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慕尼克22日晚发生恶性枪击案，已证实至少造成10人死亡，多人受伤。尽管这起枪击案的具体案情有待进一步侦察厘清，作案者到底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还是极端排外的本土恐怖主义者尚待确认，但作为拥有世界上最优秀情报部门和欧洲最严格安全措施的国家，短期内接连发生恶性袭击事件，足以动摇人们对于德国社会安全的信心。
从目前来看，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所熟悉，袭击者往往利用人权、自由、人道主义来掩护自身反人类行为。这意味着，西方社会建立在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下，以保障权利、限制权力为根本特征的宪法体制，正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种挑战，西方社会的右转几乎不可避免。
从目前西方政府反恐的实践来看，存在四个根本的困境。其一，有限国家政权无法应对全球人员流动带来的安全风险。德国接收难民的政策令人钦佩，但是德国乃至欧盟有效的政府资源已难以负荷甄别难民，这也是极其现实又无法回避的事实。挥舞斧头砍杀路人的阿富汗少年几乎毫无阻碍地进入了德国，其中原因发人深省，也许仅有人性之爱是不够的，尤其是当魔鬼学会利用人性之爱的时候。
其二，网络资讯控制力度不够，从而让散状、原子化的反社会极端主义者，在互联网中与恐怖势力产生思想联系，进而催生出恐怖主义行为。当前困扰各国最大的安全问题就是防范独狼式的恐怖袭击。独狼既可能是宗教极端主义者也可能是本土的种族主义者，但共同的特征是几乎事前无法预防，类似于歇斯底里的精神疾病发作，而独狼的孕育之所就是社交媒体与互联网。
西方国家宣导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让安全部门在监控公民的互联网社交方面往往面临巨大的法律障碍，而这也让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当今社会人们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是要更多的所谓自由还是更多的安全，是要更加强势的员警与安全部门，还是要更加危险的社区街头。在想不清楚这个问题之前，西方社会的安全形势很难有根本的好转。
其三，有限的安全资源无法负荷超量增长的反恐任务。德国情报部门与员警部门一直处于全世界顶尖水准。德国之所以拖到目前才出事，其实也有赖于他们长期以来卓越的工作。安全部门的困境在于，当他们成功工作的时候，社会往往意识不到，而一旦他们出现了百密一疏，就往往被千夫所指。
德国安全系统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大量移民的进入，原有国家安全系统的资源已经无法有效满足实际需要。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大量增加对安全部门的授权与相应的执法资源，而这很容易带来员警国家的政治批判。另一个则是以全民反恐的模式来缓解体制内执法资源的紧张，塑造出某种全民皆情报员、安全岗的“朝阳大妈模式”。然而可惜的是，这种模式在德国可能会面临种族主义的指控，也同样难以推行。
其四，是西方法治主义与反恐战争不对称性的矛盾。法治让人们在面对最凶残敌人的时候，可能恰恰自我束缚了手脚。通常时候，人们也许可以说这是文明的代价，可是当文明成为自我毁灭的迂腐与懦弱的时候，野蛮也许更能反映出共同体自我求生的意志。欧洲最大的问题在于被美国保护的太久，以至于丧失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例如，如果制造挪威2011年大屠杀的变态都可以享受类似休假的监禁条件，甚至可以控诉狱方侵害其人权，那么文明不过是刀俎下的鲜肉。
如果一个社会的文明成了其维系社会安全乃至共同体生存的障碍，人们最终仍然会作出痛苦而必要的选择。《查理周刊》遭袭的时候，法国人手牵手团结大游行，巴黎惨案的时候法国人手牵手团结大游行，可是尼斯惨案的时候，法国人再也没有手牵手团结大游行的浪漫情绪了。如果手牵手团结大游行，只是让惨案一再发生，如果自由、民主、人权只是让人们付出安全的代价，那么人们会做出更加野蛮却更加现实的选择。欧洲右翼的兴起正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