学、经济学到理论模型的建构、国际体系的变革、国家间政治的假设等等，研究角度极其丰富。冷战结束以来，对冷战史的研究进入了“新冷战史”（TheNewColdWarHistory）[26]的阶段，无论是对文献的借助，如对各国解密文献的使用、对各种回忆录的交叉使用，还是研究视角的拓展，如冷战的文化视角、冷战的心理视角等，都大大提升了对冷战研究的格局。从冷战时期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间互动的角度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冷战的研究、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必要，关注这一议题是对冷战史研究的拾遗补缺和有益补充。
大多数战略思想家参与决策实践是通过为对外政策决策提供多种方案并阐述每种方案的利弊和影响以供决策者选择的方式。而凯南、尼采、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独特在于他们既是战略思想家又是主导决策的关键人物，两者的结合让他们的战略思想直接转变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践。
遏制战略（containmentstrategy）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政策的基石，这一战略为美国与苏联的博弈和对抗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在不同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苏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美国内外政策的变化，遏制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也经历了不断完善、修正和调整的过程。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推动的遏制战略以及基辛格建基于均势政治上的缓和，从某种程度上都是遏制思想的体现，也是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27]但布热津斯基的战略思想中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色彩更加浓厚。战略思想家们的遏制思想更多的是将苏联作为冷战对手的一种假设，以达到维护美国优势的目的。冷战研究的修正派代表学者认为，二战结束时苏联遭受到战争重创和巨大损失，其实力很难与美国相比，根本不可能对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构成威胁。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上，美国都占有压倒性优势，苏联在中东欧和其它地区政策上表现是防御性的。[28]戴维·霍洛维茨（DavidHorowitz）指出：“美国战后的遏制政策和创造实力地位的政策远不是被动做出反应的性质，也不是旨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结束冷战，而是要把当时存在的军事和经济上的相对优势转变为绝对优势，要对苏联具有压倒性优势和发号施令的能力。”[29]因此，虽然战略思想家们提出的遏制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但实际上这种理论来源和外交决策都建立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实际需要上，只是战略思想家们提出的战略理论契合了这一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国面临国内外的困境，美国陷入了二战结束以来的“信心危机”（crisisofconfidence）。一方面，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导致民众对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产生了危机感，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经济衰退、种族冲突、麦卡锡主义煽动的民粹极端主义氛围导致国内陷入一定程度的恐慌。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稳定国内形势，尼克松—基辛格有意识地将“缓和”（détentestrategy）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选择。基辛格从维护美国利益出发，超越短期的意识形态对抗，通过谋求与美国的缓和来减少两国发生战争的威胁，这是基辛格对西方传统的均势政治、均衡战略的经典运用。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一直以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来维护自由世界的安全。而基辛格推动的缓和将美国与苏联的直接对抗转为以两国的对话和合作来共同促进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从而达到为美国恢复实力和调整战略赢得时间的目的。布热津斯基也赞同在核武器竞争时代，缓和对维持美苏关系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他主张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要与美国的力量变化相适应，美国对外战略要限定在不损害美国重大安全的力所能及范围。但他仍坚持在缓和过程中美国必须坚持道德力量作为在意识形态层面与苏联竞争的有力武器，这样就可以达到既能通过缓和避免美苏之间的战争，又可以将缓和作为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30]但从现实政治来看，布热津斯基的谋算过于乐观了，而且仍以意识形态作为美苏斗争和博弈的主要手段，这样不可能让苏联放松对美国的警惕，只会提升苏联的“不安全感”（insecurity），进而使其采取更加“积极”的扩张政策来维护自身的安全。1979年12月，随着美国入侵阿富汗，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走向破产。而布热津斯基推动“卡特主义”的出台，改变对苏的缓和政策，开始以地缘政治对抗的战略在亚欧大陆与苏联展开博弈和较量。
战略知识分子或在政府内部负责战略政策研究工作，或在政府外的研究机构中承担战略思想的酝酿、发展和诠释，他们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群体。从宏观角度看，美国战略思想家这个群体的国际影响主要是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提升国际战略的学术研究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一是推动美国国际战略的演进。在每个时期活跃的战略思想家往往对美国国际战略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战略思想家著述里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和分析往往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政府对外战略的需要。另一方面，战略思想家也往往直接参与到美国国际战略的制定乃至直接推动国际战略的实施。战略思想家推动了美国国际战略的演进，他们的战略思想也成为重要的思想理论遗产。如1957年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战略思想理论，该思想受到肯尼迪总统的认可，改变了肯尼迪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转向采用“灵活反应战略”。[31]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围绕着“大规模报复战略”，对热核时代的威慑战略的思考与讨论，带动了美国朝野各界对当时美国核战略的广泛探讨，为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核战略由“大规模报复”向“灵活反应”转变、由“全面战争”战略向以“确保摧毁”为后盾的有限战争战略的转变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2]
二是提升国际战略的学术研究。由于二战后美国对世界的超级影响，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也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中心，国际学界对西方战略思想的研究也从传统的欧洲转向美国。20世纪40—70年代，随着美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的大幅提升，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也逐渐占据了国际战略理论的中心舞台与历史上军人出身的西方战略家不同，美国文人战略家大多学者出身，具有深厚的欧洲文明根基，对战略问题的看法则完全摆脱了单纯军事观点的裹臼。这些战略家无论在野横议，还是在朝弄权，都对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3]从今天来看，他们的战略思想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反鉴作用。无论是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战略认知，还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都或多或少显露出重大战略思想的遗风。
三是维护美国霸权。护持霸权、确保世界领导权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根本性战略目标，美国战略思想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根本出发点必然是维护美国霸权。基辛格在最新力作《世界秩序》（WorldOrder）中富有哲理地讲到，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而政治家必须在结果难料的情况下做出应对挑战的决策。[34]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的崛起，美国出现了一批“正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问题”的战略思想家，虽然他们的战略设计都是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为目的，但这无碍他们的“战略大家”影响。美国的战略思想家纵横捭阖，在国际大势中著书立说、针砭时弊，他们的影响及至世界。
我们在认知美国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及其个人的重要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美国战略思想家及其战略思想的局限性，对其要有批判性的反思。如美国战略思想家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提出的战略思想在维护美国霸权的同时，也带有极大的意识形态斗争思维，甚至带来战争的灾难。
五、结语
冷战期间美国战略家的思想和行为是整个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发展、转变、演进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美国战略思想家的精神气质、思想遗产、政治智慧、历史经验或成败得失对于中国正不断崛起为世界强国时期需要的理论准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美国的战略精英提供的战略思想对美国成为全球主导国家提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意义对中国具有的重要借鉴意义。我们要从中观察，美国的战略精英如何确定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与优先次序、判断内外威胁与挑战、评估自身能力并做出战略选择，以达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确定、巩固或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目的。[35]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还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推动都需要战略型、安全型、发展型的多元战略思想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中国与美国虽然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国家战略的推行需要战略思想的支撑是相同的。
注释：
[1]Seung-YongKim，“AmericanElites’StrategicThinkingTowardsKorea：FromKennantoBrzezinski”，Diplomacy﹠Statecraft，Vol.12，No.1，March2001，pp.185-212.
[2]JackSnyder，MythsofEmpire：DomesticPoliticsandInternationalAmbition，IthacaandLon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DerekLeebaert，TheFifty-YearWound：HowAmerica’sColdWarVictoryShapesOurWorld，NewYork：LittleBrownCompany，2002；王缉思：《国内变革：美国大战略及其赢得冷战的基础与动力》，王缉思、牛军主编：《缔造霸权：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与决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代序言，第1-18页。
[3]KennethW.Thompson，MastersofInternationalThought：MajorTwentieth-CenturyTheoristsandtheWorldCrisis，BatonRouge：LouisianaStateUniversityPress，1980；KennethW.Thompson，FathersofInternationalThought：theLegacyofPoliticalTheory，BatonRouge：LouisianaStateUniversityPress，1994；IverB.Neumann，OleWaever，TheFutur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MastersintheMaking，Routledge，1997.[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M]，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M]，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挪威]伊弗·B.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M]，肖锋、石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汤普森对国际思想大师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偏好，但本文主要借鉴他对国际思想大师与国际关系演变之关系的评述，不在于对国际思想大师选择的标准。
[5]KennethW.Thompson，FathersofInternationalThought：theLegacyofPoliticalTheory，BatonRouge：LouisianaStateUniversityPress，1994.
[6]IverB.Neumann，OleWaever，TheFutur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MastersintheMaking，Routledge，1997.
[7]王子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及其影响》[J]，《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第126页。
[8]牛可：《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分子》[J]，《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5期。所谓“冷战知识分子”（coldwarintellectuals），主要指高度认同冷战的国家目标、以高度自觉和积极的方式介入冷战政治和冷战意识形态塑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
[9]牛可：《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分子》[J]，《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5期。
[10]刘磊：《美国知识分子与美国核战略思想的演变（1945-1960）》[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11]JeffreyS.Lantis，“StrategicCultureandNationalSecurityPolicy，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4，No.1，2002.
[12]CharlesGati，eds.，TheStrategyandStatecraftofZbigniewBrzezinski，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13，p.192.
[13]J.DavidSinger，“TheHistoricalExperimentasaResearchStrategyintheStudyofWorldPolitics”，SocialScienceHistory，Vol.2，No.1，Autumn，1977，p.1.
[14]JosephS.Nye，Jr.，UnderstandingInternationalConflicts：AnIntroductiontoTheoryandHistory，NewYork：Longman，2000，p.2.
[15]JackS.Levy，“TooImportanttoLeavetotheOther：HistoryandPoliticalSciencein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2，No.1，Summer，1997，pp.20-22.
[16]A.T.Mahan，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istory，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1890.
[17]PaulKennedy，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EconomicChangeandMilitaryConflictfrom1500to2000，NewYork：RandomHouse，1987.
[18]AlexanderL.George，BridgingtheGap：TheoryandPracticeinForeignPolicy，Washington：UnitedStatesInstituteofPeacePress，1993；StephenM.Walt，“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oryandPolic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nualReviewofPoliticalScience，Vol.8，2005.
[19]PaulH.Nitze，TensionbetweenOpposites：ReflecitonsonthePracticeandTheoryofPolitics，NewYork：Scribner，1993，p.3.
[20]StuartJ.Kaufman，RichardLittleandWilliamC.Wohlforth，eds.，TheBalanceofPowerinWorldHistory，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7；DanielH.Nexon，TheBalanceofPowerintheBalance，WorldPolitics，Vol.61，No.2，2009，pp.330-359.
[21]H.J.Mackinder，“TheGeographicalPivotofHistory”，TheGeographicalJournal，Vol.23，No.4，1904.
[22]NicholasJ.Spykman，America’sStrategyinWorldPolitics，NewYork：HarcourtBraceandCompany，1942；吴征宇：《尼古拉斯·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及其战略含义》[J]，《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第78-83页。刘中民、黎兴亚：《地缘政治理论中的海权问题研究：从马汉的海权论到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J]，《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7期，第34-45页。
[23]2015年11月20日，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研究员的访谈。
[24]王缉思：《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J]，《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08年第1期，第1-3页。
[25]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著名历史学教授莱弗勒（MelvynP.Leffler）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历史系著名历史学教授文安立（OddArneWestad）共同主编的《剑桥冷战史》（TheCambridgeHistoryofTheColdWar）是最全面、系统阐述冷战历史的权威著作。参见MelvynP.LefflerandOddArneWested，TheCambridgeHistoryofTheColdWa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
[26]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把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对冷战的重新考察、研究和评估的现象称为“新冷战史”。参见JohnLewisGaddis，WeNowKnow：RethinkingColdWarHistor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但在加迪斯的该著作中，作者是以胜利者的心态和姿态重新审视冷战历史，认为冷战的形成都是共产主义的错误。对于这种看法，美国主流媒体给予高度评价，但也有学者指出，把冷战的责任完全推给苏联有失偏颇。实际上，美国的传统派（Traditinalists）学者往往把冷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苏联的非理性扩张，认为美国是对苏联的扩张做出理性的回应。关于冷战的起源、冷战的责任已经存在各种看法，但仍未有一个获得各方共同认可的答案，这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历史疑难问题。
[27]近年来，关于基辛格到底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出现了新的争论，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新近出版的研究基辛格的著作中更是直接将基辛格看做是理想主义者。参见：NiallFerugson，Kissinger，1923-1968：TheIdealist，NewYork：ThePenguinPress，2015.
[28]D.F.Fleming，TheColdWarandItsOrigins，NewYork：Doubleday，1961.
[29]DavidHorowitz，FromYaltatoVietnam：AmericanForeignPolicyintheColdWar，NewYork：PenguinBooksLtd，1969.
[30]GerryArgyrisAndrianopoulos，KissingerandBrzezinski：TheNSCandtheStruggleforControlofUSNationalSecurityPolicy，NewYork：St.Martin’sPress，1991，p.106.
[31]周琪：《美国外交决策过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20页。
[32]刘磊：《美国知识分子与美国核战略思想的演变（1945-1960）》[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33]王福春：《基辛格的外交思想述评》[J]，《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3期，第93页。
[34][美]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491页。
[34]关于美国崛起的理论准备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可参见杨洁勉等：《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M]，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