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9日，受到广泛关注的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在北京大学展开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辩论。辩论中，张维迎教授明确将自己关于市场经济的观点归结为“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可见，构成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一的奥地利学派的相关理论，在中国的部分学者中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以英国学者哈耶克的理论影响最大，而自发—扩展秩序理论不仅是奥地利学派市场演进范式的重要理论支撑，也是哈耶克理论的最核心部分。
自发—扩展秩序理论是哈耶克几十年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演进持续研究的成果。然而，综观哈耶克的所有相关论述，却没有一处对自发秩序及扩展秩序予以明确定义及详细阐释的文字，其概念和特征只是断断续续地散落在其著述的各处，且关于自发秩序这一概念的表述，前后也并不一致：最早称之为“自发性”，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才正式称为“自发秩序”，到了后期，则称为“扩展秩序”，而这一概念又是与本能等概念相比较而产生的(〔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8页)。关于自发—扩展秩序的内涵，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哈耶克提出，在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这些制度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而且其根源“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67页)。这一部分内容虽然不是直接论述自发秩序，但却可以看作对自发秩序的描述。虽然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发—扩展秩序，但是哈耶克终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反倒是《致命的自负》中文版译者冯克利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描述：它“是人类中某一部分群体在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规则，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类特意计划或追求的结果，而是在无人能预知其后果的情况下，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发进化而形成的”(引自〔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的翻译者冯克利在正文之前《译者的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核心观点便是高度强调秩序的自发演化，极度推崇自由主义和排斥政府干预。由于这一理论具有较强的迷惑性，我们只有深入研究其理论，找到其理论的核心错误，才能真正对它进行批判。笔者认为，哈耶克理论具有如下三个致命的错误和不足。
一、忽略了资本主义的部分秩序来源于垄断寡头和政治家的人为控制
哈耶克认为自发—扩展秩序来源于漫长时间的演化，是在演化进程中完成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其一生理论总结性质的著作《致命的自负》一书中，他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自发—扩展秩序产生的过程与特点，认为文化的演化和生物演化一样，“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而且进化不存在规律，其结果具有多变性，“不是千篇一律的”；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的另外一个共同点是都遵循自然选择原理，其动力来源于竞争(〔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25页)。可见，哈耶克是将自发—扩展秩序的产生归功于自然演化这一“黑箱”了，他排除了人类理性建构的合理性，换句话说，他认为，唯一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来源于自然演化(引自邓正来：《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载于〔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
自发—扩展秩序主要指的是市场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制度安排。哈耶克将这一秩序的形成完全归功于自发演化，却忽略了构成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相关制度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受垄断寡头和政治家的人为控制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相关经济和政治制度承继于封建社会，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必然会将有利于自身统治的相关制度纳入到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之中，而且由于“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因此，哈耶克的自发演化秩序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以被哈耶克归功于自发演化而被“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6页。)的贸易制度为例，虽然出现过东罗马的拜占庭政府和古代中国政府人为干预而阻碍贸易发展的情况，但不能忽略的是近代和现代贸易相关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兴起阶段，为了保证资产阶级利益，贸易扩张一直与军事扩张、殖民活动等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发展进程，根本不能用自发演化来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化贸易，其制度体系维护的也是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寡头的利益，同时具体的贸易条款是以国家谈判的形式商定的，这也不能完全归结为所谓的自发—扩展秩序。而最近的一个案例是，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依靠其总统权力推动形成的、体现美国一部分资产阶级利益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被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新一任总统特朗普依靠其行政权力废除了。此事再度证明，时至今日，很多会影响美国及整个世界贸易的规则与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家推动的，这表明，市场机制未必如同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所暗示的：完全是自发演化的结果。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相关制度的演变受到人为控制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而自发演化的影响持续减小。特别是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通过兼并等手段，形成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性统治”，“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各种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世界经济命脉，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社会生活”(靳辉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方面，一些超大规模的国际垄断资本在传统行业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在新技术领域涌现出一批新的国际垄断资本，而这些垄断资本的形成期限更短、资本规模更大，对全球的影响力更为强大，其中的部分公司不仅影响本国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宏观经济决策，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技术优势，力图对价值观、社会制度不同的其他国家进行要挟和控制(例如，谷歌公司就曾与中国政府谈判，试图运营不符合中国法律规定的搜索引擎，遭到拒绝后，谷歌公司退出中国市场)。总之，超大规模的国际垄断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通过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垄断优势，不断扩大对世界各国和全球秩序的影响力。
二、无法解释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等问题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一再强调，通过自发演变而形成的市场经济制度，比任何政府调控行为都更有效率(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哈耶克的整个理论体系，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类的有限理性使得人类无法真正按照理性主义原则建构社会秩序，而如果否认自身认识的有限理性，便是一种对自己“理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种幻觉”，是“致命的自负”，而“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知识自负上”(引自〔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的翻译者冯克利在正文之前《译者的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在此核心论断的统帅之下，哈耶克从社会、文化、法律、财产权利、贸易、货币、人口增长等诸多领域入手，反复论证这一论断在各个领域的正确性，并批驳相关领域内存在的“错误观点”。他反复强调，既然理性主义者建构的秩序是无效的或者是低效率的，因此人类任何的建构行为，不管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宏观系统性建构行为，还是仅仅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行的政府干预行为，都注定要失败。然而，他的理论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带来的“市场失灵”等问题。
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必然周期性地产生经济危机，而且危机的破坏作用会不断增大。2007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其影响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很多国家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尽管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经济危机看作消除经济发展进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为未来经济更好地发展创造条件的代价，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美化，但却也无法否认经济危机对生产力和各种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自发—扩展秩序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有效。
另一方面，受到哈耶克高度肯定的自发—扩展秩序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自发演化进程中产生的低效率问题。被哈耶克认定唯一高效的市场机制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加大、大企业垄断问题日益突出等，这都将影响经济体的持续健康发展。以被公认为最符合哈耶克所认定的理想市场体制的美国为例，从里根政府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据统计，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即30万人的收入，相当于美国最穷的50%人口即1.5亿人的总收入，10%的最富家庭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70%(程恩富、杨斌：《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困境及其出路》，《当代世界》2012年第5期)。《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利用1910年—2010年美国收入最高10%的人群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指标，做出了衡量美国贫富差距的皮凯蒂曲线，结果发现：美国贫富收入差距大致呈现U型变化，从而否定了库兹涅茨曲线，后者刻画的贫富差距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将逐步降低到一个可接受水平(申唯正：《贫富差距何以大幅拉升——对皮凯蒂曲线背后历史事件的再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主流的经济学都认为，过高的贫富差距，将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低效的一个表现，而在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的框架里，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为它只能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去除。
作为哈耶克在西方经济学领域的最大理论对手，凯恩斯主义在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减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直到现在，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较为流行，但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不少国家仍不约而同地“重拾”凯恩斯主义，这表明凯恩斯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否定，它在熨平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方面的价值依然被承认。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认识到，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被世界各国纷纷摒弃，是因为这一理论在本质上仍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内的、只是对该制度进行缝缝补补式的修正，无法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而最终导致“滞胀”的出现，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而近年来“重拾”的凯恩斯主义，至今同样未见明显成效，更不可能帮助资本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制度在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市场经济各种负面作用方面比凯恩斯主义更为彻底和有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7页。)，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9页。)，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完全铲除经济危机产生的土壤，有效地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尽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存在，经济波动无法完全避免，但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将使经济波动更加可控，能够有效地防止持续性经济衰退的产生。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经济体系中依然起主导作用，成为对抗经济波动的有效减振器。与私有制经济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公有制经济担负着广泛的社会责任，在国家经济发展有特殊需要或面临重大困难时，能够跳出自身利益的窠臼，为国家利益作出贡献，在关键时候能够起到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政府调控经济能够动用的资源更多，方式更为多样，从而更容易克服经济衰退的影响。例如，在经济发展陷入低谷时，政府可以向经济体注入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数量更大的投资资金，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另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政府具有更大的能力和动力去规避和解决市场经济的各项负面作用，例如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从我国的情况看，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贫富差距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而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失控的局面。
三、忽略了政府调控行为的自我调整能力和与市场机制结合的潜力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简单地将理性主义者建构的秩序归为无效或者低效率，甚至极端地认为，对社会进程所作的任何违背自发秩序的、有意识的控制或者指导，都将无法实现，而且有可能会摧毁文明(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这一理论忽略了政府调控行为的自我调整能力，因为他只强调了市场制度在自发演化的速度上远远快于生物演化，却忽略了政府调控行为的自我调整将更加快速。要知道，即便政府无法及时了解调控行为的全部结果，也可以依据施策效果的反馈，不断调整相关政策，进而保证调控行为趋近预期状态。当然，在此过程中，与预期状态相比，会有一些差距，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但就政府调控行为的收益—成本对比来看，其整体盈余通常为正数。这就意味着，政府调控完全可能比仅仅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对经济发展更有利，或者说，更为有效。在这里需要强调，哈耶克论证的市场制度比理性主义者的建构制度更为有效，仅仅是从理论方面进行抽象对比，而不是从二者的收益—成本的角度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较为武断。
事实上，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无法解释的最突出问题是资本主义后发国家的赶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按照哈耶克的理论，经济基础落后国家的最佳发展道路是：遵循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完全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是很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这样的模式根本无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少数实现赶超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是通过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了经济超常规的发展。
以韩国为例，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60年人均GDP仅为87美元(参见李思一：《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到2014年人均已经达到27970美元，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韩国在发展初期仅靠市场经济自我发展，动力都无法形成。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不断发挥政府调控和引导作用，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相关政策，最终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产业政策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在政府主导下，将制造业作为发展的龙头，建立了一批基础性工业；从6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通过进口一些中低档技术，促进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70年代开始，政府积极引进钢铁、电子、汽车等相关技术，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进入90年代后，政府又开始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实现转变，并将过去的由政府确定重点产业向由企业在竞争中选择重点产业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经济的调控，对企业自主选择的重点产业，政府依然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支持(参见金善女、邢会：《韩国产业政策的成功演变及其启示》，《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即使到现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依然很大，离哈耶克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差距，但是韩国经济发展速度却依然高于传统的奉行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发展进程中同样将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而与韩国不同的是，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进程中创立了“四主型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以及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参见程恩富、胡乐明等：《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难点问题探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实践中，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1978年到2012年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参见李伟：《适应新常态迈向新阶段》，《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9日。)，2013年到2016年虽然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但是也在6.5%以上，远远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工业总量位居全球第一，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极，中国发展道路也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整体来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发展模式具有积极发挥政府调控作用的特点。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覆盖面较大，执行力较强，宏观调控体系、产业政策体系等诸多手段日趋成熟。另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表现出了很强的“建构演化性”，即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和具体行为进行有意识的改革。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看，政府调控的建构性演化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整体呈现出政府对具体经济行为的干预逐步减小、管理和服务职能不断加强的趋势。这样的建构性演化也是在试错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它在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与哈耶克否定一切建构行为的主张显然是相悖的。
哈耶克提出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进一步极端化发展，它用人类不可控制的自发演化原理，将制度的发展归入人类无法控制的“黑箱”，将“看不见的手”的运行机制神秘化和完美化。自发—扩展秩序原理作为一种经济哲学，为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即新自由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基础，影响到后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的学者。而哈耶克本人，也在遭受了多年的冷遇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普遍产生的滞胀现象而导致凯恩斯主义的相关理论被各国抛弃以及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重新回到理论界的最前沿，进而在全球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推崇。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哈耶克的相关理论被引入国内，并逐渐培养了一批拥趸，播下了新自由主义的种子。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导致部分人对我国改革形成了一个错觉，认为改革便是政府调控作用不断缩小、市场机制持续扩张，从而忽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国内受哈耶克影响的部分学者竭力鼓吹新自由主义，否定政府调控的积极作用，将政府调控行为妖魔化，推崇单一的市场经济制度。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其拥护者一再谋求对我国改革进程施加影响。最近的一个案例便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一部分学者竭力主张要学习西方供给学派的相关措施。西方供给学派深层的理论主张就是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精神。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实践中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发展的实际需要，并没有盲目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强调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在部分领域部分环节，政府还需要起到主导作用，以便发挥政策的最佳效果(参见曾宪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6年第58期)。
由于哈耶克的理论是在与社会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对社会主义有很强的针对性。要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张，就必须深入批判哈耶克的相关思想。同时，我们必须要明确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理论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证明我们的体制比哈耶克所主张的体制更有效率。同时，一系列证据可以证明，盲目采纳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如苏联及东欧在采纳了“休克疗法”之后，不但没有将国家带入快速发展的良性轨道，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经济萎缩且长期难以恢复元气的发展停滞泥潭；同时，近几十年来，还有许多国家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具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相关改革方案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走上了持续复苏的轨道，反而有不少国家陷入发展停滞或危机之中。
总之，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存在根本性的理论错误，他所推崇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在历史事实上并非完全依靠“自然演化”，而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唯一有效的制度，包括政府干预在内的建构理性也完全可能是高效的。因此，我们要对基于哈耶克相关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深刻的辨析和批判，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防止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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