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林张之争” （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成为经济学界的一道风景线。从一开始经济学研究人士在小范围内的讨论，到之后各微信朋友圈的转发、评论和发酵，有关产业政策的本次争论开始席卷整个学界，甚至非经济学的学界人士也被卷入了这场争论。产业政策从一个学术问题演变为一个公共话题。其背后所折射的是，在某些政策失效之后社会所酝酿的某种抵触情绪。当然，经济政策的公共化并非坏事，作为事关全民福利的产业政策，正是需要通过全民的讨论加以检讨和优化，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其改善社会福利的终极目标。
有关产业政策的去留，关键不在于“要”与“不要”，而是在于评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项产业政策的评估大致有3个视角。
第一，实证的视角。一项产业政策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视角同时还要回答“某产业政策为何可以解决某个问题的原因”。究其实质，就是要通过经济学的研究知晓其中的规律。譬如，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般都希望尽快扶持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通过税收减免、研发资金、补贴、绿色信贷等来加以支持，这显然就是一种典型的产业政策。但在实施这些政策之前，就有必要搞清减免税收等政策工具与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之间究竟是什么相关关系，而不是想当然地就认为这些政策工具是有利于支持节能环保产业的。此外，还有必要搞清这些政策工具之间相互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否则完全有可能相互撞车，甚至南辕北辙。
第二，规范的视角。经济学认为，在制定一项经济或产业政策时，必须有价值上的规范判断。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即是不是好的？这个好的标准很简单，即有没有带来福利的改善。当然，一项好的产业政策既要改善短期或者静态意义上的福利水平，同时更为重要的，还要改善中长期或动态意义上的福利水平。就此而言，即便某项产业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是有效的，改进了福利，譬如用刺激投资的方式加大了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但假如产业的发展速度和体量过于超前，最后的结果极有可能是造成长期极大的浪费。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外的环保产业政策实践中比比皆是。因此，即便是着眼于推动绿色发展的产业政策，也务必要在总体考量的基础上做出判断，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和时间节点。当然，相比于静态的研究，动态的福利最大化显然难得多，原因在于不确定性。短期内的诸多影响因素都是确定的，但长期却是不确定的。因此，需要在施政之前进行多方探讨和深入研究。
第三，利益的视角。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都是基于“上帝之手”的假设，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审视其中的发展规律，并做出价值判断。那么，事实上，作为产业政策的利益相关主体，所有参与者其实都是局内人。他们对于产业政策的评判并不会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做出判断。相反，在产业政策关涉到自身利益的领域，他们的评判通常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按照产业政策对于自身利益的影响来判断其好与恶，然后用手或者用脚做出投票。这其实正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应该说，在互联网的时代中，随着要素流动性程度的提高，公众对于产业政策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本次“林张之争”所产生的公众效应也正是这种影响力的体现。在此情况下，在公众看来，产业政策的优劣好坏或者去留，关键还是在能否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仅仅在绝对意义上改善福利水平。
譬如，一项着眼于绿色发展的产业补贴政策，也许在实施过程中的确能够让部分人受惠，同时其受惠的总体程度可能是高于政策成本的。按理说，这应该是一项好的政策。但假如这项补贴政策的好处仅仅落在极少数群体上，这就意味着，对于大多数而言，他们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但却为此付出了成本（纳税人）。此时，从利益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进行了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即便最终提高了总体福利，但其结果必然也将遭到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从而也就无法真正取得绿色发展的实效。
最后，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究竟是否需要产业政策呢？这个问题本身不设边界，其实是无法回答的。从国际绿色发展的实践看，无论是狭义上的产业政策，即各种环境经济政策工具，还是广义上的产业政策，即各种制度变革，都曾经在环保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德国和日本等国执行的绿色领跑者制度，鼓励在环保过程中推广最新的科技，这便是典型的产业政策。再比如，美国在奥巴马的绿色新政期间，大力推动清洁能源的研发和投资，这也应该算是不折不扣的产业政策。由此，从绿色发展的需求出发，产业政策显然是实现绿色发展所必需的一项环境经济政策。但是，从政策部门的供给出发则不一定。这是因为，基于以上3个视角可知，有的产业政策的确可以促进绿色发展，属于产业良政；但还有的产业政策则相反，并没有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其结果是在帮倒忙，进一步恶化了生态环境。从绿色发展的视角看，这无疑就属于产业恶政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其实这也正是为何我们要在绿色发展领域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所在。我们要多从供给侧的角度来提高产业政策的质量，满足绿色发展对于产业政策的需求。
如果说，一定要回答上述“林张之争”的话，那么，我们的答案就是：绿色发展需要的是产业良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