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转而探讨该节目最有见解的一个方面，它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反恐防恐极具启发意义。无论是在境内、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领域里、还是在“一带一路”沿途经过的中亚中东等地区，都存在虽然程度有别、但下面却有着性质类同的社会基础的恐怖主义威胁。
上述节目最具见解的方面是：在主持人逐一讨论了“九 一一恐袭”前后多年里，发生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形形色色恐怖活动之后，明确回答了该节目大标题提出的恼人问题：“为什么他们仇恨我们？”
答案是：恐怖主义分子仇恨的并不是具体的一个国家（譬如美国），或具体的一个地区（譬如欧洲），或具体的一个宗教（譬如基督教）。他们仇恨的是现代化的社会！
根子是对“现代性”的逆反
这个答案是双重超越性的，其视野不仅超越了绝大多数就事论事讨论恐怖主义问题的媒体节目，更有意义的是，超越了仅仅从西方立场来看待全球受威胁问题的局限。
笔者通过多年调研和远距离观察，慢慢得出一样认知——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层源头是宗教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是来自对现代化过程的恐惧，来自对现代社会的抵制，来自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敌视。一言以蔽之，来自对“现代性”（modernity）的仇恨。
“现代性”是比较社会学的枢纽概念，指的是各地区现代化过程启动之后，逐渐涌现出来、确立起来和延续下去的一组组做事的方式、待人接物的规范、安排私人和家庭事务的伦理观、处理公共事务的程序、社会管理的体制，简言之，构成微观和宏观意义上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参阅S.N.Eisenstadt, ed., Patterns of Modernity: Vol. 1, The West; Vol. 2,Beyond the Wes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如果把过去十几年里发生在全球几大区域的恐怖主义活动作一番检视，诸位可以看出，恐怖分子暴力攻击的对象，并不限定于哪一类特定的国家：西方东方、富国穷国都有；也不限定于哪一个特定的种族，白人、黑人、混血、棕色、黄种人都有；也不限定于哪一种教派，受残害最多的倒是穆斯林里面的不同教派。所以，只要某一群体或个人显示出其生活方式不符合伊斯兰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奉为“唯一绝对正宗的信仰”，这样的群体和个人就会成为恐怖分子仇视的对象；若有机会，就对之施行暴力攻击。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受害者是攻击者的家人或亲属，即所谓的“荣誉处决/ 耻辱杀戮”（honor killing or shame killing）。
如果不是把世界各地的恐袭杀戮放在这个背景上透视，我们就失去了解剖恐怖主义社会土壤的基本面。
让我们以比较历史的视野，从恐怖主义组织迄今的集大成“伊斯兰国”身上，来看看“他们仇恨的是现代化！”之脉络。
“伊斯兰国”代表一个遥远的时代
当今的文明世界不分阶级和种族，对“伊斯兰国”的商标性作为（trademark behavior）都一律表示出应有的深恶痛绝和义愤填膺。确实，这些恐怖分子的种种行径，诸如肆意毁坏其它文化或教派的圣地和文物，把女性当作次级人类管控和买卖，攻下新地盘后强令当地居民交钱买命，公开鞭打乃至肢解违反其原教旨主义生活规则的男女，用火刑烧死所谓的叛教者，对准摄影镜头施行斩首示众，在市中心置放囚押活人的木笼作展示，沿街吊挂成串的完整尸体或人头，强迫被征服区域的居民纳贡女子做他们的性奴，训练未成年的男孩亲手行刑杀人和征召大批娃娃兵参战，发派屠杀“异教徒”的跨国灭绝指令，等等。
可是，假如我们把眼光放得更久远，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几大教派(参阅Kuo-yu Tsui, “The Practice of Celibacy in the Fourth Century Syriac Christian Tradition”所引用的众多史料, New History, March 2015 Issue)，一千年前、直至几百年前，它们都曾实施过很多类似的严酷秩序和恐怖行为。这里仅仅是指传统宗教意义上的，并不包括世俗政治狂热意识形态支配下发生的可怖状况。
就拿上面提到的“荣誉处决/耻辱杀戮”这样的可怕行径而言，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正规法律都予以严格禁止，但在巴基斯坦乡下偏远部落地区，2014年一年内就至少有一千名女性被这样杀戮了。如果翻阅一本比较文化史名著、约翰·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衰落》，里面就讨论过，在14世纪后期，卢森堡教区的一位基督教神职人员 Jean de Varennes一再宣扬，对于通奸行为，“要按照古法惩处：基督如确知通奸女人的罪过，就会下令向她投掷石块。”这距离“荣誉处决 /耻辱杀戮”只有半步之遥！这位神职人员的宣教在法兰西广为传播，他被称为“圣人、未来的教皇、上帝的信使”（参阅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译本，第202-204页）。至于把异端人士当众烧死，更是中世纪基督教领地常有的事。可见，历史翻回去几百年，几大宗教都有类似的严峻规则。
宗教也得与时俱进
根本区别在于，其它教派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已经与时俱进（尽管不同步），慢慢告别了那些严酷可怖的秩序和作为，这个过程就是伴随着广义现代化的理性化和世俗化。但高举着宗教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却逆时代潮流而动，非得要把人类强行拖回到一千年、几百年之前的那个遥远时代。该组织的宏图第一步是按照千年前的原教旨，打破过去一两个世纪里形成的现代中东世俗国家之间的国界，建立起大一统的神权哈里发国（Caliphate），然后再征服越来越多的异教徒领土，最终把所有他们认为属于泛伊斯兰区域的地盘都纳入其神权统治之下(Rudolph Giuliani’s and Jessica Kasmer-Jacobs’ Commentaries in Wall Street Journal, 14 December 2015, p. A13)。
简言之，“伊斯兰国”代表的是千年前那个逝去的时代。按照这类恐怖组织的极端主义立场，过去的一千年尤其是近现代的一两百年期间，芸芸众生是越来越远离他们原教旨主义者界定的“唯一绝对信仰”，生活方式越来越堕落，所以这个世界必须用鲜血来予以洗净。凡是抗拒此一“至上神令”的人，不论其种族如何，他们的家园乃至肉体的被毁灭，是原教旨主义携带亿万众生“返本归原”的应有代价。
缺了以上的大历史背景，我们在课堂里就无法为学生解惑：为什么当今恐怖分子的暴戾和创新招数已经远远超出正常人的想象：他们能对危难中拯救过他们亲人的国家施暴（如德国），能对欧洲最宽容穆斯林移民的社会动武（法国和比利时），更能血洗自己的近邻街坊（中东北非多地）。正因为这样，过去曾经对以色列防恐反恐的手法多有指责的欧洲国家，现在反过来要向它学习了（“恐怖分子瞄上机场，最佳安检在哪国？”Deutsche Welle 2016年7月5日）。欧洲社会主流多年来以为，只要他们实行“开放的边界”、对一切教派尽可能不设防，所有的穆斯林都会与欧洲社会和谐共处。穆斯林极端分子恰恰是从这样的宽容政策中找到多处软肋，狠下杀手。这是本世纪上半叶最惨痛的教训。距离中东不远的东亚，在防恐反恐做法上，不应该忽视那些受恐袭地区提供的教训。
和现代化保持大方向基本一致的那些穆斯林，被称为开放宽容的信徒，他们的态度才是符合人类文明趋势的，他们也不希望宗教极端主义把社会拖回到中世纪。2014年9月26日，一位穆斯林在法国西部一所清真寺外面手持牌子，上面写着“不要用我的名义！”，抗议极端主义组织以伊斯兰的名义杀害当地平民的行为。各地政府包括中国内地的，都应该鼓励穆斯林民众在发生过恐袭的清真寺旁作这样的宣示，这是保护无辜者的文明盾牌。
现代化是深层次的解药
“一带一路”所经过的许多区域包括中国的西北，都是现代化相对晚到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搞发展、办企业、建学校、开文化娱乐场所，必然招致极端主义的仇恨，风险难免。但我们同时要明白，“一带一路”的进展又能够从根底上消解宗教极端主义的沃土。西方东方社会的趋势都表明，那些现代化相对来说进展较多的地方，原教旨主义就难以操控大多数民众，因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理性化和相当程度的世俗化。
有理由预言：当那些被早几波现代化放弃了的地区也逐步走向现代社会时，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宗教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就丧失了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