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事件持续发酵。6月24日的英国脱欧公投，投票率为72.2%，51.89%的投票者支持脱欧。按照西方理念，公投是民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大事件，是“高级民主”的体现。不过，投票的“快感”之后，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因为，赞成脱欧者刚过半数，还有27.8%的合格投票者未投票，截至7月8日，英国政府和议会请愿网站上要求举行“二次公投”的人超过412万。这说明，是否脱欧，争议还很大。有些“留欧派”议员曾表示，会凭借在议会的席位优势而阻止脱欧进程。但此举若成真，势必引发宪政危机：
到底是全民公投结果有效，还是几百个议员的投票结果有效?英国之所以会举行脱欧公投，直接原因是，2015年大选前，时任首相卡梅伦为团结保守党赢得连任，承诺若赢得大选，将由民众通过公投决定英国是否脱欧。
于是，脱欧从偶然事件通过公投成为事实， 这反映了在难民危机、债务危机、失业上升等问题的冲击下，英国和欧盟反外来移民、反欧洲一体化的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盛行。笔者怀疑，英国投票者中有多少人事先系统做过脱欧利弊分析?
尽管脱欧或许会给某些人带来些利好，比如有人的“饭碗”暂时保住了，但脱欧很可能是损人不利己，英国未来会遭遇想都想不到的系列问题，如经济下滑、地位下降等。前首相卡梅伦当时表示，英国将进入10年不确定期。而欧盟已因经济低迷、债务危机、难民涌入、恐袭迭起而深陷困境;祸不单行的是，新一轮内部分裂可能使其一体化遭遇重挫，前景堪忧。
再看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选举初选阶段的奇迹般崛起，也说明美国政治与社会有很多问题，美国很多精英也很头疼。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早建立资本主义民主的欧美已在深刻反思和调整运行了数百年的民主制度。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曾在2014年底于《纽约时报》撰文《民主已死? 》(Is DemocracyDead?)，称民主因为民众声音杂乱而导致政府的决策或效率低下， 或被民意裹挟，或被利益集团操控。不过，尽管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和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发展已遭遇困境，但西方仍不遗余力地在东南亚推进西式民主， 欲让西方民主“全球化”。比如， 美国欲将缅甸打造成为“亚洲新的民主样板”。
作为中国近邻的东盟多数成员国也在经历深刻转型，一大特色是：部分国家政治体制和发展理念高度仿效西方，公民社会快速发展，民众崇拜西方民主，羡慕“一人一票”的选举模式。笔者访问过泰国、缅甸、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对东南亚国家建立高度仿效西方的政经体制之后的发展状况也做过一些思考。笔者发现，西方政经体制和发展理念在东南亚确实带来了一定积极效应， 比如，选民对可以选举议员和领导人感到高兴，部分社会矛盾得以缓解。但“一人一票”选举体制的负面效果也不容忽视，如，民众的民主理念与实践经验缺乏， 不理性的民粹主义盛行，社会高度碎片化，政府决策与施政效率低下，既有的社会贫富分化、民族矛盾等仍根深蒂固，甚至有所恶化。
西方民主并不是解决东南亚部分国家转型与发展难题的“灵丹妙药”，反倒经常“水土不服”。中国古语讲：“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其实，西方民主运行了三四百年，英、美、德、法、日等国的民主形式也不尽相同，学术界对民主形式的争论很多。因此，西方在亚洲等地区的新兴国家推广民主出现了不少败笔，东南亚国家高度仿效乃至照搬西方民主，有好处，但会持续不断地尝到苦果。连美国在其盟国菲律宾推进民主也遭遇挫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出现过马科斯长期独裁统治，马科斯独裁统治结束后，菲律宾恢复民主。但此后至今，菲中央到地方权力实际被全国约200个权贵家族控制，每次选举都充斥着暴力、凶杀，军队还时而搞些政变闹剧。
东南亚共11个国家：东盟10个成员国加东帝汶。限于篇幅，笔者主要选取泰国、缅甸和新加坡作为论述对象。
因为，泰国1932年建立君主立宪制， 是东南亚最早建立民主的国家，但其民主发展历程曲折反复;缅甸是近年来再度推进民主转型，取得较大成效，但诸多难题待解；新加坡则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高度稳定，快速发展，从独立时面临生存和发展困境的“城市岛国”，一跃成为东南亚人均GDP最高、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地区强国。
泰国这个“微笑国度”，西方民主对其发展有积极作用，但副作用也很明显。泰国1932年推翻君主专制，仿效西方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在东南亚最早建立西式民主。然而，自此之后的84年间，泰国民主发展屡遭挫折，体制不顺，政府更迭频繁，军事政变共发生19次，军人执政总时间超过50年，文官执政时间总共才30年，这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其中，20世纪的泰国民主之乱主要是军人集团与文官政府的轮番斗争。
由于文官政府软弱无能，泰国的民主发展史在20世纪反而悲剧性地成了一部军人政变史和执政史。大致可分为五大阶段：民主革命及封建王朝复辟与文人反复辟的斗争时期(1932至1957年)、军人专制时期(1957至1973年)、“民主试验” 时期(1973至1976年)、从军人政府向文人政府过渡的时期(1976至1988年)、文人民主政治时代(1988至2000年)。
21世纪的泰国政坛，稳定发展与剧烈动荡的年份大约各占一半。无休止的混乱和流血冲突损害了泰国的良好形象。
以前总理他信和英拉(他信妹妹) 为代表的他信派政治势力(主要由他信家族等新兴产业资本家、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组成，旗下政党是“为泰党”，街头政治组织是“红衫军”)与以军方、民主党等为代表的反他信势力(主要由曼谷及其周边城市的军、政、商、学界精英阶层组成，街头政治组织曾经长期是“黄衫军”，2013年黄衫军解散，前副总理素贴·特素班组建“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来领导示威)长期对立、斗争，争夺国家政权与经济社会资源分配，导致泰国在过去16年，只有2001年初他信上台至2006年初他信遭遇黄衫军大规模抗议前，是稳定发展的五年。
自2006年上半年开始至今，由于他信派和反他信派陷入“此方执政、彼方上街”的恶斗怪圈，泰国共发生五轮大的政治动荡：2006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3至2014年，每轮动荡持续数月乃至半年，国家运作近乎瘫痪。总理换了八个：他信、素拉育、沙马、颂猜、阿披实、英拉、尼瓦探隆、巴育。这些总理均命运多舛。他信(2001年2月至2006年9月在任)被军事政变推翻，至今流亡海外。素拉育是军方扶持的临时总理(2006年10月至2008年1月在任)，执政一年多，下台后扯上非法占地的官司。沙马(2008年1月至同年9月在任)、颂猜(2008年9月至同年12月在任)、英拉(2011年8月至2014年5月在任)三位则因为涉及弊案先后被宪法法院解职，法院仍在审理英拉的弊案。宪法法院六年内解职三位总理，这在泰国民主发展史，以及世界民主发展史上都极为罕见。阿披实是2008年底被军方强推上任的总理，其任职只经过议会选举，而未经过正式大选。阿披实一直到2011年8月下台， 长期遭遇红衫军的抗议，卸任后也因为动用武力镇压示威而官司缠身。
泰国民主乱局的表现不仅仅是走马灯似的换总理，更体现在几乎从未消停过的街头示威，2006到2014年，街头流血冲突中的伤亡者有五六千之众。其中，2010年的示威者与清场军人的冲突造成约2000人伤亡，2013年底至2014年5月的街头示威冲突共造成至少28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而且，泰国法治松弛，违法成本低，整个社会，上至政客、政党，下至百姓和街头组织，均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与遵纪守法意识，人们动辄就采取街头示威来逼政府下台，获取巨大收益，挑头闹事者却经常逍遥法外。2014年5月，国家混乱至极时，民众渴求稳定， 陆军司令巴育发动政变，推翻民选的他信派政府，夺取政权，8月出任总理，组建新政府。
其中，军人占据约三分之一的内阁位置，占据核心部门要职。尽管维持了两年多的稳定，但泰国军方高压统治压制政党活动和文人政要的做法也引发反弹。巴育政府去年9月推出的新宪法草案遭遇民间抗议， 被国家改革委员会否决，因为宪法草案条款延续和扩展军人权力， 设立为期五年的过渡期。草案规定，若在过渡期内泰国出现政治僵局或动乱，军人主导的“国家改革及和解战略委员会”将替换民选政府执政。巴育政府于是推动重新制宪。
今年8月7日，新宪法草案及附加问题分别以61.35%和58.07%的支持率获得通过。附加问题为：你认为在国会选举之后的5年内，上议院是否有权与下议院一起，参与决定总理人选?公投通过意味着由军方“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维和委)任命的250名上议院议员将与民选产生的500名下议院议员一同决定总理人选。
这部宪法草案的核心宗旨是扩大军人权力，限制政党权力。军人任命的上议院权力超过民选的下议院，上议院可监督乃至弹劾失职的下议院议员。上议院可否决总理人选，可弹劾总理;而总理人选并非像以前那样必须来自民选议员，不再单独由下议院选举总理。这就能有效防止支持者众多的他信派政党在新大选中胜出后推选总理，从而确保军方能长期主导国家权力。
那么，受到为泰党、红衫军等他信派人士、西方等猛烈抨击为“不民主”的新宪法缘何获得通过?
核心原因是泰国多数民众极为厌倦此前几年文人政客、政党们争权夺利导致的局势动荡，希望军方强力稳局，因为，只有稳定才能发展。
总体看，近几年，泰国政坛斗争完全脱离大选、议会等民主轨道，形成恶性循环，陷入困境：放开民主，恶斗不止， 民众希望稳定， 军人干预，高压稳局。但时间长了，民众又批评军人统治，呼吁民主。而在权利争斗中，朝野对立双方动用选举、街头示威与流血冲突等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泰国法制不彰，街头斗争火药味十足， 民主运行脱离正常轨道，社会难稳。泰国政治学者立琦·体拉威津指出，泰国民主制度已走入死胡同， 因为它未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相反，民众看到的只是政客们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混乱之中。
民众对此失望和厌恶至极。由于民主之乱，泰国经济发展近年来也低迷不振，2012年局势稳定，经济增长率达6.5%，2013年大乱，经济增长率跌至2.9%2014年继续动乱至5月军事政变，经济增速跌至谷底，仅0.8%， 经济元气大伤，2015年局势尽管稳定， 但经济增长仅2.8%，2016年经济增长可能也大致与2015年持平。
笔者2014年8月在曼谷参加泰中战略研讨会时， 看到泰国前外长、东盟前秘书长素林(Surin Pitsuwan) 发表演讲时有些痛心疾首。他表示， 泰国的邻国经济在发展，区域地位提升，而泰国近年来的动乱导致经济下滑，在东盟的地位沉沦。他提醒道，想想当年，1967年8月，东盟成员国领导人是在泰国开会， 发表《曼谷宣言》，宣布成立东盟，泰国曾长期在东盟发挥重要作用。
泰国的“民主之乱”无法仅仅通过换总理、军事政变或举行大选来解决。泰国民主要走上良性发展之路，必须要针对乱源，多管齐下，全面变革。各派必须摈弃私利，通过谈判寻求和解， 探寻符合国情的民主之路，才能使国家由乱到治。
1.从议会民主制到军人独裁
独立之初，缅甸就被西方民主狠狠“撞了一下腰”。1948至1962年，吴努(1907-1995年)总理盲目仿效西方，领导缅甸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缅甸算是东南亚较早建立民主的国家， 但西方民主在缅甸水土不服。缅甸中央政府软弱，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执政同盟内矛盾突出，国家动荡。
在阶级矛盾方面， 缅甸共产党脱离执政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民主同盟，领导工农大众抗击政府，1948年3月，仰光爆发工人总罢工，后来的工人罢工与学生罢课此起彼伏。在民族矛盾方面，主要代表缅族利益的吴努政府对从英国殖民者手中争取独立的“彬龙协议” 和1947年宪法给予多个少数民族的高度自治权益采取削减、收回政策，不承认部分少数民族在加入联邦后10年可决定是否留在联邦的权利。诸多少数民族成立地方武装(下称“民地武”)，反抗缅甸政府。
1949年初，克伦族武装一度攻至距离仰光仅20公里处，中央政府岌岌可危，使出浑身解数，争取外援，才解危局。同时，缅甸政府内部吴努和吴巴瑞两派权力争斗激烈，面对濒临分裂、社会动荡的严峻局面，1958年至1960年， 吴努请奈温将军(1911-2002年，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组成看守政府。
1960年大选，吴努再次执政， 但仍然无法控制乱局，酿成奈温将军1962年发动政变。议会民主制一度被某些西方人士视为缅甸政治发展的模板，但其最终并未推动缅甸从殖民地一跃成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反而成为缅甸政治转型史上的败笔。究其原因，主要是议会民主制不符合(或者说超越了)缅甸当时国情。
首先，吴努是知识分子出身，对西方民主充满着不切实际的憧憬而当时缅甸刚刚摆脱英、日殖民统治和二战摧残，经济、社会畸形发展，非常落后，不具备建立西方民主的经济社会基础，民众也缺乏民主素养。
其次，议会民主制下建立的中央政府软弱、低效，执政同盟内部争权夺利，又激化民族矛盾。
第三，吴努是学生领袖， 不是以昂山将军等为核心的“30志士”之一，不是军队缔造者之一，在军中缺乏威望，无法赢得军队强力支持，控局能力不足。
西方民主体制之下， 文人治国失败， 军人则对西方民主败笔矫枉过正，走向独裁极端，民主尽失。
奈温将军1962年发动政变， 逮捕吴努及多位少数民族领袖，稳定局势，建立社会主义纲领党(下称“纲领党”)一党制和“革命委员会”，实际推行军人统治，执政26年。但是，军人简单粗暴的治国方式无法管好复杂的缅甸，政府大规模推行国有化，排斥私有经济和外国资本， 限制百姓自由，废除私人媒体，对民地武和谈不成便武力打压。
奈温后期，缅甸体制僵化，内战不断，经济停滞，从大米出口国沦为进口国，物资奇缺，通货膨胀，国家也孤立于国际社会。
缅甸在殖民地时期曾经是“世界粮仓”———产量最大的大米出口国， 独立后初期人均GDP曾在五六百美元， 在亚洲属于富国之一。但1987 年成了世界最贫穷的10个国家之一， 人均GDP跌至197美元，沦至“捧着金碗要饭”的悲惨境地。奈温却生活腐化， 出国度假消耗国家近乎枯竭的外汇储备， 有些军官还通过黑市贩卖紧俏物资而大发横财。
祸不单行的是， 奈温盲目认为“9” 是他的幸运数字，1987年9月5日， 政府废止币值100、75、35、25的钞票流通， 仅保留45元和90元的纸币，而且不对百姓做任何补偿，令百姓生活雪上加霜。1988年，各阶层民众纷纷上街，反对军政府，要求实行民主，国家遂陷入动荡。政府镇压民众集会失败后，奈温政府倒台。独裁统治也不行。[page]
2.军政府推动下的民主转型
奈温下台后， 民众受到鼓舞，要求民主的示威依然声势浩大， 苏貌(1928-1997年) 将军于1988年9月18日发动政变，平息乱局，建立新军人政府。他出任军政府总理，后任“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下称“恢委会”)主席、国防部长、外交部长。1990年大选失败，苏貌推动的仓促民主转型遇挫。
恢委会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举措是1990年5月举行西方式大选，试图缓解内外高压。军方高层居然盲目自信，认为军方扶持的民族团结党(由纲领党转变而来)可以胜出，军方以民主方式继续掌权没有问题。5月27日大选是1960年大选之后的首次多党制大选，共有93个政党参加，这也是缅甸独立以来参选政党最多的一次大选。
据说大选日期是恢委会挑选的“良辰吉日”，和奈温信奉的幸运数字“9”有关系，因为2+7=9;5月27日是5月的第四个周日，5+4=9。
但选举结果却令各界大吃一惊，昂山素季领导的成立仅8个月的全国民主联盟(下称“民盟”)获得压倒性胜利，赢得392个席位，超过总议席的80%。不过，这种一边倒的选举结果造成了政治困境，因为大家都未准备好面对快速到来的民主。“恢委会”不愿交权。而民盟刚刚成立，未曾料到会如此大胜。
同时，昂山素季等核心领导又被软禁，大量骨干被关，整个党的运作不畅。双方曾经私下接触，但难以商量出彼此满意的权力分配方案。军方提出，新政府成员要通过军方审核，新政府不得干预军务，不能审判奈温等退役和现役军方将领，要保证军方利益。
但有些民盟少壮派议员提出要审判奈温、苏貌等军方高层，这令军方更担心交权后的人身安全。军方与民盟的权力争斗矛盾激化，6月逮捕民盟代主席吴基貌，称只有恢委会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权，拒绝交权。民盟大批当选议员抵制军方法令，组建“平行政府”。恢委会更严厉打击民盟，将昂山素季的软禁期再加5抓捕民盟成员和学生，取缔大量政党。
1992年缅甸开始由丹瑞(生于1933年)将军领导军政府，推进“有纪律的繁荣民主”转型进程，其核心是军方主导民主规则的制定、主导转型进程，将昂山素季等领导下的民主力量的政治影响力压至低点，使之无法影响转型进程。
2003年8月30日，军政府公布民主化进程的“七步路线图”：
第一步，重启中断的国民大会，完成制定宪法的基本原则;第二步，成功召开国民大会， 逐步推进真正的、有纪律的繁荣民主;第三步，按照国民大会指定的原则起草宪法;第四步，举行全民公投来通过宪；第五步，依据新宪法举行自由公正的议会选举;第六步，依据新宪法召开由议员组建的议会;第七步，由议会选出的国家领导人带领建设一个现代、发达和民主的国家，同时，议会组建政府和其他中央机构。
2008年， 军方不顾国内外批评，主导推出保障军人权益的新宪法，2010年11月7日举行全国大选， 军人集团汲取上次大选失败的教训，此次主导了规则、进程和结果。
据说这也是个精挑细选的日子，与军人非常喜欢的幸运数字“9”有关：7+1+1=9。大选时，军政府继续软禁昂山素季，结果，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巩发党)胜出，国家权力从军人左手转到右手，也被称为“军人换装执政”
即新当政者穿平民服装施政，不像前军政府那样是清一色的穿军装的人施政。2011年初，新议会召开，退役军官主导议会，退役军官吴登盛当选总统。退役军官主导正副部长职位。新的法院、检察院也组建起来，这种仿效西方民主建立的三权分立体制，在1962年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中首次出现。
2011年3月30日， 军政府解散，吴登盛政府执政(到2016年3月30日)，民主转型得以加快。当局推动朝野和解，释放所有政治犯，让昂山素季等民盟骨干合法参政，推进媒体与社会自由化，让民众随意浏览国内外网站。政府还推动民族和解，扩大开放，发展经济。缅甸转型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引发世界瞩目，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尤其是西方的支持。
尽管吴登盛政府推动的民主转型与国家发展成绩斐然， 但未能扭转民众对军人以不同方式连续执政54年的厌恶情绪。多数选民在2015年11月8日大选中，投票支持昂山素季及民盟的议员候选人， 民盟获得压倒性胜利， 军方和吴登盛政府认可大选结果， 权力交接进程顺利。
2016年3月15日， 昂山素季的助手、民盟资深成员吴廷觉当选总统，30日，吴廷觉领导新内阁宣誓就职。昂山素季出任总统府部长、外长、国务资政等职务，加之其是民盟主席，成为国内外公认的缅甸实际最高领导人。民盟从在野28年的政党一跃成为执政党， 从军人手中接过续推民主转型的重任， 这标志着缅甸军人直接或间接连续执政54年的历史暂告结束， 在缅甸民主转型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
3.缅甸新生民盟政府出台诸多内外政策，给缅甸的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新希望。
内政方面。第一，优化政府部门运作，整顿吏治，反腐败，提倡清廉政府，各部陆续设新闻发言人，增加政策透明度。昂山素季要求民盟议员、部长上缴部分工资以作公用或投入民生，要求部长自购官邸家具，要求官员上报财产。
第二，2016年5月初，联邦政府成立由总统等高官牵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省邦计划委员会、私有化委员会、建设项目审核委员会、土地征用审核委员会等八个统筹协调委员会。同时，昂山素季表示，为把国家建设成强国，须靠人民力量。各部5月陆续公布“百日计划”，推出诸多“以民众为中心的发展政策”， 很多政策针对性强，突出改善民生，重视维护劳动者权益，增加就业。如，在经济政策方面，新政府将实施仰光全方位发展计划。计划和财政部将给予中小企业注册费优惠，在省邦和县一级制订基础发展计划;开设金融和投资培训班， 增设约100万美元的彩票奖项;在仰光港口和机场使用自动化系统，建设国际水平的会计体系;增加外国在缅投资，促进私营领域的发展;拓展保险市场等。边境事务部计划在缺水的村庄维修和新建水井与水池，维修因自然灾害而毁坏的建筑、道桥;让少数民族妇女参加该部开办的职业技术培训班并安排工作;与其他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合作向难民提供经济适用房和粮食等。交通和通信部要制定国家交通政策;在36处地点修建河堤崩塌防护工程; 制作带有芯片的驾照; 发展2600兆赫宽频网络等。
第三，将国家和解、稳定与安全视为要务。在政治和解方面，民盟执政后立即释放政治犯。
在民族和解方面，新政府继承上届政府的民族和解谈判路径，昂山素季主抓民族和解工作，出任联邦和谈联合委员会主席，其亲信丁妙温负责具体事务协调，拟8月底召开“21世纪彬龙会议”， 并要灵活调整中央政府与多支民地武的政治谈判框架与方式，增加和解进程的包容性。在缓解宗教冲突方面， 针对近期部分极端佛教徒又在挑动反穆斯林极端情绪、部分穆斯林上街要求公民权的危险情况，民盟要推动议会通过“宗教和谐法案”，推动不同宗教间彼此尊重、和睦共处，惩治破坏分子。
在打击犯罪方面， 内政部整肃警察形象，派出更多警察加大在内比都、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的巡查力度，突击抓捕一批罪犯，如仰光省在5月的前20天里破获900多起案件，内比都(缅甸首都)关闭所有按摩店，缴获大批毒品，多地安全明显好转。
外交方面，民主转型后，尤其是昂山素季领导民盟执政后， 缅甸外交局面焕然一新， 处于独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昂山素季外长表示，民盟新政府基本延续缅甸独立以来的独立自主、中立主义的外交原则和上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奉行与所有国家友好的政策，积极拓展与东盟成员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等的友好关系。
4.民盟面对的棘手难题
然而，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民盟执政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民意支持高，但这也是把双刃剑：民众期望甚高，民盟新政府必须尽快交出满意的执政业绩。否则，在民主化深入发展的缅甸， 民盟势必招致更多不满，执政的民意基础势必受到削弱。
而且，缅甸是个充满难题与挑战的国家，虽然说形式上民主了， 也改朝换代了，军人不再执政了。但民主不是万能药，新旧问题并不会因为新来一个文人政府、换了一批高官，就会消失，就能立即解决的。
首先，民盟新政府在人事方面面临若干挑战。一是，军方提名的副总统吴敏瑞曾是仰光行政长官，部分人对他任内的一些做法不满。部分极端佛教徒对民盟方面的副总统亨利班提育的基督教徒身份也不满。计划与财政部等几个部长人选，或是涉及学历造假，或并非专业人士，遭到舆论质疑，还有人指责民盟人事任命不透明。昂山素季在新政府成立时身兼四个部长职务， 几天后又卸任两个，说明民盟缺乏足够的治国人才，部长任命仓促调整。
二是，经历部门整合、各部新部长上任、后又陆续任命各部副部长，多个部的初期磨合运转暂时出现一定混乱，部分政策的实施、部分项目的落实出现问题， 对国家发展、百姓生活、政府形象暂时造成负面影响。
三是，选后更换的主要是议员、政府高官，总计也就千人左右，绝大多数公务员还是上届政府遗留下来的，很多人的知识、能力尚待提升，办事风格还留有前军政府的威权作风的“遗风”，并非一下就符合民主政府的运作规范。
因此，新政府所有人真正“实现民主” 以及诸多新政策的落实需要时间，尤其是在解决一些难题时未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此外，从长期看，作为缅甸民主的核心推动力量，民盟的高层严重老化， 中央执委以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主，中青年人士的上升通道没有打开，新老交替如果再不推进，党的长远发展怎么办? 下次大选怎么办? 民盟若出问题，谁来长期领导缅甸民主转型? 这恐怕是民盟未来发展最突出的问题。
其次， 政府和军方的关系总体“友好互动”，但两大权力中心近期博弈也不少，双方关系好坏是影响民盟执政的关键因素。因为，军方依据宪法掌控联邦政府内政、边境事务、国防三个要害部门，占据各级议会25%的席位，在国家国防与安全委员会11名成员中，军人占6席，当国家发生重大危机时，军方可以依宪接管政权。
一方面，双方在推动民主进程、新旧政府权力交接、实行联邦制等问题上有一定共识和合作， 军方尊重民盟执政国防军总司令5月表示服从总统领导，7月首次与昂山素季一同出席纪念缅甸国父和昂山素季父亲昂山将军等先烈的烈士节。
另一方面，双方存在博弈。比如，民盟不顾军方反对强行推动议会通过法案， 任命昂山素季为国务资政。3月27日，军队举行建军节阅兵式，未邀吴廷觉和昂山素季出席。吴登盛政府卸任前， 解除若开邦曾经的宗教冲突区的紧急状态， 军方不再对危险区域进行安全巡逻， 民盟新政府将面临宗教冲突可能再起的难题。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 军人仍拥有庞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网络，影响力甚大。未来，军政关系好坏将影响民盟执政是否顺畅。
军人和总统、政府的地位未来如何调整， 是个非常棘手且关键的问题。其中，民盟施政纲领有一条: 军队和整个国防机制，应隶属于行政权下，即总统有权指挥军队
这就意味着废除宪法赋予军方的独立地位。如果民盟和民众削减军人权益方面做得过激，比如大搞反腐败而波及诸多军方要员，推动修宪减少军人政经利益势必刺激军方强烈反弹， 军人干政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当然，如果军人愿意快速走向职业化， 逐渐放弃其政经权益，则另当别论。
第三，“21世纪彬龙会议” 要如期办好并取得成效， 尚存难度。一是，军方尽管公开表示支持民盟推动和平进程， 但政府军与掸邦、克钦邦、若开邦的多支民地武仍在冲突。政府军称必须还击民地武挑衅。这给和平进程蒙上了阴影。果敢同盟军(彭家声部)、德昂民族解放军和若开军5月21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反对政府军要求民地武放下武器，不能接受政府军在还未解决政治问题的情况下要求他们放下武器并封锁民地武。
实力较强的克钦独立军5月23日质问民盟政府为何不就政府军与其冲突发出声明，并强调，政府首先要促成政府军和几支民地武停火；如果冲突不停， 克钦独立军将抵制“21世纪彬龙会议”。政府和民地武就彬龙会议筹备仍在展开密集磋商，也相互激烈博弈。
二是，中央政府和政府军主要代表缅族利益，与诸多少数民族和民地武的矛盾根深蒂固。1948年缅独立以来政府军与诸多民地武的冲突就没有彻底停止过，少数民族要求几乎除国防、外交、货币等中央事权之外的地方高度自治权， 未来的民盟新政府能否完全答应， 尚待观察，因为这涉及到宪法修改、国家政治架构调整、央地分权(包含政治、经济、军事、资源开发、科教文卫等方方面面)。
因为民主了，少数民族的诉求更多了，问题更难处理了。比如，佤联军5月再度提出将佤邦特区升级为邦的要求，而这个要求屡次提出，被前任政府屡次拒绝。若中央政府给予诸多少数民族权益太多，主体民族缅族会不高兴， 而不满足少数民族的诉求民地武就不会放弃武装斗争。要完全实现民族和解与国家和平，路漫漫其修远兮，这届政府未必能真正完成。
第四，民盟新政府在维护罗兴亚人(民盟政府新称他们为若开邦的穆斯林，因为罗兴亚人这个词眼刺激缅甸主体族群佛教徒的敏感神经)等穆斯林权益时左右为难。
在军政府执政的后期即2001年至2011年3月， 军政府解散， 未发生大规模宗教冲突，因为政府管得很严，极端思潮难以泛滥。而吴登盛政府时期，佛教徒和穆斯林多次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和十多万难民。
今年6月，勃固省再度发生佛教徒和穆斯林的流血冲突，令民盟政府十分头疼。近年来缅甸宗教冲突迭起，尽管根源是佛教徒和穆斯林的长期矛盾，但助燃剂是社会高度自由开放。民主改革后的缅甸社会瞬间高度自由开放， 同时却未对社会矛盾进行及时而有效的管控。相比较军政府高压统治时期，自由民主条件下，佛教徒和穆斯林可公开表达对彼此的不满和仇恨， 极端情绪更容易通过媒体传播开来，尤其是“脸谱”“推特” 等新媒体的受众在缅甸已有一两千万(2014年缅甸人口约5100万———编注)。关于宗教冲突的挑唆言论和谣言四起， 血腥图片充斥网络，使两派矛盾火上浇油，使个别人之间的小冲突非常容易刺激起更大规模的宗教冲突，从“星星之火”快速演变成“熊熊烈火”。
民盟政府很难做到立即给予罗兴亚人等部分穆斯林以公民权益，因为不管是佛教极端组织还是占人口多数的佛教徒都反对此举。佛教是缅甸社会大众的主流宗教信仰
而且，对政党和政治人士而言，占人口总数85%以上的佛教徒绝对是票仓，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与政治力量。缅甸的僧人威望甚高。从古至今，很多高僧是反对压迫、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僧人曾是2007年领导民众上街反对军人政府的“袈裟革命”的主体，是领导民众抗议部分政府不公正待遇、企业不公正待遇的旗手，近年来经常搞示威，呼吁政府不要给予罗兴亚人公民权。
佛教徒不能得罪，而如果不给予罗兴亚人等部分穆斯林以国民待遇， 他们对国家、社会的仇恨就会长期存在。目前，佛教极端组织“保护宗族与宗教组织” 以及其他一些佛教极端分子、极端穆斯林人士，仍在不断煽动宗教矛盾，力图挑起冲突。
第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5年缅甸经济增长率超过7%，但基础设施落后，民族工业十分落后，GDP仅约670亿美元，人均GDP仅约1292美元，比老挝、越南低，仰光普通工人的月均工资在一两百美元，偏远乡村的人收入更是少得可怜。
同时， 由于缅币近四年来总体贬值约30%，大量工业品需要进口，导致贸易逆差大，政府财政赤字高。诸多因素综合影响下， 缅甸2015年通胀率高达11.48%，民生依然艰难。缅甸70%的人住在农村，2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三分之二的家庭缺电，三分之一的人口失业。同时，腐败猖獗，走私等非法经济猖獗，企业偷税漏税严重，社会贫富差距大。税收不足， 政府常年赤字， 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投入不足，三分之一的儿童营养不良。
很多选民在2015年11月大选中投票给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对民盟在改善民生方面寄予厚望，希望民盟能尽快增加就业，提高百姓收入。不过，这需要时间，民众是否有足够耐心等待经济、福利好转，不得而知，现在已经有人批评民盟政府“说的好，做得少”了。
笔者可以举例证明，享受了“民主红利”的缅甸，发展经济却到底有多难。随着缅甸民主转型的快速推进，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涌入，工会等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私营媒体等发展非常迅速，公民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超越缅甸经济发展水平。结果是民粹主义盛行， 民众维权意识增强，非常活跃，一有不满，就上街示威，迫使政府、企业等满足其提高工资等诉求。
民众愈发成为此轮民主转型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经常影响吴登盛政府决策。比如，吴登盛政府2011年9月宣布搁置密松电站建设，原因主要是民众抗议修建这座电站。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缅甸人抗议也有他们的理由，限于篇幅，笔者无法评议孰是孰非，只说一个事实。
密松水电站事件后， 天然气发电较贵，煤电污染较大，缅甸政府和企业无力投资大型水电站
而且，民众继续频频示威，呼吁政府停止外资拟建的大型水电项目，导致中泰等国原计划投资并有能力投资缅甸大型水电站的企业望而却步，不敢投资。
因此，近五年来， 缅甸电力供应没有大的增长，仰光(缅甸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一天停电数次
很多外资不敢投资，或是建立工厂后时开时停，无法定期交付订单。电力是工业动力，缅甸一些精英也在反思，过去五年，因为缺电，缅甸已经丧失了很多发展机遇，而未来，面对抗议，民盟政府也很难建设大型水电站和煤电厂。那么，缅甸经济怎么办?百姓生活怎么办?另一个经济政治问题，民盟未来可能更需谨慎而巧妙处理， 那就是军方及依附军方的权贵组成的强大经济势力网。军方掌控两大经济集团， 即缅甸联邦经济控股公司和缅甸经济公司， 依附于军方而形成的富豪在该国的银行、建筑和房地产、贸易、矿业、酒店、伐木、水产、交通、建材、能源服务、农业、食品饮料制造和消费品等领域势力强大。这种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网络掌控缅甸经济命脉， 民盟新政府是依法严厉打击， 还是想方设法引导其规范经营，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
百姓会否施压民盟政府法办一些权贵而令民盟左右为难? 因为惹怒权贵容易引发经济波动乃至政治混乱。
民盟政府面临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民族、宗教问题，执政之路难以平坦。民盟执政后的缅甸民主转型是会大踏步前进? 还是会遭遇波折? 尚待观察。[page]
新加坡：特色民主，发展迅速，民富“国强”
新加坡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国土面积约710公里，总人口约550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700多人。
可以说，除了其地处连接太平洋及印度洋的航运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个地缘优势外，新加坡自身劣势却很多：作为国家发展的历史积淀很短;国土面积狭小，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仅为文莱国土面积的七分之一; 资源匮乏、人口密集。
然而，新加坡今天是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根据2014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报告，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亚洲重要的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新加坡2015年GDP接近300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5.2万美元(在东南亚居首位，在全球也居前列)这两个数据分别是老挝的近30倍(老挝国土面积近24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700万)和30多倍，分别是菲律宾的1倍和约17倍(而菲律宾国土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人口1.1亿)，分别是越南的1.8倍和20倍(越南国土面积近33万平方公里，人口9000多万)。
此外，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指数在东南亚居首位，科教文卫事业在东南亚乃至全球都走在前列， 市容整洁，被誉为“花园城市”。
而且，新加坡军费开支在东南亚居首位，2015年超过百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新加坡总体发展水平在东南亚是最好的， 成绩斐然，还被誉为“东盟大脑”。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 非常关键的是新加坡有睿智、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国家并未盲目仿效西方民主政治，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方式兼收并蓄东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优点， 讲求实用主义，确保长期政治稳定，发展政策科学且具有持续性。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1923-2015年)在国家独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提醒国民要始终牢记国家在资源、人口等方面的劣势，居安思危，奋发图强。尽管李光耀曾在牛津大学攻读法律， 长期在英国生活， 了解西方民主体制与社会理念，但他同时也是华人，祖籍广东梅州，其始终强调新加坡是亚洲国家、东方国家， 其出任新加坡首位总理后， 管理新加坡的方式兼具东西方特色，概而言之，就是建立稳定、有秩序的民主。
第一， 李光耀频频告诫新加坡民众， 西方民主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不能简单照搬。他的言论旨在促使新加坡民众理性， 不要仿效西方搞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他多次公开指出：“西方极力推广其民主与人权， 作为世界各国可行的解决问题之道，而不管各国具体国情。新加坡独立后，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多个族群，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 在这个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新社会中，搞‘一人一票’选举制度，会产生不稳定因素，必须把政治稳定视为要务。”
李光耀强调：“任何一个新加坡领袖，都不能太过重视西方政治理论而忽略稳定; 亚洲国家照搬西方自由民主体制， 并非就能带来快速发展与繁荣，搞不好还因为‘民主生乱’而迟滞发展。如，菲律宾1946年独立后便推行民主， 但这项民主试验已在1972年失败
菲律宾实行军法统治(指马科斯1972年9月至1986年2月的独裁统治———笔者注)，1987年2月，(民选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又颁布美国式宪法，同年5月，菲律宾举行参众两院选举，但选后，又接连发生了三次军事政变。该国始终没有进展(估计是说没有多少发展———笔者注)因为国家太混乱了，民主变成一种高谈阔论、没有实际行动的玩意儿，谁取得政权，谁就可以分赃。”(李光耀这些讲话发表于1991年———笔者注)
李光耀25年前说的话至今还对。菲律宾的人口是新加坡的20多倍， 国土面积是新加坡的400多倍，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有所加快， 但其GDP去年和新加坡差不多，人均GDP和新加坡人均GDP更有天壤之别。
第二，李光耀认为：“西方民主普遍性只属设想，未经证实，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每个国家都必须发展其特有的代议制政府模式，来调和社会利益分歧。而一国如能调整和修改美欧的民主模式，以适合自己的情况，成功希望更大。”在这种理念指引下，独立以来，新加坡部分仿效西方政治体制，定期举行大选，让民众选择由哪个党、哪批人来执政，选举犹如“减压阀”，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不至于使社会发生颠覆性动乱。
但同时，李光耀以及随后的吴作栋、李显龙等新加坡领导人和历届政府，均把政治与社会稳定视为要务，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防止出现极端政治、宗教情绪，防范出现大规模的示威动荡与族群冲突，以实现民主与稳定的有机统一。笔者也认为，如果出现社会动荡，必将给新加坡带来灾难：
经济下滑，国际信誉丧失，最终受害的是民众安全与福祉。因此，李光耀本人以及历届新加坡政府的治国宗旨是照顾全体国民的整体利益(或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把社会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至上；反之，若给予个人无限自由， 则会引发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社会不宁。新加坡的法律非常严格，约束政党、政治人物和普通民众行为， 同时限制媒体发布极端挑唆性言论。
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是，在新加坡，连随地吐痰者都会遭遇严惩。因此，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加坡社会一直井井有条，很少发生大规模的社会骚乱，给国际社会留下良好印象。国家稳定、长期信誉好，才能够吸引大量外资，能够吸引大量人才， 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成为国际航运中心之一，能够成为发达国家。
笔者去过新加坡后也意识到，如果新加坡像泰国那样经常发生数万人的街头示威，示威者经常违法长期一两个月占领交通要道、总理府等政府部门、机场等交通枢纽，面积狭小的新加坡将可能面临运转瘫痪，民众缺食、少水，内外联系瘫痪，将使国内外港口运输和国际经贸往来瘫痪。这样的话，何谈发展，何谈民生?
第三，李光耀强调，新加坡政府必须照顾全体国民利益———如果不可能的话， 也要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民主制度的存亡，和政府与公务员的态度有既定的关系。行政机构是否有效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或者只为一小部分的人着想，这得全靠内阁部长的政策。
但是，你们的责任是保证公务员的服务是有效率的。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 新加坡政府殚精竭虑， 在法治框架下领导国家发展，服务民众福祉。政党要靠政绩来赢得民心，赢得长期执政地位，而公务员要保住饭碗， 也必须尽职尽责。而且，为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新加坡反腐败法律的严苛程度位居世界前列，官员一旦贪污，不仅会被开除、治罪，还会被国家取消大笔退休金。
因此，新加坡的清廉指数一直在全球遥遥领先。在管好政府和官员之外， 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还加强对媒体言论的管控， 惩罚那些散布极端言论的媒体和人员，防止少数人引发社会骚乱。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是新加坡的发展特色，在这个基础上，新加坡历届政府推出无数科学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教育发展政策， 以优惠政策广纳天下贤士。
事实上，新加坡当局也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调整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 在保证社会稳定和全民整体利益的情况下，跟上世界政治与社会发展潮流， 逐步扩大民众的参政空间， 扩大民众的自由度，以舒缓社会矛盾。
2015年9月大选时， 恰逢李光耀逝世后不到半年，李光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再次以高得票率连任，而且，该党自新加坡独立以来一直执政，这也充分说明了新加坡国民对李光耀及其继任者治国成就的高度肯定。
小结
相比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新加坡民主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特色是“不折腾”，发展是硬道理。试想，如果新加坡长期政治不稳定， 加上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何谈发展? 只能积贫积弱。
如果百姓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哪有心思去多想西方民主?哪有条件去享受民主?新加坡的发展成绩举世瞩目，民众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尽管其部分民众也对政府的威权管理模式有些怨言，但总体而言民众还是受益居多。
新加坡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主政治，而非盲目效仿西方，始终不渝地推行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经政策。新加坡的经验，尽管未必适合所有亚洲国家，但值得大多数亚洲国家借鉴和学习。因为有些国家过分迷信西方民主，政治改革走得过快，政治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交织在一起， 其后果就是社会难以稳定，经常出现混乱，最终导致经济发展遇阻，百姓生活改善不彰，国家的外部形象不好。俗话称，鞋合适不合适，只有每个人的脚知道。没有哪双鞋子能适合所有人穿。
同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只能结合本国特色，兼收并蓄国外制度的可取之处，自己摸索，建立一套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