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明确将本土恐怖主义列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一部分，这说明它已引起美国政府的警惕与重视。迄今为止，这种本土恐怖主义主要表现为“独狼式”袭击，它具有下述特点。一是难以监控。“9 · 11”后，美国大幅增强了边境与海关查验力度以及海外情报收集与处理能力，这有效阻绝了来自于国外的恐怖分子袭击，但对于由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在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下而发动的恐怖袭击而言，这种做法显然并不奏效。二是攻击更易。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对本国公民采取约束措施时面临不小的挑战。对于那些没有犯罪前科的潜在恐怖分子，美国的监控网络难以发挥功能。更重要的是，由于激进主义思想传播方式的多元化，美国政府想将那些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完全收罗到自己的监控网络中来其实也并不现实。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国公民在获取枪支方面更为便捷。换言之，潜在恐怖分子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得到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这为造成大规模血案提供了条件。
因此，面对本土恐怖主义袭击的迭次发生，美国的反恐战略需要做出深刻的反思与调整。简言之，美国需要一项综合性的安全战略来应对不断衍生的本土恐怖主义威胁。
首先，在社会安全方面，要再次明确严格枪支管控的重要性。当然，要实现在美国完全禁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对购枪者进行更严密的安全审查，包括精神状态的审查以及禁止出售攻击性武器等措施，还是可以做到的。
其次，要打破党派政治的局限，协调两党在控枪政策上的立场并采取果断行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政治中的党派分歧再次凸显，民主党人强调其一贯的立场，即严格枪支管控措施，并试图推动国会立法，而共和党人仍然对此持反对立场。实际上，在今年年初，奥巴马总统因无法获得国会的支持而不得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推“限枪令”。从这个角度来说，受到党派利益绑架的美国政治在应对诸如枪支管控、移民政策改革等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上很难有所作为。这不得不给外界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与党派利益相比，民众利益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再次，美国需要加强社会融合，促进各宗教、各族裔群体的团结。无论是去年底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的枪击事件，还是现今的奥兰多事件，案犯均受到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其穆斯林身份，从而使得美国民众将恐怖袭击与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尽管奥巴马总统十分慎重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讲话中拒绝使用“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激进伊斯兰主义”等词汇，以免引发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以及美国国内非穆斯林群体与穆斯林群体的紧张关系。但是，一些政治人物为了其政治利益需要却在不断渲染“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威胁，例如特朗普在枪击案发生之后表示，如果奥巴马不能明确使用“激进伊斯兰主义”这个词就应该辞职，如果希拉里不能使用就应该退选。这种“火上浇油”的做法有可能令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陷入紧张，也可能引发美国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恐慌，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分裂。值得一提的是，从特朗普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语，其受众是十分明确的，就是美国选民。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如此行为，应该是充分考虑到在其受众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美国人认同其观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社会在恐怖威胁与穆斯林群体之间建构了某种联系。由此可见，此类恐怖袭击案展现出美国社会存在着被撕裂与分化的风险，从而增加了其社会与文化融合任务的紧迫性与艰巨性。
最后，美国应该调整与更新其内外反恐政策。从内部来说，美国应进一步完善其情报收集、分析与后续处理能力，这需要加强情报与安全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从外部来说，美国在反恐手段上应更加多元化，在运用“无人机”“特种作战”等方式打击恐怖主义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些措施的外溢效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需要将其反恐战略目标单一化、明确化，不应该在反恐问题上持有双重标准，对加强国际反恐合作设置不必要的障碍；不应该在“反恐”政策夹带“私货”，如打着“反恐”的旗号行“政权更迭”之实，否则，美国的反恐战略将会陷入在消灭一个对手的同时又增加一个新对手的困境。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无论是“基地”组织，还是现在在叙利亚、伊拉克地区活动猖獗的“伊斯兰国”，其兴起背后都有美国因素的存在。可见，美国所面临的严峻反恐形势既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扩散化、极端主义思想传播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美国所奉行的整体反恐战略与政策密切相关。这一点，美国政府应当有着清晰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