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更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这场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幅度之深、速度之快,都是史无前例的。而宏观社会现实的剧变,对每一个人的微观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变化不会只停留在现实生活或是物质层面,必将会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这样急速的社会变迁之下,不知不觉有一种特殊的焦虑体验逐渐占据了当下中国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也悄然在中国社会中蔓延开来。而这样的焦虑,似乎又总是与时间这个概念紧紧相连,“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民日报,2011-08-18)。当然,当下的青年人并不是单纯地担心时间的流逝,而是担心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达到某个目标。而正是由于身处这样一个急速而剧烈变迁的社会,一方面让人们的期望不断增长,同时也让焦虑和恐慌不断增强。
一、社会巨变下的期望膨胀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全国8亿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仅有76元,全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三分之一地区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杨继绳,1998:18)。随着1965年奖金制度被彻底废除和职工工资的长期冻结(1963-1977年),大部分职工实际生活水平趋于下降,那些在工资冻结期间就业的职工比起以前的职工生活更为困难(王宁,2007)。可见,“文革”刚结束后的中国,“就整个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止状态”(邓小平,1993:264)。因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已经大幅度地降低,“磨洋工”、“泡病假”等成为工人们表达怨气与不满的方式(Walder,1986:212-219)。然而,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社会就进入一个迅速剧烈变化的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基尼系数只有0.281,到2000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089。”(马广海,2012)而到了2003年,基尼系数就已经升到了0.479,到了2008年更是达到了0.491之高(新华网,2013-01-18)。基尼系数只是中国社会剧烈变迁中的一个小小缩影而已,“这场社会变迁的规模、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绝无仅有的”(周晓虹,2012)。身处这样一个急速变迁的社会之中,人们的主观期望也随着狂飙的速度不断地攀升着。以广州为例,1949年的人均居住面积为4.5平方米,而到1978年人均居住面积不升反降,只有3.82平方米,但从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间,就增加了近一倍,人均居住面积达到7.29平方米,而到了2008年,这二十年间,人均居住面积已经增长到了1949年的10倍(人民网,2009-08-24)。尽管人口在不断增加,但人均居住面积却增长得如此迅速,这正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迅速增长的居住期望的反映。社会的巨变,让人们的内心也涌动着变化的强烈愿望。改革开放把人们从那个单一、匮乏的社会里解放出来,长期被压抑的欲望仿佛脱缰的野马,在快速、剧烈变迁的社会中得以释放。
(一)对财富积累的渴望
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①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8年开始,至2014年,每两年中国高净值人群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9%、18%和21%,其中可投资产超过1亿的超高净人士的增长更是56%、33%和29%(招商银行,贝恩公司,2015:6)。无论这些“高净人士”积累财富的方法是否合理、手段是否合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下中国的“富豪”的人数是在不断上升的。从80年代的“万元户”到现在的千万富豪、亿万富豪,中国社会中总是有人在不断通过自己的各种“努力”来实现自己的致富梦想。而且似乎在当下的社会中这样的机会要比改革开放初期、甚至是短短的几年前,都要大很多。因此,对于那些处在中间阶层,尚未进入“富裕阶层”的青年人来说,自然也就意味着可以“抓住机遇”,寻找更多的机会,尽可能多地积累自身的财富,从而进入更高的阶层。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12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中国2011年百万财富家庭数量位列全球第三,与排名第二的日本仅差15万户,报告的作者之一安娜•扎卡茨维斯基认为,中国在未来5年内,“百万财富②家庭数量将迅速增长,主要受大量上市公司与企业家创业财富所驱使”(第一财经日报,2012-06-05)。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是一个“创富”能力激增的国家。因此,“理财”似乎就成为青年人工作之外的生活重心。无论是股票、基金、期货,还是黄金、古玩、房产,青年人似乎都想通过自身的各种努力,实现财富的增值。看看这几年电视、广播、报纸中的理财栏目的数量与增加趋势,还有似乎人人都在“微商”的朋友圈,便可以了解青年人的热情。《胡润2013中国财富报告》显示:2013年千万富豪③人数已达到105万人,相比去年(102万人)增长3%。千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8岁,男女比例7∶3(胡润百富,2013:6)。亿万富豪人数已经达到6.45万人,以2%的速度增长。平均年龄40岁,男女比例9∶1(胡润百富,2013:8-9)。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受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阿尔文,1980/2006:227-228)巨大冲击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新浪潮之中,技术与知识的优势突显出来,也让一些在这些领域较为领先的青年人得到了更多的机会,从而在非常短的时期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从而跻身于富人阶层。更重要的是,与那些老一辈的富人相比,这些“新生代”们更加年轻,财富积累更快,增长也更迅速,更像一种爆发式增长。正是这些“财富新贵”们的出现,让更多的青年人在看到希望的同时,也将这些不可复制的“传奇道路”当做了自己的目标,并将自己“成功”的年龄标准不断减小。在中国的传统教化里,是找不到任何颂扬或鼓励“一夜暴富”的箴言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一直是传统中国的基本行事理念。所以人们已经习惯了“三十而立、四十知天命、五十而不惑”这样一种循序渐进、逐渐成熟的过程了。
然而,飞速发展的科技与日新月异的现实,让当下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一下子将所有这些关于积累和稳重的理论全部抛在脑后。所以,当一个个鲜活的“年轻新贵”们通过周围人,或是各种媒介为青年人所认识的时候,精神的振奋与行动的渴望自然接踵而来。正如目前世界上两大著名体育运动广告商所说的宣传语一样,因为“Impossible is nothing(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Just do it(赶紧去做)”!不可否认,这样的开拓和敢为精神是青年人不可缺少的,但当社会的氛围是比较谁更早成功的时候,行为的动力就会慢慢演变成落后的焦虑。当社会反复强调“某某成为最年轻的……”,或是不断使用“某某刚刚才X岁,就已经拥有了……”这样句式的时候,人们并不会去关注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大多数,只会更加关注于这样一个被塑造的“典型”案例。一旦以这样的成功标杆为目标,青年人必然担心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达到某个目标,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会逐渐减小。本该催人奋进的行为动力,却一再变成引人焦虑的精神压力。
(二)青年人的时间焦虑
富裕人群成长的速度正在减缓,截至2013年,最后一期的《胡润中国财富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3年,中国千万富豪的年平均增长分别为9.7%(胡润百富,2011:1)、6.3%(胡润百富,2012:6)和3%(胡润百富,2013:6),而亿万富豪的年平均增长分别为9.1%(胡润百富,2011:3)、6%(胡润百富,2012:9)和2%(胡润百富,2013:8)。显而易见,中国富豪规模扩大的势头正在快速放慢。这反过来又一次似乎在昭示人们,要“致富”,一定要“趁早”。正如房产的增值所表现出来的,利润与人们投资时间的早晚成正比,也就是说,投资得越早,需要的成本就越小,而获得的收益却越大,净利润也就越高。这就是财富增长过程中的“先发优势”,即先行者可以获得极大的收入和利润。同时也再次给青年人一个警示——要想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必须尽早找到合适的路径,否则致富的难度就是越来越大,而收益也会越来越小。由此,对“快速”的要求再次被强化了,用最短的时间,实现最大的目标,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的最终期望。不仅仅是因为希望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而且隐藏着其对落后或缓慢可能导致难度加大、机会变小、甚至无法完成的一种恐惧。“时间就是金钱!”在当代,这句话不但强调了时间本身的价值,更加突出了效率的意义,即只有速度越快,才有机会跑在别人前面成为先行者,进而才能得到更多的收益,成为上层人士。因此,快速不仅是这个社会客观变化的现象,更是人们内心当中的重要期望,就如同“时间就是金钱”后面常常跟着另一句话——“效率就是生命!”
二、青年人时间焦虑的实证研究
(一)调查对象
为了考察和验证当下青年人时间焦虑的特殊性,本研究共选取了三个不同样本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某部属高校的本科学生133人,平均年龄20.98岁,标准差1.135,其中男性42人,女性91人;一般企业中年龄小于40岁的青年员工190人,平均年龄26.26岁,标准差4.539,其中男性84人,女性106人;一般企业中年龄40岁以上的中年员工96人,平均年龄47.99岁,标准差4.822,其中男性36人,女性33人。
(二)调查材料
本次研究以纸笔问卷的形式进行,主要内容包括:
1.自编的“时间价值问卷”,共6道题,包含了收入、投资、职业等多个方面。
2.自编的“时间焦虑量表”,共94道题,包含速度感知、时间控制、时间压力、过度计划、等待焦虑、言语模式、竞争好胜、悠闲享受、神经能量,9个分量表,以及1个测谎量表。
通过926份有效答卷对该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按9个分量表,以及1个测谎量表的结果显示,RMSEA④=0.02066,NNFI⑤=0.9051,CFI⑥=0.9081,根据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标准(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45),说明拟合的模型比较合适,也就是说,本研究中所编制的时间焦虑量表各因子与题目之间的对应关系比较恰当,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该量表中的9个分量表与量表总分之间均有显著相关,并且超过了0.001的显著水平,所以说明各个分量表对时间焦虑有很好的解释与预测性。同时,该量表与Hamermesh和Lee(2007)所使用的单个问题的时间焦虑测试(即How often do you feel rushed or pressed for time?)之间的相关较高,并达到了高度的显著性(r=0.377,p<0.001),说明该量表与先前时间压力或焦虑体验的原始测量之间有较高的效标关联效度。
(三)结果与讨论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96份⑦。将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输入SPSS for Windows 19.0,进行统计分析。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分别将本调查中的三类研究对象命名为大学生、青年人和中年人,也便于理解其受社会变迁的影响程度。
1.年龄期望
本调查中有三道题目与人们达成目标的时间限度有关,并且三类参与者在结果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是:
T1:您理想中的年收入是____元,您期望在____岁的时候可以达到这个水平⑧。(F=256.369,df=2,p<0.001)
T4:您觉得一个人应该____岁的时候获得事业的成功。(F=25.839,df=2,p<0.001)
T6:您期望在____岁之前退休。(F=18.847,df=2,p<0.001)
后继检验表明,在T1和T4中,中年组达到理想收入和获得事业成功的年龄期望,与大学生和青年组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而大学生与青年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T6中,大学生、青年组和中年组关于退休年龄的期望则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1中明显可以看出,无论是实现事业的成功,或是达到理想的收入水平,大学生或是青年人都期望能尽快地完成。而对于中年人来说,看上去就没有那么着急,期望年龄要远远晚于大学生和青年人。
作为剧烈变迁社会中的年轻人,大学生和青年人都感受着周围环境中人和事物的急速变化。正由于社会的变化是剧烈与快速的,前人经验的借鉴与参考意义就变得非常有限,因此,在失去既定道路的同时,年轻人也完全有可能按照自己的设想开创出全新的道路。特别是“大量”(实则可能是被媒介传播扩大了)成功人士的传奇经历不断涌现,更加提升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期望。人们对于成功、对于能力的定义向低年龄端发生了偏移。也就是说,只有在较为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事业的成功(主要以物质标准衡量),才可以被定义为“成功”或有能力。正是在这种自身期望与世俗态度的双重作用下,年轻人一方面主动怀揣着“年轻有为”的梦想与期望,另一方面又是不得不被动地将“三十而富”作为自己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因此,在本调查中的年轻人,即大学生和青年人将自己成功的年纪放在了34岁⑨,而实现理想收入的年龄为31岁⑩。
而身处急速变化社会,却已经达到一定稳定阶段的中年人,一方面由于年纪已经“偏大”,升迁或变动的机会日益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世俗态度也将其定义为“过去时”,因此,即使再获得成功,社会对其“能力”的认可度也不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本调查中的中年人在没有过多“奢望”,并与自身现实经历相结合的情况下,反而更加冷静地将获得成功与实现理想收入的年龄都向后大大地延迟了,一个为39岁,一个为48岁。很显然,快速变迁的社会,一方面带来了无限可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期待,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暗藏着各种危机,让人们不得不对失去所拥有的物质与精神条件而感到担忧,甚至是恐慌。本调查中的青年人可能在饱受期待与恐慌的双重挤压之下,于是便希望可以更早地结束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期望的退休的年龄是最早的,只有53岁。相反,虽然也是年轻人,但那些尚未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面对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感受到的更多的则是丰富的机遇和刺激的挑战。在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之中,本调查中的大学生群体,实现成功的期望年龄最小,而期望的退休年龄却最晚(58岁),足见其对未来在社会中步步为营的信心。
而本调查中的中年人群体,职场地位、情绪状态均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对未来的成功与挑战没有太大的期待,更没有年轻人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经历了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整个过程,也让中年人群体对于应对当下继续着的变迁有一定的把握与信心。因此,他们面对工作的态度显得更加坦然与平和,所以其所期望的退休年龄也相对较晚(55岁)。
2.时间的经济价值
本调查中有三道题目与人们对于时间所蕴含的经济价值有关,并且三类参与者在结果上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具体是:
T2:原价10000元的电脑,您等待了3个月后,如果这个电脑卖____元,您会考虑购买。(F=6.364,df=2,p<0.01)
T3:如果您在闹市区投资开了一家10平方米小店,您希望____可以收回成本。(F=7.477,df=2,p<0.01)
T5:原价10000元的电脑,您愿等待多少时间,等它降到5000元后再购买?____(F=4.173,df=2,p<0.05)
后继检验显示,在T2关于电脑售价的问题上,大学生与青年、中年两组的差异显著,而青年组与中年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在T3关于收回成本的时间上,中年组与大学生、青年组间的差异显著,而大学生与青年组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而在T5关于等待降价的时间上,青年组与大学生、中年组之间的差异显著,大学生与中年组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具体结果见表2。
T2是要求研究对象设想原价10000元的电脑,在3个月后降价到多少,是其所能接受并愿意购买的,以此来探测其时间的经济价值的预期。显然,青年组和中年组可以接受的价格显著地低于大学生组。而电脑贬值的大小与时间的经济价值之间有着对应关系,相等时间内贬值越多,恰恰说明时间的经济价值越大。因此,本题的统计结果表明,工作人士的时间经济价值均高于大学生群体。在研究设计中,T5是与T2相呼应的。T2是考察贬值的预测,T5则是考察等待贬值时间的预期,两题均用以探测研究对象对时间价值的感知。而在贬值价相同的情况下,青年组可以接受的等待时间要远远小于大学生组和中年组,显得更为急迫与焦虑。这似乎是与T2的结果不太一致,却恰恰表明,除了工作和学习性质的差异,对研究对象的时间经济价值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研究对象所感知到的社会变迁程度,以及因此形成的应对模式。
本调查中,青年组和中年组对于时间的经济价值,有着相似的感知程度。但在为达到相同经济价值需要付出等待时间上,青年组对时间的忍耐程度远远地低于中年组。这恰恰是因为青年群体在社会的快速变迁之下,为了完成梦想、不被时代抛弃,有着相当高的时间焦虑,而大学生群体和中年人群体,一个是尚未感受社会变迁的冲击,一个是对于社会变迁具有“抗体”,所以都表现出了对于等待时间更强的忍耐度。同样,对于可以接受多久时间收回投资成本,本调查中的青年组表现出了同样的焦虑感。而本调查中的大学生组与青年组一样表现出了对成本回收周期的低忍耐性,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与青年组受到社会变迁引发的高时间焦虑不同,大学生组渴望较短的回收周期,除了较少地受到社会变迁引发的高期望影响之外,更多是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对于投资运作的周期、可能遇到困难等估计不足,简单地凭主观意愿制定周期标准,存在较大的盲目性。
3.总体时间焦虑
如前所述,工作中的青年群体是时间焦虑最为强烈的一个群体,他们对速度与成功有着迫切需求。不同类型的研究参与者之间的时间焦虑存在显著差异(F=8.014,df=2,p<0.001),后继检验表明,大学生、青年组和中年组三种类型之间差异均显著。本调查中,青年组的时间焦虑是最为强烈的,这与其身处快速社会变迁之中,受到“成功渴望”与“落后恐慌”的双重挤压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相反,中年组则临近退休,处于稳定期,虽然身处变迁的社会之中,但未来个人的生活变化却不大,对成功的渴望和对落后的担忧都非常小,因此是时间焦虑最低的一个群体。而大学生尚未进入职场,对快速社会变迁的直接体验还比较少,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远远大于对落后的恐慌,因此有一定的时间焦虑,但比起青年组要明显小一些。本次实证研究,主要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群体,在时间焦虑、时间价值与期望方面的差异,基于本调查的参与群体,调查发现,工作中的人群,直接暴露于急速变迁的社会之中,因而受到的影响与冲击更加强烈,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形成了一定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然而,虽然社会变迁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变化,但作为青年人群体,所感受到的时间焦虑最为深刻与强烈。
三、结语:急速社会变迁中的心灵漂泊
Mannheim(1936:188)说:“只有当我们试图根据群体的希望、渴望和目的去理解它的时间观念时,才能够清楚地把握群体最深层次的心智结构。”在我们的实证研究中,当下中国的青年群体希望在自己34岁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事业的成功,同样在这个年龄,可以获得自己最理想经济收入。而这个年龄,意味着一个本科毕业就参加工作的人,仅仅工作12年就要达到自己人生的最高峰。同样,这个年龄,距离现在通常定义的退休,还有大约26年。这样一个在传统中国社会无法想象的年龄(时间)期望,便是今天在中国社会中不断蔓延的时间焦虑的真实写照。
在一个变迁相对比较缓慢的社会中,青年人通常对未来的种种可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选择可能带来的未来结果。因为通过周围的人、特别是自己的上一代人的发展轨迹,完全可以对自己的未来作出大致预测。这样社会的确定性比较高,选定目标或是未来方向的,只要按照既有的道路稳步前进即可。然而,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幅度之深、速度之快,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理性的预判范围。将西方世界一百多年甚至是数百年的变迁,压缩在中国短短数十年之中,必然没有既定的道路可循,没有确定的经验可借鉴。因此,当下的青年人没有办法从他人的成长与发展中获得有效经验,预知自己可能的未来,自然无从知道每条发展路径可能达到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今天选择的道路,可能明天就不得不做出改变、甚至转向。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急速上升,而面对这样瞬息万变、甚至是毫无范本与规律的社会,青年人必然显得手足无措,从而产生焦虑与恐慌。
也恰恰由于中国急速而剧烈的变迁,不仅加速了中国社会中一切有形之物,更将中国青年人精神世界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从而使中国人内心体验的两极性越加突显。正是在二元极性的徘徊与彷徨之下,伴随着已经深深植根于现代性之下的工具理性价值观,帮助当下中国的青年人找到了一种方式降低自己的焦虑与恐慌——占有更多的财富,就可以成为精英。而身处一个不知未来走向何方的社会,当下的青年人为了能够达到精神的依托与慰藉,不仅希望占有更多的时间,获得更多的价值,而且希望这个过程越快越好,达到成功、成为精英的时间越短越好,以免太慢而最终被社会淘汰。然而正如工具理性无法取代价值理性一样,金钱和数字无法慰藉青年人心灵的彷徨。而更多的青年人则在物质的追求与内心的迷茫之间挣扎,最终在急速的社会变迁和个人痛苦的时间焦虑之间飘忽不定、难安其生。
注释:
①该报告中将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个人定义为高净值人士,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人民币的个人定义为超高净值人士。
②本报告中“百万财富”的定义是根据现金、股票和现金等价物资产超过100万美元来计算,其中不计房产、奢侈品、企业价值。
③该报告中“富豪”指拥有资产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个人,资产包括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和艺术品收藏。
④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⑤NNFI,Non-Normed Fit Index.
⑥CFI,Comparative Fit Index.
⑦由于研究对象在回答某些问题时可能出现漏填的现象,则在统计时将该数据值予以删除,因此相应的样本量会小于396。
⑧由于理想中的年收入受到其自身环境、生活条件、能力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本研究并不打算真正去调查所有参与者的平均理想收入。让参与者回答关于理想收入的问题是为了激活其收入期望状态,从而更好地探查参与者给自己设置的,关于实现这个期望的年龄目标。因此在第一题中,本研究只对实现理想收入的年龄目标进行统计。
⑨大学生组和青年组的平均值为33.7,样本量为317,标准差为4.881。
⑩大学生组和青年组的平均值为31.0,样本量为313,标准差为5.069。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广海:《贫富差距悬殊也是一种中国体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2]托夫勒,阿尔文:《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3]王宁:《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合法性资源——围绕城镇职工消费生活与劳动动机的制度安排及转型逻辑》,《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4]杨继绳:《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上),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5]招商银行、贝恩公司:《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登高识远》,2015-10-10,取自http://www.bain.cn/news.php? act=show&id=579。
[6]周晓虹:《中国体验的现实性与独特性》,《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7]Hamermesh,D.S.,& Lee,J.(2007).Stressed out on four continents:Time crunch or yuppie kvetc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89,374-383.doi:10.1162/rest.89.2.374.
[8]Mannheim,K.(1936).Ideology and Utopia.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的时间焦虑感:基于时间价值的研究”(13YJC19000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