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滴水经济到可持续发展——草根NGO发展的一般路径
（一）转变滴水经济的理性诉求
当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后，很多人转而求助于慈善和公益组织。但事实证明，传统NGO尤其是草根NGO普遍存在着身份、资金、管理等难以克服的诸多障碍，仅仅依靠传统NGO的部门力量，仅仅依靠社会大众的一腔热情，不足以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此时，“慈善就像‘滴水经济’一样，如果水滴停止，帮助也将随之停止”［1］。因此，NGO必须寻求组织转型与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滴水经济的困境，主要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合法性的缺失。迫于当前中国对社会组织实施的登记管理体制及其带来的合法性顽疾，传统草根NGO只能先诉诸市场的力量以应对资源稀缺的严峻限制。数据表明，从世界范围看，没有一个国家的NGO组织是主要依靠私人慈善捐赠生存的，即使在美国这个私人捐赠最为盛行的国家，私人捐赠占NGO资金结构的比重也仅为12.9%，而来自服务性收费和经营性收入则占56.6%，多达3 200亿美元［2］。然而，市场化之路并非尽善尽美，市场化运作在实现组织财务自足的同时也会让大多数草根NGO陷入更加模糊的身份困境。目前在欧美、日韩等地区掀起的社会企业模式日益成为传统草根NGO在市场化浪潮中兼顾资源和身份的重要选择。
（二）依托社会创新的试验与发展
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是借助于市场力量实现公益梦想的创新试验，与纯粹的市场化运作不同，社会企业的真谛在于通过持续的社会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创新的核心在于是否可以复制［3］。通过自我造血和包容性治理的功能发挥，传统草根NGO无论在经济维系还是身份合法性上都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变化。从跨文化角度看，在欧洲，社会企业最早出现于19世纪 40年代，其更强调以合作社的形式提供服务或就业；在美国，社会企业最早出现于20世纪早期，主要指NGO的创收活动。最初对于社会企业的界定主要基于志愿失灵的视角，他们认为社会企业是介于传统NGO和营利企业的中间组织。后期的学者不断扩展这一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以Skloot为代表的赚钱学派，认为社会企业的收入应更多地来源于咨询或商业公司，通过商业化的方式实现组织创收行为；二是以Dees为代表的社会创新学校流派，遵循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强调NGO中的企业家们利用创新方法实现社会变革［4］。两大学派均聚焦于解决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从定位标准来看，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准则。Semarks认为，社会企业要具备明确的社会目标、独立的组织架构、至少50%收入来自市场、至少50%利润用于社会等重要属性；尤努斯也认为，社会企业不能派分红利，利润主要用于发展和扩张，并提出社会企业必须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5］。标准规范的不统一必然带来变革过程中转型路径的多元化，草根NGO向社会企业的转型在国内外历经数十年探索，至今已形成三种实践模式。
第一种是“融合”模式。在美国，传统NGO通过与营利企业普通合作、有限合作或组建有限责任公司等方式来创设复合式的“社会企业集团”，实现公益与商业的高度融合。与此相似，国内草根NGO则通过挖掘原有公益项目的商业价值，将现有组织整体转型为社会企业。例如，海口天翼特教培训中心主要依赖专业和服务，依靠向学生收取服务费来维持运营。此种模式下，公益与商业融为一体，多以企业形式注册，虽然转型难度最大，但成长后劲最强。
第二种是“交叉”模式。在美国，传统NGO为解决转型中的混合身份困境，通过设立与服务相关的创收型企业并使之与母机构直接联系起来。在国内，草根NGO也在现有公益项目之外创建相关的商业项目来推动组织转型，如科学松鼠会，原为致力于传播人文和科学的草根NGO，通过在公益项目之外成立果壳互动传媒有限公司来创造经济收益，扩大公益项目的知名度。此种模式下，公益项目与商业项目间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受助对象同时也可能是组织的供应商或合作伙伴等。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转型模式。
第三种是“分立”模式，即在公益项目之外，创建非相关型商业项目。在美国，多数商业性NGO在“经营测试”的前提下通过“非相关商业收入”来维持发展。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善淘网，原来是单纯从事扶助贫困儿童的草根NGO，现通过成立在线慈善商店来获取经济收益，为公益项目提供财务支持。此种模式适用于难以从公益项目中开发商业价值的情况，但往往存在着“营利组织伪装成NGO”的制度漏洞和政策风险［6］。
由于“融合”模式难度较大、“分立”模式存在漏洞风险，“交叉”模式成为草根NGO兼顾效率与合法性前提下实现转型的创新路径，是非营利式社会企业萌芽的成功试验，对草根NGO转型中“交叉”模式的深入研究，颇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新制度主义视野下草根NGO独具特色的转型路径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草根NGO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视角：一是草根NGO商业化取向视角，探讨草根NGO商业化的发展路径；二是社会企业崛起视角，探讨社会企业兴起的起点和类别。但是，目前尚少有学者从组织社会学、组织变革过程等角度探讨传统草根NGO是如何从一个慈善组织演变为一个社会企业、其转型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的。本文将以组织社会学为视角，立足于新制度主义视野，探究草根NGO转型实践中的“交叉”模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创新特色和学习价值。
（一）合法性理论和效率理论：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可能解释
草根NGO向社会企业转型的内在逻辑是怎样的？在组织社会学研究中，组织转型是组织适应内外环境变迁的必由之路，因此组织环境作为重要变量不容忽视。新制度主义学派即从组织和环境关系入手，更加注重正式结构本身的非理性变化过程，并将组织环境划分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基于此两种理论观点争论较为激烈。
效率理论将组织视为理性的行动者，在技术环境主导下通常忽略外部制度环境，其转型主要考虑有效性和效率的要求。在经济学中，效率即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因此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效率机制是否有效的衡量标准。一方面，组织可以通过自身的灵活安排，对现有的正式程序或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产生新的灵活的效率机制，通过减少内耗来提升内部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组织也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积极承包政府购买的服务、广泛吸纳外界捐赠、大力开发市场产品、接纳多元化商业投资等策略，快速构建组织的外部效率机制。从长远来看，这种机构重组的方式能够极大地降低组织的内部运营成本，并且通过市场合作提升组织的外部效率，实现规模经济［7］。
合法性理论则强调组织外部制度环境对组织转型的影响，指出组织在结构变化过程中可能会考虑到合法性因素的作用。合法性概念最初由Marx Weber提出，其最初的界定是基于经验主义视角。他指出，“合法性是人们对享有权威的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8］。帕森斯继承了Weber的观点，着重强调价值系统的作用。此后，学者不断丰富这一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规范主义的理论范式。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规范主义学派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9］。随后，认知学派将合法性概念从规范主义视角延伸开来，建构了合法性生成的个体维度。据此，Scott整合了合法性研究的三种理论范式，从合法性性质视角将其划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并一一细化概念。国内学者则从合法性来源出发，将组织合法性划分为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指社会企业外的组织和成员对社会企业的认可和支持，包括外部法律制度、专业规制、社会规范等。内部合法性指社会企业的内部成员对组织的认可和支持，包括组织制度、组织结构、组织策略等［10］。在本研究中，笔者结合非营利组织语境，将合法性划分为政策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政策合法性指政府通过政策法律规范相应组织的建立和活动，赋予组织合适的权威和资源。社会合法性指政府之外，社会大众的广泛承认和接受，包括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道德规范等。
效率理论和合法性理论分别在不同层面影响着组织转型的过程，前者指出了效率机制，后者指出了合法性机制，这两种机制在组织转型的不同阶段各自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两者存在着冲突、平行、互补三种关系［7］。在很多情况下，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对于组织变革的解释互相矛盾，组织为生成相应的法规章程或实施机构调整而产生大量交易成本，即合法性的提高反而削弱了效率。相反地，合法性的增强也可能强化效率机制，合法性重构扩大了组织获取外界资源的渠道，提升其组织效率。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组织常常也建构新的社会形态以应对效率和合法性机制的双重压力，将真实的内部运作与组织结构进行分离，产生两种相互独立平行的运行机制。换言之，“当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产生矛盾的时候，组织会采用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做法，组织结构变化更少受到效率需求的影响，效率机制变为组织转型的‘隐形机制’，合法性机制主导的合法结构也逐渐形成。”［11］
基于此，本研究将以效率理论和合法性理论为基础，立足于新制度主义视野，以科学松鼠会为案例，探讨草根NGO转型中“交叉”模式形成的内在逻辑以及合法性机制、效率机制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尽管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关系已被研究，但在组织转型背景下政策合法性、社会合法性、内外效率机制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还没有被探讨。为此，笔者构建了以下分析框架（见下图）。
图 制度性基础设施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二）独具特色的发生机制和转型路径
科学松鼠会成立于2008年4月，早期是松散的会员制互益组织，成员主要来自国内外各院校一线科研工作者以及活跃在各大媒体科学版的多位科学作家等。自成立以来，科学松鼠会先后被100多家媒体报道，《南方周末》评价说：“松鼠会的文字作品兼具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已经成为本土科普作品的重要来源。”松鼠会汇聚了当代最优秀的一批华语青年科学传播者，以“严谨有容，独立客观”为价值理念，致力于“剥开科学的坚果，帮助人们领略科学之美妙”，让科学流行起来。这群试图“剥开科学坚果”的年轻人，虽然能够借助高涨的网络人气和社会认知度运作，但却受限于身份合法性和资源依赖的双重困境，只能艰难地维持着松鼠会的各项活动。最终，通过工商注册、天使投资等方式建立了一家定位为“泛科技新媒体”的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营运“果壳网”与“果壳阅读”，同时创建了民政注册的NGO——哈赛科技传播中心，通过果壳传媒的商业运营收益反哺科学松鼠会的各项科普公益活动，从而确立了一条“果壳”养“松鼠”的全新商业反哺公益的道路［12］。科学松鼠会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五大阶段，组织结构或形式演变经历了五种类型，分别是网络式创业团队、松散的协会组织、未登记或转登记的NGO、开展市场运作的NGO和社会企业（详见下页表）。
以科学松鼠会为案例探讨草根NGO转型的“交叉”模式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独创性。一方面，科学松鼠会是典型的未经政府许可但社会广泛认同的草根NGO，组织成员广泛散落于国内外各地，并深陷于身份和资源的双重困境，转型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它是草根NGO转型中“交叉”模式的卓越典范，在诸多纠结于公益性与市场化的网络型草根NGO中，科学松鼠会是采取“交叉”模式的第一家，即通过在现有公益项目外创建相关的商业项目来推动组织转型。此外，本研究将通过资料搜集、文本分析等方式纵向深入剖析科学松鼠会的转型过程，资料内容涉猎科学松鼠会和果壳传媒网站的相关信息、媒体报道、他人访谈以及相关人士对该组织的评价等。这些资料内容主要来自一些权威的文献和官方网站。下面笔者将结合上文的分析框架，以科学松鼠会为案例，探讨草根NGO转型中“交叉”模式何以独具特色。
科学松鼠会早期是基于网络形成的松散性会员制互益组织，没有真正的实体依托机构。和当时众多草根NGO相似，科学松鼠会由于受到登记管理体制的约束，难以获取业务主管单位和行政主管单位的双重接纳，使得组织无法受到政策保障，这意味着松鼠会不能获得政府的直接资金资助，并几乎丧失独立制定募捐政策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姬十三等人也想通过获取NGO准生证来吸引政府拨款或向基金会募捐等方式解决资金障碍，但最终只能通过工商注册的方式曲线求生［13］。至此，科学松鼠会从群博网站转身为协会组织，进而又注册为企业，逐渐由一个松散的无组织的群体转变为一个名义上的商业实体机构，政策合法性成为草根NGO转型的起点和动力。
不难看出，“夹缝求生”式的政策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力量的驱使。这不仅有别于传统的较为成熟的NGO——其在政府集团早已获得强大的保护膜，并且具备了向社会大众广泛吸纳捐赠的资格；也有别于纯粹以市场驱动的营利企业模式。大体上草根NGO通过工商注册获取政策合法性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体制内公益身份的合法性困境。由于登记审批手续复杂、程序严格、门槛较高，大多数草根NGO被拒之于合法登记之外，只能以工商注册、名义挂靠在党政系统的某个单位之下，或不进行登记注册来开展活动［14］。二是体制外的市场运作可以为草根NGO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工商注册成为草根NGO市场运作的关键门槛。相比之下，工商注册虽略带“夹缝求生”下的“非公益”属性，却也是草根NGO对管理体制缺陷的无奈回应和地方创新的积极驱动，工商注册使草根NGO获得了政策合法性，并赋予了原草根NGO合适的权威参与市场竞争，因而缓解了双重困境。
其次，效率机制是草根NGO转型的一个有效的调节变量。
直接经营、与商业机构合作、公益投资等市场运作方式构建了草根NGO的外部效率机制。科学松鼠会曾成立“光芒阅读工作室”，负责松鼠会书籍出版的编辑。组织可以从编辑中获取3%左右的策划费用，版税的大部分收入将归作者所有，依此获得的收入均用于松鼠会的内部管理。据此，松鼠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知名度，同时也获取了部分资金维持生存。但是，由于出版的科普书籍受众较小，仅仅依靠出版图书仍难以支撑组织发展。所以，除了稿费、图书策划等小额收入外，松鼠会逐渐承担起与商业机构的合作项目：为大型国企撰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给央视绿色空间栏目组做科学策划、为《未来科学家》等报刊开设科学专栏等，该服务性收费也全部用于松鼠会的管理支出［15］。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商业合作也未必能真正解决资金短缺的困难，于是天使投资完全注入果壳网。果壳网是科学松鼠会转型后独立的子机构——一家互联网企业，果壳已经获得了天使和A轮两轮融资、近500万美元的风投，目前运营资金充足。并且，仅2011年就获得IBM、GE、Intel、宝马等数十家科技企业的认可，专门为其提供广告和传播等服务。多轮融资之后，当年果壳的营利近500万元［16］。果壳的商业模式便于用大量资金迅速组建团队、推进工作，反哺哈赛科技传播中心，为其开展公益活动、帮助弱势群体注入资金和新血液。外部效率机制加强了草根NGO与市场、政府之间的协同合作，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内部企业化和机构重组构建了草根NGO的内部效率机制。科学松鼠会工商注册后成立北京一群松鼠文化传播公司，并引进西方的董事会结构，旗下设立组织化筹备委员会，由筹备委员会建立“科学松鼠会会员协调委员会”进行日常管理，并制定详细会规。以会员准入为例，该制度共经历三次演变：一是最开始的入会标准只需在科学界稍有资历即可。二是为避免会员数量的过度增长，协调委员会建立了投名状制度来规范初期成员筛选，即新会员入会需具备老会员的引荐并提交1篇原创文章，得到全体会员的认可后方可加入。该规定保证了申请人员的入会动机和组织认同感。三是为防止新会员入会后的无作为现象，委员会进行了第三次会员准入制度改革，将入会时提交的文章数量由1篇提高到4篇。凡是经过4篇文章的历练后仍然愿意坚持下来的才能被吸纳进来［17］。这种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组织的纯正性。
更有甚者，在机构重组上，组织结构的顺势变迁为外部效率的注入提供了一个“蓄水”空间，即不论当前的组织具有怎样的行为模式，草根NGO都在不断优化自身的组织结构，并且制度化为合法机构。以科学松鼠会为例，它从草根NGO开始，工商注册为北京一群松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建立了初步的政策合法性，并通过企业化管理和机构重组将其分解为纯商业子机构——北京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和纯公益子机构——哈赛科技传播中心［18］，通过制度规范和机构重组改善组织的内部管理，提升内部运转效率；并且及时有效地促使外部效率机制顺利注入并逐渐隐退，内外机制的融合优化了组织绩效，有利于社会合法性的提升。
在效率机制的运行中，效率机制的正向效应将成为草根NGO重构社会合法性的驱动力，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效率机制的负向效应将削弱草根NGO的社会合法性，导致转型失败。
当效率机制运行不当，就容易降低组织公信力，削弱其社会合法性的积聚。以非洲儿童饮水项目为例，社会企业家通过在缺水的社区中建立儿童旋转游乐设施，利用设施转动所产生的动力带动水泵抽取地下水，从而解决当地居民长途取水的困难。此外，还将水箱四面租给社会服务机构和商业机构张贴广告，设想为项目带来可持续资金。但是由于贫困地区中广告收入费用较少、儿童参与游戏的不可持续、供水系统高额的维修成本等因素导致NGO转型的失败［19］。公益项目本身的市场可行性也影响着效率机制的功能发挥，负向的效率机制对社会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反之，以科学松鼠会为例，其在机构重组之后，内外效率机制巧妙融合，不仅成功转型，而且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哈赛科技传播中心副理事长田晨接受访谈提及，为避免公益和市场之间的纠结，现在的科学松鼠会与果壳是完全独立的。科学松鼠会不是一个公益机构，而是公益的科学写作者协会，运营科学松鼠会的是北京哈赛科技传播中心，是民办非营利机构。而民办非营利机构的注册需要有一个发起单位，果壳网就是发起单位。当初，传统的公益领域不接受科普，但商业领域却有很多企业想跟松鼠会合作。为此到底是用公益还是商业的形式来运营？大家商量的结果是把这两个机构分开［20］。科学松鼠会将真实的内部运作与组织结构进行分离，避免了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直接矛盾和冲突。为适应制度环境的变化，组织的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逐渐分离，这也是对组织重构合法性的回应，即正向效率的积聚将效率机制主导的非正式结构逐渐合法化，合法性机制主导的正式结构逐渐强化，最终受到社会广泛承认，社会合法性增强。
总结与讨论
经过多年的探索，草根NGO向社会企业的转型已形成三大模式，“融合”模式、“交叉”模式和“分立”模式，其中“交叉”模式成为草根NGO转型的创新突破，成效显著，它为草根NGO转型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转型路径和有效范本，促使草根NGO得以转变滴水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并成为社会组织迈向自律自治的成功试验。以科学松鼠会为例，探讨草根NGO转型中“交叉”模式的成功实现，具有鲜明的创新特色和重大的研究价值。
首先，政策合法性是草根NGO转型的翘板和起点。政策合法性指政府通过政策理念、法律法规约束相应组织的行为，赋予组织获取官方认可的权利。草根NGO往往通过工商注册、挂靠党政系统等方式获取政策合法性。从合法性产生看，“夹缝求生”的政策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一方面，体制内公益身份的合法性困境带来工商注册的契机；另一方面，体制外的市场运作中的集资功能带来了驱动力。工商注册虽带有“非公益”潜质，但却赋予草根NGO摆脱滴水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其次，效率机制是草根NGO转型的一个有效的调节变量。在经济学语境下，效率机制可以划分为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效率机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组织结构不断优化、更加科学合理，适应制度环境的需求，并且合理有效地注入外部力量，获取外界资源，从而提升组织绩效。而效率机制之所以在草根NGO转型中起调节作用，主要表现是：在效率机制的运行中，效率机制的正向效应将成为草根NGO重构社会合法性的驱动力；效率机制的负向效应将导致草根NGO的社会合法性受阻，而社会合法性的获取则将决定着组织能否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社会合法性是草根NGO转型的逻辑终点。社会合法性指政府之外社会大众的广泛承认和接受。对于大众认知而言，采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公益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赢得社会大众的多数认可。因此，通过组织结构的重组转型使组织的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得以分离，将效率机制主导的非正式结构逐渐合法化，合法性机制主导的正式结构逐渐强化，最终提升社会合法性。
总之，草根NGO转型中“交叉”模式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增加了独特的本土经验。“交叉”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可持续的内外效率运转，包括外部机制中公益项目本身的市场可行性和内部机制中组织治理结构调整的及时有效性；二是真实的内部运作和组织结构的分离，即效率机制不断生成、隐退并逐渐形塑为合法结构的循环过程。在此基础上展望今后的发展路径，开放创新的思维和协同融合的方法对于社会变革、组织转型具有重要作用，此外，社会企业的发展还应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健全法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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