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中所阐述的“众妙之门”，也叫做“道法自然”，即道转化为万物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用语。
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古代的科学和哲学充满求实的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
我国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既要有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熏陶，也不可忽视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的研习。只有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吸取人类优秀文化（含科学精神），我们才能培养出众多具有创新思维的优秀人才。
二十多年前我国高等教育开始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与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联系，称之为文化素质教育，取得很大成效。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培育，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这也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瑞典当地时间12月7日下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女药物学家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用中文发表了题为《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礼物》的演讲。
在演讲中，她将发现青蒿素的原因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关键的文献启示”“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其中，“关键的文献启示”包括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受其启发，屠呦呦及其团队创造性地意识到，提取过程需要避免高温，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中医药学典籍都有关于青蒿治病的记载，但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这客观上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因而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
屠呦呦特别提到，中国传统医药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值得医药工作者去借鉴和发掘。当年，她通过大量收集和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民间防治疟疾的方药，得到了从青蒿中提取抗疟成分的启示，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使用，取得了很大疗效。她说：“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历程，我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说明中国有自身的科学精神。中国第一部编撰于战国时代，在西汉时写定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托名黄帝撰，实际是战国时诸多医学家共同完成的，包括《素问》《灵枢》两大部分。《素问》的内容偏重中医人体生理、病理学、药物治疗的基本理论；《灵枢》主要论述针灸理论、经络学说和人体结构等。
2015年12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指出“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说明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经》的科学精神
客观世界的规律——这是今天我们的用语，在中华古代的经典文献中，称之为道。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道德经》。
在《道德经》中老子阐述世界的本原是道，这里“道德”不是指人的行为规范，而是论说人们怎样才能认识并掌握道。全书81章，约5000字，直接谈到道的有77章，道字出现74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人们怎样才能认识世界的规律。
道在汉语系统中最初指道路，老子讲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说的道路。再向前进，走到尽头，道就变成为世界本原了。《道德经》第一章是全书的经纬，探索世界的本源。读了第一章，才能理解其他各章。第一章开始：“道，可道，非常道”，道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述，但用语言文字表述的道不是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述，但用语言文字表述的名不是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无才是天地的开端。无指空间，没有任何形象，所以说无叫做天地的开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才是万物的开端，有了具体的形象。老子接着提到，“故常无欲以观其妙”，人们用无去了解道的奥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用有去体会道的创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无和有都是道的表现。“同谓之玄”。“玄”是黑色，意味着深远幽杳，看不清楚它的细节。结论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种玄妙才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
由以上可以看出，《道德经》不用“神”，不用上帝、祖先去说明世界的来源，也不用不同的物质如金、木、水、火、土去揭示世界的来源，而是用智慧去阐述世界的本质与来源，这是哲学的方式，也是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体现。哲学与科学，都是智慧之学，是从多中求一的学问。世界现象纷纭复杂，其中贯穿着的本质是道，分而言之，就叫做无和有。道如何转化为丰富多彩的世界呢？这种变化的过程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需要对此加以研究，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清楚。总之，《道德经》中所阐述的“众妙之门”，也叫做“道法自然”，即道转化为万物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用语。
两汉之际形成的道教，背离了《道德经》的本来思想，将其转化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中国道教中仍然可以找到科学思想的因素，不过这些大都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被引导到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信仰上去了，它和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并不相同。
中华儒学论独立思考
孔子《论语·学而》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讲学习与思考的关系，但他更加强调“闻一以知十”，即独立思考。因为不经过独立思考，学生们是不会闻一知十的。如果他们经过独立思考得出与老师不同的结论，那怎么办呢？《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如果老师讲的是真理，便欣然接受；如果不是，也不盲从。
东汉时期住在洛阳的一位思想家王充敢于独立思考，对孔子的一些言论提出了质疑，例如《论语·颜渊》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王充对这段话提出了异议。他赞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的理论，认为孔子“去食”的观点值得商榷。
独立思考，自然会产生疑问。人们经过独立思考使疑问得到解决，认识也就得到提高。这正如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这些话是有道理的。
中外学界长期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历来重人事轻自然，长于伦理而短于逻辑，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精神。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在回忆录中说：“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事实是否就是如此呢？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不这样看，他在《西方科学的基础与古代的发明》中的一封信里说：“西方科学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古代的科学和哲学充满求实的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
还要提到，20世纪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说过：“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这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是高深的。”
什么是辩证思维，中国古代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事物莫不“有对”，如阴阳、正反等；“有对”才有变易；有变易才会畅通、发展。这在《易大传·系辞》中有清楚的论述。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峰。南北朝为第一高峰，以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医药家陶弘景，地理学家郦道元和农学家贾思勰为代表；宋元时期为第二高峰，以法医学家宋慈，数学家秦九韶，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郭守敬，农学家王桢，木工理论家、木工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总结者薛景石，物理学家、数学家赵友钦为代表；晚明是最后一个高峰，以医药学家李时珍，水利学家潘季驯，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和水利专家徐光启，农学家、工艺学家宋应星，地理学家徐弘祖为代表。三个高峰的起伏间，众多科学家勇于探索、积极求真，他们的科学思想与中国特有的辩证思维相联结，成为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珍品。
在文化互鉴中培养大学生创新素质
在我国高等教育中，长期以来，关于古代科学思想的论述，被放在了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上。有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缺少科学精神，主张只向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学习。今天来看，这个观点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我们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不能忽视向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学习，也不可置本国历史长期积累的科学精神于不顾。
不论是向外国学习科学思想，还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思想，这两方面对于中国的大学生都是必要的。不同国家的科学思想实际上是不同文化血脉的表现，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不同。比如，中国古代科学精神源于对天道和人道相互关系的探讨而结出辩证思维的果实，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培养中国的科学家、教育家，这方面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不能忽视的。
总之，我国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既要有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熏陶，也不可忽视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的研习。只有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吸取人类优秀文化（含科学精神），我们才能培养出众多具有创新思维的优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