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为东亚国家效仿的楷模。几十年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教授曾警告说：“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不重走日本的老路，而只采用它的优先目标和高速增长体制可能会实现，但是，导致失败的危险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一样大。”[1] 几十年后的今天，日本深陷“失去二十年”后的泥潭，而那些重走日本老路并已经取得成功的东亚国家会步日本的后尘吗？我们如果从国家创新体系构建的维度来看，通产省神话的终结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通产省曾声名远扬，八十年代在国际上享有“万能的通产省”之称。通产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过去一直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主导日本经济的“日本株式会社”，日本经济奇迹与通产省有着密切关系，并认为通产省引领了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通产省在2001年改名为经济产业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METI），通产省的管辖范围很广，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通商外汇、工业技术、商业流通、中小企业振兴，到矿产、电力、煤气及热力供应事业，再到工业标准、计量、工业设计和情报服务等等。通产省的管理职能主要有哪些？大致可以认为通产省的管理职能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经贸委、科技部和商业部的复合体。通产省的前身是明治时期的农商省及以后的工商省，二战时期改为军需省，通产省成立之始就是日本经济参谋本部。因此，这是为什么通产省要干预和主导经济的原因，通产省还带有浓郁的国家主义色彩。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成长时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称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日本曾经是一个追赶西方的后发国家，日本的发展既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又有别于计划经济国家，日本一直实行“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并取得了远高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日本特殊的发展模式也成为东亚的楷模，东亚国家（地区）中的韩国、台湾、新加坡也都在效仿这种特殊的日本模式，并创造了“工业东亚”的奇迹。哈佛大学查默斯·约翰逊教授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一书中总结了日本模式能成功的四大要素：其一，拥有规模不大而又具备高级管理才能的公务员队伍，其二，保障公务员队伍拥有足够空间实施创新和有效办事的政治制度，其三，完善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其四，要具备一个像通产省这样的导航机构。[2] 显然，查默斯·约翰逊认为是通产省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后来，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Ezra Vogel）则在《日本第一（Japan Is No.1）》一书中让通产省成为一种举世瞩目的神话。其实，关于日本模式和通产省神话一直是见仁见智的话题，国外也有一部分学者甚至在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候也质疑过由通产省主导经济的日本模式。
在战后三十年的黄金发展时期，通产省通过制订产业政策，利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成功地推动了日本的钢铁、造船等基础工业的高速发展，而这些基础工业的建立又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在日本经济新的发展阶段，通产省又将“技术立国”作为新的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提高日本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
在日本宣布投降仅仅十几天后，通产省就对日本汽车产业界提出了发展汽车产业的计划，通产省确定了以小排气量汽车为战后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避开与欧美汽车的直接竞争，而当石油危机到来时，日本小排气量汽车得到了天赐良机，才有了后来日本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霸主位置。1948年，通产省设立了中小企业厅，并在全日本八个地区设有派出机构，指导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推进中小企业的技术现代化。50年代通产省制订的《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有力地推动了机械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建立现代制造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日本录像机产业能够雄霸国际市场，通产省出面支持由JVC和松下主导有众多日本企业参加的VHS录像机标准（制式），并且打压索尼主导的 ?max 标准，最终，索尼的?max 标准退出竞争，VHS标准获得了胜利，日本成为全球录像机市场上没有对手的巨无霸。从汽车产业到集成电路的产业发展，再到照相机、钟表、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的产业发展，通产省一直都是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者”。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通产省通过国家推进体系扶植和引导了日本工业设计的发展。为了彻底改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粗制滥造和模仿抄袭的形象，1957年通产省设立Gmark设计大奖授予优秀设计产品，旨在鼓励日本企业提升工业产品的设计水平，提高工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品质和附加值。可以讲，如果没有通产省不遗余力地推进工业设计，就没有后来设计精美、风靡全球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钟表、照相机和汽车。
从战后经济重建到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腾飞，通产省既扮演着一个万能导师的角色，同时，又充当着一位严厉的家长，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导航机构。
2、 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最先提出了“贸易立国论”。战后通产省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日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之后，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近四倍。
随着贸易的发展，通产省又提出了“重化工”发展战略，推动日本逐步将产业结构的重心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向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移。譬如，朝鲜战争以后，美军长期在日本有大量的“特别采购”，通产省负责监督“特别采购”所赚回的外汇必须用于基础工业投资。[3] 在通产省推进向重化工业转移产业政策的引导下，日本的设备投资每年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投资的70%都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机械等行业，并迅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重化工业的体系，而健全的重化工体系为后来日本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技术引进中日本注重博采众长、吸收消化和集成创新，欧美的先进技术被大量引进日本，然后进行二次开发和集成创新，并且在工业技术领域迅速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到了70年代，日本的汽车、船舶、钟表、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等产品已横扫全球市场，这一阶段日本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就是模仿与改良，多以集成创新和设计创新为主。
通产省提出的“贸易立国”和“重化工”发展战略都推进得十分顺利，日本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实现了工业体系现代化，制造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中东危机后油价一路攀升，日本的后发优势也逐渐失去，对外贸易的摩擦逐渐增多，环境污染压力日益增大，加之发达国家严格控制高新技术的出口转让等因素，通产省意识到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通产省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明确宣布日本要从“模仿和追随的文明开化时代”迈向“首创和领先文明的开拓时代”。
日本政府在确立技术立国发展战略之后，制订了多项国家科技发展总体计划，并且明确了阶段性目标。通产省通过产业政策指导企业按照总体计划进行研究开发，并大力扶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信贷政策等激励和扶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来提高装备水平，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促进“产、学、研”的良性互动。
在技术立国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不断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推动原有产业的技术升级。在技术立国战略的推动下，日本的汽车、家用电器、造船等传统工业以及半导体（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电子、机器人制造等新兴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并逐渐成为世界一流的工业化国家。
技术立国发展战略建立了日本产品在全球竞争优势，日本产品从此享誉世界。技术立国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仅帮助日本在很多产业领域里取得了优势，还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的产业技术创新，使得日本迅速成为一个新兴的世界技术创新中心，技术立国发展战略也似乎就要成功。
3、通产省神话的终结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里通产省主导产业技术发展方向都取得了成功，通产省成功的秘诀就是通过选择主导产业，促进和扶持主导产业迅速成长，实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产省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的模式在经济追赶阶段是十分有用的，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经济尤其需要一个像通产省这样的导航机构来做好顶层设计、规划未来发展。
“早在信息技术革命来临之前，哈耶克（1949年）和冯·米泽斯（1981年）就已指出，现代经济不断增长的科技复杂性需要更高程度上的权力下放。”[4]当日本走完贸易立国发展战略、重化工发展战略阶段之后，日本开始了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而当时日本经济的复杂性已经到了通产省应该放弃主导经济发展权力“临界点”的时候，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通产省早已不可能做到一贯正确了。而此时通产省技术创新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之时暴露无遗，通产省神话的终结成为日本模式无法逃脱的一种历史宿命。
信息技术革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战后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大大增强了通产省应对信息技术革命的自信，同时，也建立了通产省作为导航机构在产业界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从上一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在政策导向上更加重视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紧密结合，强调高科技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作用。在通产省制订的产业政策中重点支持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大力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 第五代电子计算机、高清电视（HDTV）、智能机器人等尖端产业及生物产业等下一代基础产业部门。通产省选择了几个技术前沿领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技术跨越计划，很多都属于原始创新的技术。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和高清电视（HDTV）计划，通产省企图复制当年日本VHS录像机独霸全球市场的成功模式，很想再玩一次“赢者通吃”的游戏。
这一次，通产省并没有认准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方向，由于第五代计算机计划、高清电视（HDTV）计划与国际市场主流应用和技术走向相去甚远，尤其与作为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发源地美国硅谷的发展走向渐行渐远。日本电子企业、IT企业迷失了方向，也错过了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大发展的绝佳时机。通产省第五代计算机计划、高清电视（HDTV）计划遭受巨大的失败，加上《1984年广场协议》后日本货币政策等一系列的失败，通产省神话彻底终结。
4、通产省模式失败的主要原因
（1）政府主导模式的缺陷
技术创新的成败取决于诸多复杂的因素，“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对于政府主导的模式一样有效。而政府主导模式将放大“不确定性”的破坏作用，有时，这种放大的破坏作用是十分惊人的。
通产省作为导航机构的角色不应该是永恒不变的，随着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提高，日本企业应对世界技术变革的响应能力也在增强，而通产省并没有及时调整和转换在创新体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其1996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共同体大量互动的结果，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就称作国家创新系统”，“从本质上看，创新系统是由存在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关于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在这个系统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不总是主动与从动的关系，政府不可既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只有企业才是运动员，两者应该是一种平行的互动关系，日本也不能够例外。
由通产省主导技术创新或许在日本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可以起很大作用，而在日本经济起飞以后通产省仍然主导创新，在创新系统中应该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还处于从属位置。通产省的主导模式缺乏对市场响应的修正机制，这种政府主导模式的缺陷导致了通产省神话的终结。
（2）后发劣势
我们还可以用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的观点来解释通产省失败的原因。“后发劣势”的概念由经济学家沃森提出，著名华裔经济家杨小凯教授在北京演讲时提出了这一中文概念。
日本曾经作为后发国家由于当时科技和工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有很多技术和管理可以模仿发达国家。在创新体系不变的条件下，这种模仿的空间很大，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管理进行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先进创新体系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而模仿先进的技术和工业管理容易，要复制先进的创新体系就比较困难了。
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创新体系，当日本工业技术处在世界前列时，一旦无法正确地应对技术大变革的机遇和挑战，其取得的优势地位也会得而复失。[5]
（3）通产省资源为“帝国企业”所独享
日本产业界历来都有“帝国企业”情结，习惯将三菱、住友、三井、新日铁、东芝电气这些战前就有的大企业当成所谓“帝国企业”，“帝国企业”有着与日本现代企业不太一样的企业文化。代表日本“帝国企业”和大财团利益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一直影响着日本政治和经济，甚至可直接影响通产相的人选和通产省的决策，而通产省高官退休以后到“帝国企业”或大财团任职也成为一种传统，通产省的这种传统很易形成利益集团。因此，通产省很多资源很难保证得到了公平的分配，通产省的政策和资金等资源也很难保证能够向创新企业倾斜，而通产省的科技发展计划一般都倚重传统的大企业，这样一来“帝国企业”等强势企业独享了政府资源。如，通产省支持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项目，通产省的资金只集中于少数几个企业，这带来了技术垄断，而那些新生代的创新企业很难得到通产省的大力资助。这可能是日本在新经济时代“踏空”而没有产生新生代巨型IT企业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期，中国产生了联想、华为、搜狐、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一大批新生代的巨型IT企业。如果说通产省是日本经济的“参谋本部”，那么，“帝国企业”则充当了“大军团”的角色。客观上，日本的“帝国企业”影响了创新环境（Innovation Milieu），异化了创新体系（Innovation System）。
（4）通产省干预微观领域的创新活动
通产省对企业微观创新活动的干预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通产省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一般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直接干预可直接限制企业的某些决策权限，主要的直接干预方式有价格干预、产量干预和准入制管理，间接干预则通过财政、税收、信贷、情报等手段导向，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上世纪60年代本田从摩托车领域进入汽车领域就曾受到通产省打压，本田不懈地坚持才进入汽车产业领域；索尼在家用录像机的标准上也受到了通产省的打压，最终，索尼不得不放弃在家用录像机市场上的竞争。通产省一般只支持那些已经具有技术和市场优势的企业，日本的人才也喜欢去传统的强势企业谋职，这样资金、技术和人才就向传统的强势企业集中，然而，传统强势企业又很少能够玩得转互联网等一类新经济的游戏，在新经济的一轮洗牌中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通产省的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做法还导致了模式创新的严重缺位，模式创新成为日本创新体系中的一个盲区。
5、通产省模式失败带来的警示
虽然日本“失去了二十年”，但日本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东亚国家的宝贵财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喜欢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学习日本的经验。“产业政策”、“政府主导”这些最早由通产省提出的概念也早已融入到我们的宏观管理和决策之中。目前，“东亚经济模式”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韩国最早开始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模式进行反思，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还在奉为圭臬的日本模式呢？
（1）政府主导模式不能够成为信条
当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历史文化传统和计划经济的惯性都会影响我们在构建新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借鉴日本的政府主导模式，脱胎于计划经济模式的政府会自觉不自觉地赞同通产省的模式，这是一种奇妙的殊途同归。正因为如此，通产省的教训尤其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我们政府主导的模式与通产省模式高度相似，如从我国地方政府主导光伏产业的危害就初现端倪，其他事例不胜枚举。
我们的政府主导模式与其他东亚国家不尽相同，如，日本的经团联、经济同友会（企业家团体组织）、工商会所（中小企业联合会）等第三方力量有足够的影响力。而我国的“第三方力量”（政府和企业各为一方，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机构为一方）在创新体系的活动中十分弱小，客观上这又让政府主导的模式变得异常强大，成为一种强势的政府主导。若失去第三方力量的制约，强势政府主导模式的危害性将更大。
时下政府主导的模式明显地缺少制订重大决策与创新体系各参与方的开放对话机制，缺少对市场错误响应的修正机制，政府主导制订的科技计划也没有与创新体系中的各参与方达成良好的共识。
应该修改政府主导的定位，培植强大第三方力量，政府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供优良的创新环境和建设健全的创新体系，政府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在政策、财政、税收、情报、咨询、教育、培训等方面提供一流的创新支撑环境。
（2）政府主导的创新体系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最近，微软收购了诺基亚。诺基亚曾是全球最大手机制造商，曾连续15年蝉联全球手机销量冠军，鼎盛时期的营业额达511亿欧元、市场占有率高达38.6%，也就是当年，苹果参与了智能手机的竞争，诺基亚没有料到塞班系统（Symbia）将被来势汹汹的安卓系统（Android）和苹果的iOS夹击和绞杀。诺基亚为自己的固步自封、迟钝和误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一般而言，创新主体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响应是比较快捷的，若是由政府主导的科技计划，由于政府主导模式缺少一个快捷的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政府对市场变化的响应会十分迟钝。因此，政府主导的创新体系潜藏着巨大的危险。由于政府主导模式对技术创新不确定性的放大作用，一旦科技计划失败，其损失远远不是一个诺基亚被收购的问题，那将是类似日本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和高清电视计划的损失问题，甚至可能重蹈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覆辙。
（3）警惕政府主导模式下的踏空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也让我们对政府主导模式更加自信，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都是这种自信的表现，充当领跑者的冲动也油然而生。
然而，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如果政府对下一代战略性产业和关键技术的技术预见和发展方向一旦出现错误判断，“南辕北辙”的错误将导致政府选定的主导产业政策的重大错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不仅可能导致国家大量资源的浪费，延误发展下一代战略性产业的时机，还会让我们在下一代战略性产业领域里踏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