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交叉存在的“冲突线”，使欧洲陷入持续的恐袭高热期
综合近两年欧洲恐袭案例可以判断，欧洲恐袭高密度发生有复杂的内外因素，也纠结着历史与现实政治冲突。
首先，这一态势体现了“基地主义”及其行为模式在欧洲的裂变、扩散和升级。欧洲发生的恐袭，除个别案例外均与“伊斯兰国”武装相关，或者受其指使，或者被其“感召”，而且大都来自中东和非洲。这些事实呈现出两条交叉存在的“冲突线”，一条是非国家行为体发动的跨地中海所谓“文明冲突”，另一条是欧洲内部跨种族跨文化社会矛盾，它们交替作用或共振，使欧洲陷入持续的恐袭高热期。
“基地主义”，也即“伊斯兰国”武装的意识形态，是驱动欧洲恐袭的思想源泉。所谓“基地主义”，是其创始人本·拉登倡导的反美反西方及其“傀儡”主张，意欲通过不对称的暴力和恐怖手段，摧毁给伊斯兰世界带来压迫、不公和腐朽生活方式的政治秩序和运作体系，建立由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世界。“基地主义”的产生，既有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干涉主义和炮舰政策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长期培育的仇恨土壤，也有伊斯兰世界世俗化和现代化治理失败的内在困境。
其次，跨越地中海涌向欧洲的中东难民潮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北约武装干涉利比亚、叙利亚内乱，加剧本地区人道主义灾难，特别是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为极端伊斯兰分子提供了报复西方世界的现实理由；另一方面，大量中东难民流向欧洲引发的排外思潮和舆论，加剧原本存在的文化与种族对立，使“伊斯兰国”武装极易就地招募追随者并就近在欧洲腹地发起攻击，更何况，部分恐怖分子在中东接受战地训练后混入难民队伍潜回欧洲寻机逆袭。
第三，殖民地文化与多元文化主义的病态结合，使欧洲成为恐怖分子乐土。相关统计表明，虽然当代中东恐怖主义的发轫以反美主义为酵母，并酿成“9·11”袭击这样改变美国和世界的标志性事件，但此后15年，与中东地缘冲突相关的恐袭并未构成美国暴力案件的主流，甚至与传统的种族暴力冲突发案率也不成比例。这说明，美国比较成功地解决了移民归化与融合，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也打破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假设。欧洲则不然，它与中东和非洲有着彼此难以抹去的殖民与被殖民历史记忆，白人社会与基督教文化依然有着天然的优越感和强势地位。欧洲经济生机勃勃时，大量引入原殖民地廉价劳动力，来弥补底层和边缘就业岗位的空缺；经济萧条时，外来移民及其后代就变成社会累赘，成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挤压对象。同时，欧洲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并未促成原住民与移民水乳交融，反而受经济形势消长逐步产生文化隔阂和排异。欧洲倡导的政教分离和世俗化政策，与底层中东移民持守的文化和习俗未能彼此消化，也导致欧洲社会不同文明的摩擦时有发生。上述因素为部分穆斯林移民离心离德埋下伏笔，也自然使欧洲滋生数量较多的极端和恐怖分子。
第四，多重危机叠加形成“末世情结”，使欧洲成为恐袭新温床。当美国近年逐步摆脱经济危机呈现持续回升势头时，欧洲却依然深陷债务危机而苦苦挣扎。去年希腊大闹欧元区，今年英国公决退出欧盟，难民潮引发的孤立主义和极右翼势力竞相抬头，都表明经济危机已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扩散。失业率攀升，收入减少，福利下降，族群对立明显，使欧洲前景一片灰暗，大量青年陷入空虚和迷茫。包括部分白人在内的绝望者政治免疫力持续衰减，在“伊斯兰国”时尚炫目的新媒体传播迷惑下，或前往中东甘为炮灰，或就地分包恐袭任务，走上不归之路。据西方反恐部门估计，“伊斯兰国”崛起的短短3年间，已吸纳100多个国家数万激进分子，其中仅来自欧洲的二代或三代中东移民就超过万人。
“伊斯兰国”武装正摧毁着西方世界的安全感，甚至可能终结欧洲努力几十年的一体化进程
欧洲成为“恐袭”重灾区凸显了恐怖主义的变化趋势，也预示着反恐事业的艰难和曲折。
首先，“伊斯兰国”武装与“基地”组织登台主唱的国际大背景明显不同。“基地”组织猖獗乃至发展到顶峰阶段（1998-2011年），尽管也实现网络托拉斯化和行动全球化，但是，西方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从精英到草根都能理性看待这股极端力量，将其与伊斯兰文明区别开来。但是，“伊斯兰国”武装活跃的这几年，西方世界特别是欧洲蔓延着浓烈的妖魔化伊斯兰气息，传统的“政治正确”面临挑战和解构，这将加剧两种文明的误解和摩擦，进而使原本并非文明冲突的反恐战争，容易被人以文明冲突的框架来审视。其结果，必然引发更多敌对、仇视和冲突，使世界陷入“越反越恐”的恶性循环。
其次，“伊斯兰国”武装不同于“基地”一二代领导人那样的“土包子”，他们多为数字化生存的青年人，伴随网络和移动技术革命而成长，如鱼得水般玩转互联网与移动通信工具。“伊斯兰国”不仅通过网络和移动平台传播意识形态、组织兵源和资金、发动舆论战和心理战，而且利用高技术手段攻击敏感目标，完成恐袭任务，形成“独狼”层出不穷的恐袭新现象。这种各自为战、就地为战的恐怖隐蔽战和游击战，正摧毁着西方世界的安全感，尤其是视中东为后院的欧洲，甚至可能终结其努力几十年的一体化进程。
对欧洲而言，恐怖主义过去并不陌生，今天却被迫习惯多点袭击和日常发生，以及本土恐怖分子参与的“新常态”。反恐是个系统工程，特别是针对源于中东的恐怖主义，需要以大历史视野进行综合治理，而不是单纯迷信武力。首先，国际社会必须形成统一反恐意志和战线，摒弃以反恐之名谋一己之私的战略短视，尽快摧毁“伊斯兰国”武装在中东的政权化或国家化存在，最大程度地瓦解其行动能力。其次，必须推动中东实现稳定、和平和发展，让地区人民自主选择和探索适合国情与历史的治理模式，通过良政和良治压缩极端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空间。第三，西方世界必须整体反思引火烧身的强权思维和干涉主义传统，以最大诚意和耐心实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相互尊重和彼此包容，从而逐步消除根深蒂固的反西方主义情绪。背离这三个基本出发点，反恐仍将是一句空话，只能是事倍功半。
【参考文献】
① Jacob Poushter, “Extremism Concerns Growing in West and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ies, Worries Especially Widespread in Western Europe and U.S.”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Pew Research Center,8 August,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