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水平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信任不仅能促进经济繁荣发展、改善法制和政府管理水平、提高教育质量、增进个体健康、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准确预测公众的社会信任水平对预防社会危机、防范社会风险有重要作用。简单地说,社会信任是一种普遍信任,是对陌生人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实际上,社会信任还包括对各种社会制度的信任以及对各种社会职业群体的信任,比如对政府、媒体、企业、公益组织的信任以及对医生、公务员、警察、教师等职业群体的信任。因此,社会信任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府、对其他人的信赖程度。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世界价值观调查、欧洲社会调查和中国社会综合状况调查(CSS)均对社会信任进行了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我国城市居民的不信任感不断增强,到2013年,对社会信任总体情况持肯定态度并表示“非常信任”的仅占3.9%,与2012年相比,北京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有较大下降。根据2015年CSS的调查结果,我国公众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仅为5.6%,对商人的信任度依然下降了近6%,对医生的信任度也下降了3.5%。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社会信任水平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
回顾以往研究,社会学倾向于在宏观视角观察社会信任,而心理学则从微观视角对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进行分析。但从整体视角进行分析的文章还相对较少,此外,随着时代的变化,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全面分析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在理论上,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社会信任的认识,更好地理解我国的社会信任现状;在实践中,也为我们改善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多种方法和思路,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提升公众的社会信任。
从宏观的角度看,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主要有社会文化、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等方面,这三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社会文化。社会信任首先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化积淀的体现,Knight认为,良好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规范能够起到激励作用,从而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遵守互信原则。在我国社会文化中,历来重视诚实守信,强调“言而有信”、“取信于民”。因此,自古以来,我们的优良传统文化氛围营造了良好的诚信氛围。研究者发现,自1990年以来,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不仅不低,甚至居于世界前列。此外,跨文化的研究者通常会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各种特质进行比较。Gheorghiu对欧洲国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普遍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国家层面的个人主义比集体主义更能培养人际间的信任。
第二,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社会需要,在各个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体系。良好社会制度的建立有利于降低信任风险,Rothstein和Uslaner认为,机会公平、经济公平以及政府诚实、减少腐败是创建高信任度社会的开端。此外,Alesina和Ferrara认为,公正并有效率的社会制度也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信任感。Zak和Knack等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对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的信任水平进行了调查,发现社会信任会受到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其成员间社会距离感等因素的影响。此外,收入分配不公平以及种族多样性引起的社会分级对立则会显著降低社会信任水平。
第三,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Sztompka发现,社会在经历巨大变迁时,会出现暂时的动荡,并出现失范状态,这时往往会观察到比平时更多的互不信任甚至欺诈的现象,民众的社会信任感也会随之下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有研究者认为暂时出现的社会信任下降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Delhey和Newton发现,贫富差距、劳资冲突,个体参与社会事务的自由,工作机会的可获得性,对公共安全的满意程度,民主机制的健全等,对社会信任具有较大解释力。而这些社会现象往往会出现在社会变迁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因此,民众的社会信任水平与社会变迁存在一定的关系。
从微观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信任的形成,研究者主要探讨了个体客观因素、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的影响。
第一,从个体客观因素来看,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体的社会信任。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婚姻越稳定,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就越高。这是因为这些客观条件增加了个体对风险的认知和控制能力,进而提高了其社会信任水平。也有研究者发现,宗教信仰会对社会信任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信仰不同的宗教对社会信任产生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从个体心理层面来看,对社会道德状况的判断、自我控制感、对自我能力是否认可都会对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造成影响。社会道德状况的判断越好,自我控制能力越强、对自我能力越认可,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第二,从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曾经遭遇过不幸的人往往信任程度较低,不会轻易相信他人。而在家庭中感受到较多温暖、对家庭满意度较高的个体,其社会信任水平较高。是否属于被歧视群体也会对信任产生显著作用,如黑人的信任程度普遍较低。另外,奚春华发现,成长年代对社会信任存在影响,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由于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不同,代际之间会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差异。一般认为,这种差异不仅是由年龄差异导致的,更多的是由代际差异导致的。
第三,生活环境。现代人的社会生活环境不仅指实际居住的空间,也应包括对个体有一定影响的虚拟网络世界。从现实生活环境来看,社区的居住环境会影响个体的社会信任。一方面,社区的客观环境会影响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另一方面,个体对社区的主观评价也会影响个体的社会信任。李涛发现,在当地居住时间的长短,日常会话是否运用所在城市最通行的语言进行,生活中遭遇困难时是否曾经得到过来自左邻右舍或居委会、街道办等组织的帮助,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具有显著作用。也有研究表明,积极参加社区活动、能够获得社区的帮助和救助的人社会信任度相对较高。同时,人们对社区越满意、认同度越高,那么对社会信任程度也会越高。Alesina和Ferrara认为,人总是倾向于信任与自己相似的人,而对相异的个体心存芥蒂,因而在异质性高的社区,人们的信任程度会比较低。此外,社区的稳定性有利于增加信任,较高的人口流动率会对信任产生不利影响。从网络环境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网络的影响无处不在,网络欺负、网络暴力事件、虚假信息的网络传播等都会影响人们社会信任的程度。因此,社会信任危机不仅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也可能由不良的网络环境引发,这是当今社会中提升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综上所述,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涉及许多方面,这之中既有宏观因素的影响,又离不开微观因素的作用。运用社会学与心理学学科融合的视角,我们可以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相结合,从整体视角更好地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用这些思考来指导实际行动,进一步改善和提升我国的社会信任水平。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看,国家应致力于构建稳定的社会规范体系与良好的社会信任制度,提倡廉政、减少腐败,促进机会公平、教育公平、收入分配公平等。从微观心理的角度来看,个体也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平等互助、睦邻友善,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氛围等。有机结合两个层面的认知和行动,可为提升公众的社会信任水平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