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此起彼伏的贸易保护主义，到英国脱欧，再到推翻区域自贸协定,乃至退出世贸组织从纯粹的民间非主流呼声变成“大嘴”特朗普等政客堂而皇之的说法，许多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作为正在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平台雄心勃勃推进国际经贸合作的国家，中国对此当如何看待、应对？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不能把“反全球化”当作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过分紧张，因为“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本来就是如影随形，一直就有，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长期存在，其根源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
在相对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层次，就总体而言，当前的反全球化浪潮根源主要还是经济，但民族、种族、宗教、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的影响已经明显上升；主要源于长期性问题，并因经济不景气的周期性因素而加剧。在长期性问题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此前20年的全球化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两头得咎：一头是开放经济绝对和相对的受损者不满，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发达国家传统的中产阶层；另一头是相当多的开放经济受益者，因为他们认为当前的全球化模式未能给自己的潜力提供充分发挥的空间，反而在很多方面限制了自己，给自己增添了额外的负担。除上述已经存在多年的长期性问题，近年来跨境人口流动冲击问题快速凸显，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新的、日趋严重的、长期性问题，在发达国家内部激起了日益广泛的不满。上述长期性问题决定了当前的反全球化浪潮与以往的同类运动相比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传统上的全球化支持力量——发达国家主体民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成为当前全球化的反对派，而且这部分反对派还有持续扩大之势。
在上述长期性问题的基础之上，当前经济不景气的长、短周期性因素进一步助推反全球化思潮兴起。从长周期来看，世界经济已经结束了一个康德拉捷夫长波周期，但还缺乏新的革命性技术创新来开启新的长波周期繁荣阶段。从短周期来看，本来新世纪前10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业绩总体就低于发展中国家，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至今，发达国家中欧洲失业率仍然长期居高不下；美国就业数据改善很多，但居民储蓄仍然处于低谷；新兴市场经济体则从近两年起结束了本世纪初的十年繁荣，步入全面大幅度经济震荡。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大批民众感到自己乃至自己子女一代丧失了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的希望，甚至可能持续恶化，出现不满、骚动就是必然的，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在合适的旗号下组织起来宣泄了。
当前反全球化运动根源更深的第二个层次在于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制度建设方面的缺陷，包括社会福利、劳动制度、国家政治体制等等，是这些缺陷导致上述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日益膨胀，也削弱了很多国家因应全球化进程及时自我调整、与时俱进的能力，不少国家甚至有丧失正视问题、凝聚共识、采取行动的勇气和能力之虞。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丧失正视问题和采取行动的意志、能力比问题本身更令人担忧。
进一步详细分析，近20年来的全球化进程也是一个收入分配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进程，在一批国家和社会群体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有一批国家失利，同时在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都制造了一批绝对和相对的受损者，包括遭遇来自相对先进国家进口冲击的后发国家产业从业者，以及发达国家内部在开放性竞争中失利的产业从业者。
在国家层次，就发达国家而言，美国、德国、英国表现相对良好而其它欧盟国家、日本表现相对糟糕，这一点在德、英之外的其它欧盟国家制造了较为深厚的反全球化土壤。就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尽管21世纪前1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惠及东亚、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各大区域，但仍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赶上了这趟经济增长的“快车”。如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国家中，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成为黑非洲21世纪前10年的赢家，而津巴布韦等国成为输家，津巴布韦等国因此有着更深厚的反全球化、排外土壤。
在产业层次，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少传统制造业（包括现代制造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手工制造业）在以“中国制造”为代表的东亚制成品竞争中失利，这些在开放经济竞争中失利的产业从业者因而具有较强的、潜在的反全球化倾向。在未能及时实现再就业或是新职业经济社会地位低于旧职业的情况下，他们潜在的反全球化倾向就有很大可能转为现实的行动。
在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世纪以来10余年中以“中国制造”为代表的东亚制成品产业升级取得了长足进步，相应地，在与“中国制造”竞争中失利的西方产业层次明显提升，从原来的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升到钢铁、汽车零部件、IT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不够强劲、产业提升乏力的环境下，其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因开放经济竞争失利而反全球化的势力大涨。因为在发达国家，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组织程度、社会话语权、政治游说能力、财力、从业者收入水平都不能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这些行业从业者的专业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也高于前者，这意味着后者因市场竞争失利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大于前者，他们抵制这一变化的动机相应强于前者，他们组织程度、社会话语权、政治游说能力、财力较高，也使得他们有能力开展声势、影响力更强大的反全球化运动。
在社会阶层层次，不少发达国家占总人口60%左右的传统中产阶层成为“全球化冲击”中相对损失最大的输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占总人口20%的上层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更多的机会获取利益，同时也有更多的办法逃避在母国的税收等项义务，以至于母国公共产品供给有恶化之虞；即使闹出了金融危机，他们也能凭借“太大不能倒”的地位绑架政府优先救援，从而最快摆脱金融危机冲击，甚至从金融危机中牟利。占总人口20%左右的最下层可以获得较多的政府扶持、社会帮助。相比之下，传统中产阶层既不能如同上层那样攫取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又不能逃避母国的税收，而且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净付出者，承担了大部分税收负担而得到的扶持、社会帮助较少。在经济景气日子过得去的时候，传统中产阶层对这些不平可能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经济萧条时期，这种不平就会集中迸发出来。
同时，近20年来的全球化进程也是一个很不充分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的利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却让不少高效者承受了额外的限制和负担，这一点同样损害了全球化的吸引力。典型如欧盟。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很多方面背离了效率原则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初衷，其管理制度、经济贸易政策汲取相对高效的英、德成分太少，从南欧国家承袭的低效、保护主义等负面成分太多，而且让其经济政策承担了太多的价值观、社会责任等内容，以至于在主权债务危机高潮之时居然忙着去制定推行“人道养鸡法”等不急之务，其共同财政也是转移支付、一平二调成分占压倒优势而极度缺乏经济发展色彩。相比之下，英国的自由放任、自由贸易倾向明显高于欧盟整体，脱欧派的重要主张就是认为布鲁塞尔欧盟官僚机构给英国企业增添了太多的不必要的管制，降低了英国经济的效率，增加了成本；希望通过脱欧摆脱布鲁塞尔官僚的不当管制，摆脱欧盟共同财政转移支付的负担，获得更加自由放任的商业环境，充分发挥本国经济体制在自由化和灵活性等方面的优势。由于同样原因，相对高效的荷兰等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脱欧”呼声。从这一点来看，与其说英国脱欧是反全球化，毋宁说是他们全球化扭曲。
与欧盟类似，近20年来，从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协定，到区域自贸协定，发达国家某些势力强行塞入其中的价值观、社会责任之类内容太多，必然损害全球化的经济收益，给国际经贸乃至原本的国内经贸增加额外限制和负担，最终将激励反全球化潮流。
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同样存在类似的损害全球化收益问题。因为“意大利面条碗效应”（Spaghetti bowl effect）会削减区域自贸协定参与方参与的利益，而提高参与的成本。
在更深的第二个层次上，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在社会福利、劳动制度、国家政治体制等方面的缺陷导致上述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凸显，削弱了这些国家因应全球化进程及时自我调整、与时俱进的能力。
如标准过高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仅通过加重社会负担而大大削弱了整个国家在全球化环境中的竞争力，而且是激励非法移民、难民危机等爆炸性问题的重要因素。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本土居民竞争时的天然劣势、在一个不熟悉社会生活的困难压力，本来足以有效遏制外来移民的增长，并在无形之中激励他们尽快融入东道国社会。但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消除了上述无形屏障，直接间接地激励了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
又如过于僵化的劳动制度和工会体制，大大提高了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受美欧模式影响太深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成本，降低了效率，使得这些国家的产业在全球化竞争中失利的概率大大上升，同时也使得这些失利产业及其员工难以迅速自我调整，尽快重建竞争力，而是更多地倾向于诉诸贸易保护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