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回归1950年代的美国，那时距离新自由主义时代到来为时尚早。图：H. Armstrong Roberts/Retrofile/Getty Images
2007至2008年间的西方金融危机，是自193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但其直接后果并不显著，这令人惊讶。这次危机令长期盘踞于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饱受质疑，但新自由主义看来已摆脱困局，大体而言毫发无损。银行获得了救助;大西洋两岸几乎未有任何银行家因他们的罪行而遭到检控;并且，他们的举动所造成的代价由纳税人适时偿付了。随后的经济政策几乎完全有赖于货币政策，特别是量化宽松政策，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尤其如此。那些政策已告失败。西方经济早已陷入停滞，目前正趋近失去的十年，尚看不到停滞的终点所在。
差不多九年之后，我们终于开始收获金融危机的政治恶果。但新自由主义何以能勉力支撑，实际上毫发无损如此之久?即令未能经受住真实世界的考验，给世人留下的是七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但在政治和思想方面，新自由主义依旧是舞台上的唯一主角。右派、中间派和左派政党早已接纳其基本原理，新工党(New Labour)恰是典型例证。它们并不知道其他任何思考和行事方式：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常识。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论，新自由主义曾掌握霸权。但那种霸权未能挺过真实世界的考验，将来也挺不过。(新工党指1990年代中期到2010年早期的英国工党。安东尼奥·葛兰西生于1891年，卒于1937年，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译注)
不平等剧增的新自由主义时代
更广泛政治后果的最初迹象，在指向银行、银行家和企业领袖的公共舆论的转变中显而易见。有十年时间，他们不可能做错事：在教育、健康以及似乎任何其他领域，作为我们时代的模范人物、人们默认的优中选优的麻烦解决能手，他们备受赞誉。但如今，他们的命运，连带政治精英阶层的命运，都骤然下跌。金融危机的影响会削弱人们对统治精英能力的信任和信赖，这标志着更广泛政治危机的开始。
这一政治危机在大西洋两岸均极度凸显，而造成危机的原因，远较仅仅是金融危机和过去十年间事实上流产的经济复苏更加深刻。它们直指新自由主义事业的核心，这项事业可以回溯至1970年代晚期以及里根与撒切尔政治上的崛起，并且彻底拥抱了关乎全球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市场理念。在1990年代的美国和1986年的英国，萧条时代的银行业监管体系遭到废除，这样就催生出2008年危机爆发的诸多条件。平等遭到嘲弄，滴涓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理念受到称颂，政府被谴责为市场的束缚力量且其规模适时遭到缩减，迁居受到鼓励，监管遭削减至最低限度，减税措施得以推行而企业逃税之举被无视。
理当留意的一点是，征诸历史的标准，新自由主义的这一时代并未留下特别辉煌的记录。战后西方增长最富于活力的时期是战争结束至1970年代早期，也就是福利资本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当时的增长率是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两倍。
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创了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摄于1984年。图：Bettmann Archive
但新自由主义时期迄今最具有灾难性的特征却是不平等的剧增。直至最近，这一点实际上遭到无视。但不平等假如不是大西洋两岸最重要政治议题的话，也已成为美国最惹人注目的政治议题之一。无他，正是不平等驱动着政治上的不满，这种不满眼下正在席卷西方。考虑到统计上的证据，不平等问题遭无视达如此之久，是令人困惑甚至是令人震惊的;解释只能来自新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彻头彻尾的霸权。
但如今，现实打碎了新自由主义的如意算盘。1948至1972年间，各阶层的美国人都经历了非常相似而且可观的生活水准提升;1972至2013年间，最底层的百分之十美国人经历了真实收入的下跌，与此同时，最顶层的百分之十美国人生活得比其他任何一个阶层都要优越。在美国，全职男性工人如今的中位数真实收入低于四十年前：最底层的百分之九十美国人的收入已经停滞不前超过三十年。
并不非常陌生的图景也出现在英国，并且自金融危机以来，问题已变得愈发严重。平均而言，2005至2014年间，二十五个高收入经济体中，有65%至70%的家庭经历了真实收入的停滞或者下滑。
原因不难解释。这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已被以有利于资本而非劳工的方式系统化地预先安排好：国际贸易协定在高度秘密状态中拟定，企业参与其中而工会和公民被排斥在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只是最新的例证;工会遭到政治和法律上的攻击;在美国和欧洲，大规模迁居受到鼓励，这削弱了国内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对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进行任何有效再培训的举措以失败告终。
如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业已证明的那样，在对抗性压力付诸阙如的情形下，资本主义天生趋向于增加不平等。1945年至1970年代晚期这段时间，冷战竞争可以说是最大的那种约束性力量。自苏联解体以来，那种约束性力量不复存在。但随着大众的反感日渐增长，无可遏制，这样一种赢家通吃的制度在政治上变得不可持续。(托马斯·皮克迪是法国当代经济学家，著有《21世纪的资本》。——译注)
大众的反抗与阶层的回归
在美国和英国，多数民众如今正在反抗他们的命运，美国选民对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支持以及英国人的脱欧公投生动展示了这一点。大众的这种反抗往往被以略带诋毁和轻蔑的方式描绘为民粹主义。或者，如弗朗西斯·福山在最近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一篇精彩文章中所说：“‘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为普通民众支持而他们不喜欢的政策贴上的标签。”民粹主义是一股反抗现状的力量，代表着新生事物的开端，尽管总的来讲它所反对的东西要比它所支持的东西面目清楚许多。它可以是进步主义的或反动保守的，但在更通常的情形下两者兼具。(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见于《外交事务》2016年7/8月号，题为“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译注)
英国退欧是这种民粹主义的典型例证。退欧推翻了自1970年代早期以来英国政策的一块基石。尽管表面看来关乎欧洲，实际上退欧的关切远不止于欧洲：那是认为他们失败了并且遭到抛弃的一批人发出的强烈抗议。自1980年代以来，他们的生活水准已停滞不前或者愈加恶化;他们认为，他们控制不了的大规模移民搞乱了他们的生活;他们遭遇的是日渐缺乏安全保障且临时工化的劳动力市场。他们的反抗令执政的精英气馁，已将一位首相赶下台，并且令最新上台的首相手忙脚乱，在黑暗中寻找灵感。
退欧是工人阶层反抗的标志性事件。图：Mark Thomas/Alamy
在英国和美国，这一波民粹主义标志着阶层作为政治活动核心力量的回归。这在美国尤其显著。数十年来，“工人阶层”这一理念处在美国政治话语的边缘地带。多数美国人曾经认为他们自己是中产阶层，这反映出美国社会本质上的抱负所在。据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2000年仅有33%的美国人称他们自己为工人阶层;而到2015年，这个数字是48%，几乎是美国人口的一半。
英国人的退欧也主要是一场工人阶层的反抗。迄今为止，在大西洋的两岸，从性别到种族到性取向和环境，面对一系列新的身份和议题的出现，阶层的力量处在退却当中。不同于其他议题的是，因其触角无所不在，阶层的回归有可能重新定义政治版图。
阶层的重现不应与劳工运动混为一谈。它们并不是同义词：阶层的重现在美国是显而易见的，在英国也愈发是事实。在英国，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者实际上渐行渐远，区隔日增。作为政治意见的工人阶层的重现，最明显地展体现在退欧投票当中;可以将英国工人阶层的重现，最恰如其分地描述为对愤怒和抗议的不成熟表达，仅带有非常弱的劳工运动意蕴。
垂死挣扎的新自由主义
事实上，英国独立党(UKIP)利用移民和欧洲议题，在塑造工人阶层当下的态度方面已经与工党一样重要。在美国，特朗普与桑德斯均对工人阶层的反抗表达过立场，后者的表达几乎与前者一样多。工人阶层不属于任何人：其倾向性与政治有密切关联，远非左派乐于认为的那般是注定的。
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正从两个方向遭到削弱。首先，假如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经济增长记录从不曾有任何特别强劲之处，那么这个时代眼下就是黯淡无光的。如今的欧洲在经济规模上勉强胜过2007年金融危机到来前夜;美国的表现更出色，但甚至其增长也了无生气。诸如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这样的经济学家相信，美国经济的未来最有可能是持续停滞。(拉里·萨默斯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曾先后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译注)
更糟糕的是，复苏极其脆弱而且无法持久，人们广泛认为，另一场金融危机很可能正在发出召唤。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已将西方送回那种饱受危机困扰的世界，而我们最后一次经历这样一个世界是在1930年代。考虑到这一背景，多数西方人如今认为他们的孩子将来会比他们更加穷困潦倒，就完全不会令人惊讶。其次，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饱尝失败苦果的人士如今不再乐意默认他们的命运了，而是越来越多地公开反抗。我们正目睹新自由主义时代走向终结。这个时代如同1970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那般，并未死亡，但正处于垂死挣扎当中。
有关新自由主义影响力的衰落，一个确定无疑的迹象是知识分子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合唱声势日隆。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经济论争愈发由货币主义者和宗奉自由市场经济的人士主导。但自西方金融危机以来，知识分子论争的重心业已发生深刻转换。在美国，这一点最为明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这样的经济学家影响力日增。托马斯·皮克迪的《21世纪的资本》早已成为畅销书。他和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以及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研究将不平等问题推至政治议程的首要位置。在英国，张夏准(Ha-Joon Chang)拥趸的队伍，已远盛于那些认为经济学是数学分支的人士，而长久以来他的影响力曾局限于经济学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罗德里克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张夏准是韩裔发展经济学家，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译注)
与此同时，先前作为新自由主义方案倡导者中的一些人，如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他们的行情已变得非常岌岌可危。风向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新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正处在退却当中。在英国，媒体和政界大大落后于形势。绝少有人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结束的端口，过往的态度和假设依旧占据主流地位，不论是在BBC的《今日》(Today)节目中，右翼媒体那里，还是议会中的工党那里。(拉里·萨默斯是美国经济学家，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长。马丁沃尔夫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译注。)[page]
政治风暴中的工党和保守党
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卸任工党领袖之后，事实上无人预见到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随后的工党领导层选举中大获全胜。人们已预料，继任者更可能是同一种人、布莱尔主义者或是像米利班德那样的过渡人物，笃定不会是任何像科尔宾那样的人。但时代精神已经变了。工党成员特别是那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加入工党的年轻人，想与新工党彻底分道扬镳。左派何以未能成为工人阶层新生幻灭情绪的引领者?原因之一在于，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不同程度上成了新自由主义和超级全球化(uber-globalisation)的信徒。此等现象最为极端的形式是新工党人和民主党人，他们在1990年代晚期和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第三条道路和三角策略(triangulation)成为这一潮流的象征。(托尼·布莱尔于1994 年至2007年担任工党领袖，1997 年5月至2007 年6月担任英国首相;比尔·克林顿于1993年1月至2001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三角策略是1996年总统选举中克林顿为谋求连任采取的策略，大意是指融合民主共和两党各自政策的长处，并加以超越，以在政治辩论中形成第三种力量。——译注)
但正如大卫·马昆德(David Marquand)在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撰写的一篇评论中观察到的那样，假如某个社会民主党不代表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士、那些弱势群体和那些失败者，那么其旨趣为何?新工党抛弃了那些需要它的人士，那些从历史上讲它理当代表的人士。党内大多数人现在已经抛弃了那个抛弃了他们的党，这令人惊讶吗?重出江湖的布莱尔财迷心窍，充任了成群结伙不明不白的总统和独裁者的顾问，新工党之败亡，布莱尔是恰当不过的证明。(大卫·马昆德生于1934年，英国政治学者、前工党议员。《新政治家》是一份英国政治和文化周刊，创办于1913年。——译注)
科尔宾的竞争对对手布恩汉姆(Andy Burnham)、库珀(Yvette Cooper)和肯德尔(Liz Kendall)代表了连续性。他们被科尔宾彻底击败，后者赢得将近六成选票。新工党已告结束，状如“巨蟒”剧团(Monty Python)表演桥段里的那只死鹦鹉。绝少人领会到已发生事端的意义。一篇《卫报》社论表达了对工党成员数量剧增的欢迎，然后，瞧瞧看，敦促人们支持伊维特·库珀，此人这恰恰是人们对工党怀抱热忱之理由的对立面。工党议员群体(PLP)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在那之后试图全力清除科尔宾。(布恩汉姆、库珀和肯德尔均为英国工党议员，其中后两人为女性。“巨蟒”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英国兴起的一个喜剧表演团体，他们主演的系列电视喜剧在BBC播出后引发巨大的轰动。关于鹦鹉的一段表演，大致情节是：在一家宠物店，一位客人抱怨他刚买的“挪威蓝”鹦鹉在购买前已经死亡，是店员把鹦鹉钉在杆子上他才没发现，而店员则坚称鹦鹉只是在休息。两人随即争论不休。——译注)
恰如同工党在1970年代末用了太长时间乃至于应付不了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的兴起和新时代的诞生，如今它或许也没能领悟到，工党人事实上以新工党的形式拥抱的那种撒切尔式的典范最终已寿终正寝。如同其他所有人一样，工党人被迫以不同方式思考问题。在对新工党的厌恶中，工党的成员资格转向了那些绝不曾接受新工党和在几乎每一领域都成为布莱尔直接对立面的人士那里，并且正在体现出一种布莱尔显然没有体现出的纯正和得体。
科尔宾并非新时代的产物，他令人回想起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那既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弱点所在。他并未受到新工党遗产的玷污，因为他从不接受后者。但看上去他也并不理解新时代的特点所在。危险在于，在一个高度流动性、不可预知的政治环境中，他有着致命的弱点;而工党发现，在这样一个缺乏几乎任何类型的确定性的环境中，其自身已四分五裂、虚弱不堪到危险的地步。
工党或许正受到特别关照，但保守党的局面并没有好出很多。大卫·卡梅伦的罪过在于，他在退欧一事上误判严重而且不负责任。他被迫在最不光彩的情形下卸任。保守党令人绝望地四分五裂了，退欧之后的保守党不知道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尽管绝少提及他们头脑里钟意的国家名称，支持退欧的人士仍描绘了一幅乐观的图景：背离摇摇欲坠的欧洲市场，拥抱扩张中的全球市场。新任首相看上去似乎对中国怀有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敌意，并且一心要毁掉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的漂亮事业。假如新政府背弃中国这个迄今为止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它打算转向哪里呢?(乔治·奥斯本于2010年5月至2016年7月担任英国财政大臣，与时任首相大卫·卡梅伦一道致力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译注)
英国退欧已令这个国家支离破碎，并陷入严重分裂，一个非常真实的前景是，苏格兰可能选择独立。与此同时，保守党人似乎绝少领会到，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正处在垂死挣扎当中。
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
发生在英国的事端纵然富于戏剧性，但与美国的那些事情还是无法同日而语。唐纳德·特朗普差不多以人们猝不及防的方式崛起，而后斩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这令几乎所有评论家尤其是共和党内的评论家困惑不已。他传递的信息是直截了当地反对全球化。他认为，工人阶层的利益被以有利于大企业的方式牺牲掉了，这些大企业被鼓励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因而剥夺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他进而认为，大规模到来的移民削弱了美国工人的议价能力，降低了他们的薪金。
他提议，理当要求美国企业将它们的现金储备投资在美国。他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的作用是令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外流到了墨西哥。基于相似的理由，他反对TPP和TTIP。他还指责中国偷窃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威胁要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45%的关税。
特朗普以“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来应对全球化。他的诉求首先指向白人工人阶层;在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出现在政治舞台之前，自198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被无视，并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代言人的。鉴于他们的薪金在过去四十年中的大多数时候一直在下降，他们的利益是如何遭到政治精英阶层无视的，意义也就非同寻常。他们越来越多地投票给共和党人，但共和党人长久以来成了超级富豪和华尔街的俘虏，而作为高度全球化的支持者，超级富豪和华尔街的利益与那些白人工人阶层的利益格格不入。随着特朗普的出现，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位代言人：他们令特朗普赢得了共和党提名。
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论证也为伯纳德·桑德斯所热忱尊奉，他与希拉里·克林顿之间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选战极度接近，若非有超过七百名的所谓超级代表的阻拦，他可能已赢下初选;那些超级代表事实上由民主党这部政治机器挑选，他们绝大多数支持希拉里。尽管依旧关注工会这个基本面，民主党人仍如共和党人一般，长期以来支持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亲全球化战略。如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发现，他们自身均已陷入全球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严重极化的局面，而自将近四十年前里根当政时代转向新自由主义以来，这是前所未见的全新进展。
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诉求“重振美国”(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另一要点是其外交政策方面的立场。他确信，美国追求超级大国的地位浪费了美国的资源。他认为，美国的盟友体系不公平，因为美国承担了大部分花费而其盟友贡献太少。他将批评矛头指向日本、韩国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作为典型例证。他所谋求的是对这些关系进行再平衡，并且，一旦再平衡失败就退出这些关系体系。
他论证说，作为一个力量衰退的国家，美国不再能承受得起这种经济负担。他认为，那些钱与其用来拯救世界，理当着眼于美国基础设施的衰败状况，投资于国内。特朗普的立场代表着对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霸权国家的重大批判。他的观点标志着与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盛行的那种新自由主义的、高度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和战后多数时期外交政策正统主张的彻底分道扬镳。这样一些论断必须严肃对待，而不应仅仅因为说话者的身份就轻易不予理睬。但特朗普并非左派人士，而是一位右翼民粹主义者。他向穆斯林和墨西哥人发动了种族主义和仇外式的攻击。特朗普的诉求指向白人工人阶层，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大企业的欺骗，遭到了西班牙裔移民侵害，又往往对非洲裔美国人愤愤不平，后者长久以来太多视他们为下等人。
一个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可能明确倒向威权主义，其特点是滥权、嫁祸于人、歧视、种族主义、专横和暴力;美国可能成为一个严重极化和分裂的社会。他威胁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假如得以实施，笃定会引发中国人的报复，并预示着一个新的保护主义时代的开启。
首要问题是不平等
特朗普很可能在总统选举中失利，正如同桑德斯未能拿下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度全球化——不受限制的人口迁居、TPP和TTIP、资本和其他很多东西的自由流动——的反对势力将在这场论争中失败并走向衰落。在差不多十二个月时间里，特朗普和桑德斯已令论争的性质和术语改头换面。高度全球化的批评者的诸多理由远远没有渐趋黯淡，而是越来越稳定地为人们接受。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同意，“我们不应太多基于国际视角来思考，而应更多集中精力处理我们自己国家的问题”。并且，首当其冲者，不平等问题将继续驱使人们反对高度全球化。
注：本文原刊于英国《卫报》网站，2016年8月21日发布，原题：“The death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crisis inwestern politics”。小标题为译者所加，文中理解错误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