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关于产业政策改革的争论，不仅代表着两种观点的碰撞，也将对新一轮国企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林毅夫的观点更容易占据舆论的制高点。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于中国和全球经济，过去数年的若干讨论，正构成了林张之争的历史背景。
林毅夫观点更符合潮流
两位教授的观点之争，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经济现象的一个思考。总体而言，张维迎教授更加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以此为出发点，他认为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林毅夫教授倾向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作用，而这也符合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基调。
理论上来说，两位学者的观点并没有根本不同，按照林毅夫的说法，双方的观点甚至是“自洽”的。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这在理论上都很难给出一个数量级的估量，但在实际操作中，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却是大相径庭的。
在笔者看来，林毅夫的观点更符合眼下的潮流，这就像十多年前，张教授的观点更符合市场潮流一样。首先，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后，尽管在近些年出现减速，但并未出现如西方主流观点预期的“硬着陆”，这样的现实不得不让大家对于此前的观点进行修正。第二，全球出现“去全球化”的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可控”开放速度、坚持自身特色、并非一股脑追随“全球化”的中国，反而成为了大家开始模仿的对象。
如何评估中国风险？
先从眼下的一个热门话题说起，即所谓的投资减速问题，这似乎构成了市场看空中国经济前景的一个新论据。但回想一下，在2009年以后，市场看空中国经济的一大论据是“投资增速过快”。在几年的时间内，这样的观点转变，表明了市场其实心里也没底。事实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够给出一个“合意”投资增速，那么市场以什么为基础来讨论投资“过快”或者“过慢”，又如何得出中国经济将出现新的风险的结论？
如何准确评估中国风险，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笔者曾参加过一个国际评级机构的会议，在谈到如何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评级时，这家国际机构给出了一个有趣的方法：只要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该评级机构可以最高给予6档的升级。这样的“升级”是基于评级机构“默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困难时刻可以获得政府的支持。这样的一种看似妥协，却代表了一种尴尬：按照评级机构的全球评级模型，中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只能被授予“垃圾级”评级，或者说早应该破产。但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却开始在海外发债，其发行的债券还颇受欢迎，对于评级机构来说，如果给予地方融资平台垃圾级评级，那么将失去这些客户，但给予他们投资级评级，又难以在逻辑上站住脚。最后，通过所谓的“政府隐性担保”给予其升级，是一种妥协。但不要忘记，在过去的几年中，包括评级机构在内的很多国际机构却也认为“政府隐性担保”代表着中国政策的“不透明”，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最大潜在风险。
中国信贷泡沫为何仍能扩张？
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的信贷扩张，这也是很多人观察中国风险的一个窗口。信贷扩张在历史上曾经造成过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这会导致货币政策转向紧缩，于是潮水退去，信贷扩张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换句话说，历史经验表明，信贷扩张不可持续。但在全球主要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西方观察家们似乎很难批评中国的信贷扩张政策。更要命的是，中国的信贷扩张基于国内储蓄而进行，并没有过度依靠外债，这让经典的“外债增加——贬值加剧——外债膨胀——汇率经济崩溃”的理论在中国案例上难以奏效。
于是很多人将目光转向中国商业银行（主要是影子银行），认为其无度扩张资产负债表，将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主要是房地产），一旦泡沫破裂，风险将十分巨大。由此衍生出的问题是，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共同进行大规模的资产扩张，这与西方的量化宽松有根本不同——西方国家的问题是，商业银行没有扩张意愿，因此央行不得不越俎代庖。在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同步扩张，将会成倍地放大风险。各类研究也表明，一旦房地产崩盘，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美国的“次贷危机”也依然历历在目。这其中的问题是，大量的研究基于历史经验得出，首先，历史是否将被重复，这本身就是一个未知数；第二，在货币理论已经失效（货币超发没有带来通胀）的背景下，我们为何纠结于历史？第三，中国没有出现过房地产崩盘的先例，如何要求商业银行在其风险评估模型中加入这样的风险因子？
市场越来越没有共识
事实上，类似的矛盾几乎无处不在。在这种情境下，决策者也会非常头疼，但即使没有明确共识，决策仍然要做出并执行。总体来说，中国仍然偏向于相对保守、缓慢甚至可逆的操作方式。而这样的方式是否正确，可能需要更长的历史来检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方式仍然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成长。
在亚洲，我们也发现，政府力量相对较强的经济体，其对经济的“熨平”能力也更强。比如说韩国，尽管其经济结构与中国台湾十分类似，但韩国政府明显对于经济更有控制力，比如说面临经济下滑，其出台财政刺激举措、重组政策性银行来帮助企业重组，等等。标普在过去的数年中连续上调韩国的主权评级，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财政政策相当积极有效，并表示韩国可能在未来数年内获得AAA的最高主权评级。换句话说，政府力量较强，并非在任何时刻都是坏事。
而在西方，对于很多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制度的反思，也在日渐高涨。在长期的经济停滞后，大家自然会考虑出发点是否本身是错误的。这在英国退欧公投上已经凸显。英国本身倾向于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欧洲经济却倾向于带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这里的“社会主义”含义并不相同），两种似是而非的经济制度通过欧盟融合在一起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经典案例，双方合作初期似乎严丝合缝并且运转良好，但经过多次市场动荡后，英国开始反思这一制度的合理性，最终的“退欧”事实上反映了世界观的差异。
推而广之，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目前的社会运行方式背后的问题，比如说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在美国，《纸牌屋》的流行，表明了对于传统精英政治模式的反思，希拉里“电邮门”事件也揭露出西方政治体系中的另一面。在中国，《北京折叠》的一纸风行也代表了对“社会分层”的反思（甚至是“反感”）情绪日盛，而社会分层在西方社会并非不见端倪。
所以，当我们把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人都只能自怨自艾地承认，“中国模式”仍然被证明有其存在的价值。同时，经济仍旧需要发展，否则，我们只会遇到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经济政策需要具备的是“建设性”而非“颠覆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林毅夫的观点占据上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另一派观点不断积弱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