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给经济全球化和多边合作机制带来严重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合作机制，世贸组织在运行规则和功能、作用诸方面受到巨大冲击，这是全球经济治理失效的制度表现。主要贸易国家纷纷“出牌”，从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监督和成员身份等问题入手，推出各自的世贸组织改革方案，使世贸组织改革成为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国际博弈场。综合各方改革方案可以看出，在这一波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博弈中，特别在贸易政策和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上，美国和中国成为主要的矛盾双方，欧盟和加拿大等国构成第三阵营。与侧重解读和分析各方政策的既有研究不同，本文运用博弈论对世贸改革加以分析，认为在美国采取单边主义做法而将世贸改革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和身份待遇相捆绑后，形成了中美之间不对称的性别战(battle of sexes)博弈结构和讹诈(called bluff)博弈结构。中国除提出维护自身利益的改革方案外，还需对下一阶段的国际博弈进行准备。在单方面妥协和对冲之外寻求与欧盟国家、加拿大等国的合作，将是中国应对世贸组织改革僵局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任务。
1世贸组织改革议题与博弈结构
自 2017 年 7 月始，美国连续否决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 新法官的任命工作，致使该机构的正式法官在 2019 年仅剩下 3 位，该数字更有可能在今年结束后下降为 1 位，从而导致上诉机构乃至整个争端解决机制瘫痪。在 2017 年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的开幕词中，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Ｒobert Lighthizer) 将美国的杯葛行为解释为对该组织的规则没有得到普遍尊重的反应，他将矛头指向新兴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和贸易政策问题。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实际上是不惜以瘫痪世贸组织为代价，胁迫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身份和贸易政策上做出妥协。2018 年以来，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成员先后提出世贸组织改革方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予以回应使得世贸组织改革成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重要议题，围绕这一议题展开的国际博弈开始形成。
(一)美国出牌:用单边主义政策将世贸组织改革与中国贸易政策和成员身份相捆绑。美国的捆绑策略突出体现在世贸组织的多边论坛发言和改革草案中。2017 年 12 月 11 日，莱特希泽在世贸组织第十一次部长级会议(MC11) 的开幕词中，指责世贸组织中的上诉机构权限过大，以致影响了成员间谈判可能取得的成果。对上诉机构的指责符合美国保守主义者对全球机制的一贯抵触，并成为美国阻碍新法官任命的借口。随后莱特希泽将世贸组织运行受阻的责任抛向在国际实力分配中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认为这些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和相应的豁免原则、贸易透明度和国有企业等问题导致了世贸组织的规则没有得到普遍遵守。并在两天后的闭幕式上宣称对在 2018 年进行世贸组织改革的讨论持开放态度，由此掀起了这一轮世贸组织改革的国际博弈。
2018 年 12 月 17 日，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Denis Shea)在世贸组织对美国贸易政策审议的声明中，在为美国的贸易政策辩护后，直指“中国以国家为指导的重商主义经济和贸易方式”是对世贸组织的根本挑战，指责“中国奉行一系列非市场产业政策和其他不公平竞争做法”。谢伊的发言不再使用“第三方”、发展中国家等笼统字眼，而是直指中国，将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造成的世贸改革危机与中国贸易政策捆绑，将中国的政策妥协设定为世贸组织改革的前提。两天后，谢伊重复了 17 日的发言内容，辩称美国对世贸组织面临的危机负有责任，但这责任不是从单边立场中妥协，而是施压以促中国妥协。
2019 年 2 月 14 日，美国向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提交了名为《无差别的世贸组织:自我认定的发展状态威胁机制重要性》的文件，其中列举人类发展指数、宏观经济指数、贸易相关指数、外国直接投资、企业规模、超级计算机、空间战略和防务指标，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较 1995 年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提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定上的调整，并进一步指责世贸组织在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定上的现有规定，以及相关国家对“特殊和差 别 待 遇”(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S＆DT) 原则的使用对该组织的稳定运行造成不可预测的影响。一天后，美国向总理事会提交了世贸组织改革方案，在该方案中，美国提出四种情形，认为符合四种情形之一的国家或地区不得在今后的贸易谈判中适用 S＆DT，包括:1． 经合组织(OECD) 成员国，或已经启动加入经合组织程序的世贸组织成员;2． 二十国集团(G20)成员;3． 按照世行标准，被列入“高收入”的成员;4． 在全球商品贸易中所占比重不低于 0．5%的世贸成员。按照美国方案中的标准，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将不再适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身份及 S＆DT。2019 年 7 月 2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推动世贸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的修订，并再次以单边主义行动作为威胁筹码。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筹划多边对话，意图建立谈判联盟。2017 年 12 月 12 日，在莱特希泽发表第十一次部长级会议开幕发言第二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和欧洲贸易专员即展开三边对话，并发布联合声明，提及“第三国”的产业补贴、国有企业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造成世贸组织运行困难，并强调三方将协调一致立场。此后，美欧日三方分别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5 月 31 日、9 月 25日以及 2019 年 1 月 9 日发表联合声明，除重申此前关于“第三国”非市场导向政策的关注和指责外，在最新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将联合推动自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成员在未来的谈判中承担更完整的责任。除美欧日三方联合声明外，美国也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立场协调。2019 年 3 月，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宣布放弃在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与 S＆DT。2019 年 4 月 1 日，美国联合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哥斯达黎加、新西兰以及中国台湾提出一项改革提案，旨在加强成员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履行通报义务。
最后，美国通过发布中国对世贸组织的履约评估的方式对中国施压。自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向国会提交 17 份中国履约报告。自美国引出世贸组织改革议题并将矛头指向中国后，2018 年和 2019 年发布的两份报告内容相较于此前出现了重要转向，在 2018 年以前的报告中，美国对中国履约情况多持肯定态度，但在2018 年发布的报告中则开始指责中国履约情况恶化，在 2019 年发布的《中国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报告》中，从中国履约情况和中国贸易体制两方面对中国进行指责和批评，并声称使用新的、更有效的策略，包括必要时在世贸组织之外采取针对中国的行动。
(二)中国回应:用贸易公平和多边主义反击单边主义，力推世贸组织改革。针对由美方单边主义政策制造的世贸组织运行困境，以及针对中国的威胁捆绑，中方在世贸组织改革方案讨论中展开反击。2018 年 11 月 23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提出三原则和五主张。随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向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提出两份提案一份与欧盟、加拿大、印度和挪威等其他 11 个成员联合提出，一份与欧盟和印度联合提出。两份提案对由美方造成的上诉机构运行困境表达关切，强调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系统的正常运转是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机构的核心所在。此后，2019 年 2 月 15 日和 2 月 26 日，中国与印度、南非、委内瑞拉和老挝等国向总理事会提交两份提案，通过金融、农业和诸多发展指标的展示，强调维护发展中成员身份和 S＆DT 的必要性。
2019 年 5 月 13 日，中方向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提交《中国对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该建议中，中国强调了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基石作用，指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让该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提出改革应坚持维护非歧视的核心价值、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以及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的原则。在具体行动领域，中方重点强调:1． 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主要指向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给上诉机构和世贸组织的正常运转带来的负面影响;2． 增加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针对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救济措施被滥用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3．提高世贸组织运行效率;4． 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包括尊重发展中成员享受 S＆DT 的权利和坚持贸易和投资的公平竞争。6 月 26 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强调中国切实履行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并且表达了积极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意愿。
(三)欧盟与加拿大等国的协调:以多边主义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在美国用威胁瘫痪世贸组织的方式将世贸组织改革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后，欧盟和加拿大等国先后提出世贸组织改革方案。实际上，中美在塑造全球秩序上开始角力是世贸组织改革议题浮现的大背景，其他国家的改革方案在表达维系多边贸易机制稳定运行的意愿的同时，也展示了中美双方的立场差别。
首先，欧盟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发布题为《世贸组织的现代化——欧盟未来提案的介绍》的概念文件，提出三方面的改革建议:规则制定和发展、日常工作和透明度以及争端解决机制与世贸组织的现代化。在“规则制定和发展”方面，欧盟的建议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一，在未来世贸组织的规则制定方面，强调增加贸易政策透明度，对国有企业、贸易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行为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消除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在内的贸易壁垒，推动数字贸易;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其二，关于发展问题的争论，尝试推动更为灵活的办法，以需求为导向，以证据为基础推动发展中国家从 S＆DT 中“毕业”。其三，在加强规则制定程序方面，强调多边协商和多元协商的重要性，并强化政治支持。在“日常工作和透明度”方面，欧盟的建议涉及通过加强监督、制裁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实现对不履行通报义务的成员的约束;以及对世贸组织机构进行精简和改组，以提高效率。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欧盟提出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威胁到了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行，并倡议在确保提升上诉机构的效率和独立性的基础上，再对该机构的权责范围进行讨论的两步走方式，打破围绕上诉机构形成的僵局。在欧盟的现代化提案中，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方案意在打破由美国单边行动造成的僵局，与广泛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接近，而另外两方面则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身份和透明贸易政策的要求相接近。如果说美国的方案是将世贸组织改革受阻的责任推卸给中国的话，欧盟的提案则将对美国使用单边外交政策进行威胁的关切也列入自己的改革议程中。
其次，加拿大于 2018 年 9 月 24 日向世贸组织提交了名为《强化和现代化世贸组织》的讨论文件，提出了较为温和的改革提案。提出提高世贸组织监督功能的效率和效力，强化和保卫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促进贸易规则现代化三项主题，加拿大提案被视为“中间道路”，主要因为在矛盾最为突出的上诉机构改革、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待遇以及贸易政策方面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立场，在包含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关切的三个主题中，加拿大方案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前者关切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尝试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提出推动上诉机构改革、重新评估世贸组织通报义务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于 2018 年 10 月和 2019 年 1 月分别在渥太华和达沃斯召集了两次多边会谈，与其他12 个国家商讨世贸组织改革方案，逐渐形成“渥太华集团”(the Ottawa Group)，尝试在多边贸易谈判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是，这两次会议都未邀请中美两国。
此外，挪威、冰岛、新西兰、瑞 士 和 新 加 坡 在2019 年 5 月 6 日提出一份专门讨论 S＆DT 原则与促进发展的提案，与加拿大在该问题上的中间立场接近。该提案一方面强调 S＆DT 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上的积极价值，一方面推动该待遇原则更加灵活和有效。在这一波围绕世贸组织改革的讨论中，美方用威胁瘫痪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方式，将世贸组织改革议题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国内贸易政策上的立场进行了绑定。中方的改革提案则在上诉机构问题上反击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在发展中成员身份上坚持一贯立场，强调世贸组织的包容性并推动机构改革。以欧盟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其他国家的改革提案，在强调多边主义重要性的同时，就中美这一主要矛盾双方的立场提出妥协和调整。
2中美围绕世贸组织改革的非对称性博弈
中美是世贸组织改革中的两个最重要参与者，美国的威胁捆绑策略等于将世贸组织改革的成败系于中美双方的战略选择之中。在理想情况下，国际多边贸易组织是一件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内部成员可以非排他且非竞争地共享这一机制带来的收益，包括关税减免和商品的自由流通等。但是，当成员认为当前的贸易规则对特定行为体的相对收益产生偏向时，围绕规则制定权展开的博弈更接近于性别战博弈。在该博弈结构中，成员虽然都非排他地共享多边国际贸易组织带来的正面外部性，但都力图按照己方偏好的方案制定世贸组织的运行规则，每个参与者都希望对方让步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如果没有得到期望中的让步，参与者也不愿意放弃合作的可能，即使需要己方做出让步，也好过双方都不让步。
这一模型通常被用来分析集体行动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每个参与者倾向于按照己方偏好的分配方案行事，并不愿意按照于己不利的分配方案行事，而且互相妥协并不比偏向任一方的方案更好，但各行其是会让任何一方都失去获益的机会，因此纳什均衡可能出现在满足任何一方偏好的结果中。
在围绕世贸组织改革的博弈中，中美是该议题领域中最重要的两个博弈者，双方的决策直接影响到世贸组织改革的结果。双方都有选择妥协让步，或是拒绝合作的选项。对于中国来说，单方面让步(CD)意味着接受美方的改革方案，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和 S＆DT，在国内贸易政策方面进行修改，用在世贸组织规则制定上的妥协迎合对方。单方面拒绝合作(DC)则意味着全面反对美国的改革方案，推动加强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性和强制力，在美国妥协的基础上维持既有的发展中身份和国内贸易政策，让未来的世贸组织规则以中国偏好的方式运行。双方同时选择拒绝合作(DD) 意味着中美双方都不愿妥协以合作，世贸组织的改革由于无法得到两个最主要国家的支持而陷入僵局，没有国家能够从中获益。双方共同选择合作(CC) 意味着中美双方都按照对方的要求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这种选择因为无法满足任何一方的偏好而显得没有意义。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双方的博弈偏好都是 DC＞CD＞DD =CC，中美都希望按照自己的偏好重塑世贸组织的运行规则(DC)，并且与失去这一多边机制(DD)相比，每一方都宁可选择妥协而非对抗(CD)。
在性别战博弈结构中，中美双方因为偏好的相互冲突而发生矛盾，但由于谁都不愿失去这一多边机制，任何一方的妥协都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在现实中，国家间的博弈在权力政治和多种外交政策的影响下会逐渐转向不对称，并使报偿结构发生变化。
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 提出，通过运用国家权力的策略性联结(tactical linkage)性别战博弈中的不同偏好间的冲突可能得到解决。国家权力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包括决定谁可以成为博弈参与者、谁更有可能首先做出选择从而影响其他行为体的选择以及改变博弈矩阵中的报偿结构。在当前的世贸组织中，由于争议双方都拥有组织成员身份且该组织确立了“协商一致”原则，因此国家权力在前两个方面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主要通过第三种方式发挥作用，即改变矩阵中的报偿结构。比如，美国威胁中国如果不按美方意愿行事，将会在双边贸易中对中国展开报复，对处于出超状态的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增加中国不合作的成本，从而让中国单方面不合作(DC)策略的获益降低，并使单方面妥协(CD) 策略成为唯一均衡点。对于中国来说，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将被迫选择按照对方的偏好行事。实际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日贸易冲突中，美国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以逼迫日本调整贸易政策，巴西在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上的妥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作对未来有可能招致报复行为的规避，此时，受到强势一方威胁的行为体的策略偏好将会转变为 CD＞DC＞DD = CC，从而承担更大的妥协压力。
除权力政治的影响以外，国家意愿也会发挥作用。当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转向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时候，牺牲多边贸易机制的“威胁”将变得更像是“警告”。美国政府本身表现出了单边主义的强烈取向，增加了美方不妥协的可信度甚至当摧毁多边贸易机制被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美方视为潜在收益的时候，那更重视多边贸易机制的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妥协压力。此时，中美之间的博弈结构更趋向于说服型( suasion) 博弈的第二种变体，即讹诈(called bluff)博弈。在经典的性别战博弈模型中，博弈双方虽然纠缠于收益的分配，但都希望避免合作破裂的结果，如恋人间虽然会对度假地点产生争论，但至少双方希望在一起。可是当一个参与者本身将分手视作值得追求的目标时，这种倾向强化了另一个参与者维持合作的动机，威胁离开的参与者将会掌控主动权。当世贸组织改革中的美方博弈者的特质是特朗普政府表现出来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时候，中美双方的博弈结构将更趋向于不对称。在讹诈博弈结构中，无论中国如何选择，美国都倾向于不合作。对于倾向于多边主义的中国来说，多边机制的失败(DD)是最不愿接受的结果，为避免最坏结果出现，将倾向于选择单方面妥协(CD)。
在不对称的性别战博弈和讹诈博弈中，由于国家实力和对待合作态度上的差异，导致权力分配中占据优势且单边主义倾向强烈的美国获得了有利地位，纳什均衡指向中方妥协。但这尚不足以对双方博弈的结果定谳。考虑到博弈轮次，中美之间的博弈结构将出现类似胆小鬼(chicken)博弈的情况。在中美间重复博弈可能形成的胆小鬼博弈结构中，单方面让步(CD) 意味着己方总是妥协，单方面拒绝合作 ( DC) 意味着对手总是妥协，双方合作(CC)意味着相互在不同议题间进行妥协，双方拒绝合作(DD)意味着全方位的对冲。设想在不对称的博弈结构中受到妥协压力的国家在一个议题上选择了妥协，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如果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不会翻转，那妥协的一方在与对手的博弈中将总是会受到妥协的压力。或者将这种多轮次的博弈设想为在特定时间段内不同议题之间的博弈，倾向于多边主义的行为体总是在国际合作中受到单边主义者的剥削。就像在单行道上相向而行的两辆汽车，持续妥协者会背负胆小鬼的名声，而且在相对获益上处于被优势者越拉越远的状态。任何一个理性的国家都不愿(甚至不能) 置身于这样的处境而安然自得。
对未来的预期让单方面妥协(CD) 不再有吸引力，但对冲(DD)的威胁可能不会改变强势一方的选择(DC)，且代价极高。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国际联合的策略是相对实力较弱且倾向于多边主义的一方，能够向实力较强且倾向于单边主义一方施加压力，改变博弈结构的重要途径。尽管该策略同样需要前者的让步与合作，但其有望借国际联合施压于后者，推动后者在议题间或特定议题内进行让步。
3中国应对世贸组织改革的国际联合策略
寻求国际联合以解决中美在世贸组织改革中的矛盾，需先澄清两个问题，即美方是否会主动选择合作放弃单边主义立场，以及美方是否会在与中方的对抗中放弃单边主义立场。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影响到中国如何选择恰当的策略推动美方改变立场。
其一，美方的单边主义政策是否有可能由于政府更迭发生调整，以及这种调整会对中美之间的博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作为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标签人物，特朗普将会在 2020 年迎来总统选战。设想特朗普在竞选中失败，美国改变单边主义立场，对多边贸易机制转向更为积极的态度，那中美间的博弈结构将会由讹诈博弈转向不对称的性别战博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的偏好依然是期待中方妥协，运用策略性联结以对中方施压仍然是美国的优先选项。倘若美国政府轮替，这种策略性联结或许不会再以特朗普式的贸易战大棒形式出现，但重新缔结新的多边贸易组织以重新设定游戏参与者的身份，仍有可能是政府的策略。换句话说，美国的政府更替并不能导出美国将会主动选择合作的结论，乐观的结果是从讹诈博弈结构转向不对称的性别战博弈结构，但这种转向无法保证美国后届政府不会像现任政府这样予取予求，能够用合作而不是加码的方式对华施压。随着美国政府更迭，更有可能出现的不是美方立场的转变，而是策略联结方式的转变。
其二，中方是否可以通过可信的许诺或威胁，在双边关系中改变美方的立场。当考虑到长期的互动之后，受到压力的一方将不再愿意单方面妥协，通过向对手威胁施压，或承诺更多的回报以换回对方的合作，将会成为优先选项。无论是许诺还是威胁，其是否有效取决于许诺和威胁发出方的“力量”和“可信度”，在特朗普当选后，中美关系开始转向消极，在一系列的摩擦和相互指责后，对于许诺来说，中美互信的基础受到削弱。而对于威胁来说，找到并展示相较于对手的己方优势，成为相对处于弱势一方的重要课题。可信的许诺或威胁当然是可以改变美方立场的选择，而且存在成功的可能，但是这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和付出巨大的成本，在互信受损的情况下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做法依然没有改变美方掌握博弈主动权的态势。
除寄望于美国政府更迭或对美国给予不确定性较高的允诺和威胁外，在世贸组织改革议题上仍有其他途径可以促成美方的妥协，从而化解世贸组织改革中的中美对抗和其他僵局，即通过寻求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合作，形成对美具有优势的策略联结，从而推动美国采取妥协以合作的策略。
在世贸组织改革议题上，中国与欧盟国家、加拿大等可谓处于猎鹿(stag hunt)博弈结构之中。这一博弈结构拥有两个均衡点:双方都不进行合作(DD)以及双方共同开展合作(CC)。虽然由于担心对方采取背叛(DC)策略从而让自己受损，但只要确认对方会展开合作，共同合作的收益将会大于其他选择，参与者的偏好是 CC＞DD= DC＞CD。中国与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处于这种博弈结构之中，参与者之间在改革内容方面存在分歧，但在维系世贸组织稳定有效运行方面、在推动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方面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对于旨在在世贸组织改革中扮演积极角色的欧盟或加拿大来说，并不存在背弃多边合作的动机，当然也不希望其他行为体背弃多边机制。一旦其他行为体采取多边主义，欧盟和加拿大有充分的动机采取合作，维系世贸组织的稳定有效运行。对于中国来说，尽管欧盟和加拿大方案中有要求中国政策转变的部分，但双方在反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维系多边贸易机制稳定运行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在欧盟和加拿大方案中，中国可以预期以合作换回合作，即通过调整在上述两方案中的涉及 中 国 的 部 分 立 场，如 更 灵 活 的 身 份 认 定 和S＆DT 适用，以及更开放的市场化改革，实现与欧盟和加拿大在共同反对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上的合作，再坚持多边主义的前提下，用温和灵活的改革换取共同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强硬态度施压。
与欧盟和加拿大等国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中国反制美国的策略联结能力。当中国与其他全球贸易中的重要行为体达成改革协议的时候，坚持单边主义立场的美国实际上面临被排除在外或被针对的风险，这种合作让中国获得了克拉斯纳提及的决定参与者身份和优先制定规则的优势。只不过这种优势不是来自国家权力，而是从国际合作中获得。实际上，当中国在国际实力分配中的地位快速上升、逐渐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并开始承受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时，即有学者提出中国可以以“平等与无差别待遇”换取与国家经济实力相称的权益的观点，并且指出这种做法是向既有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机制发起的攻势。同样，中国用合作的方式争取国际联合策略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让步，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奉行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霸权国家的攻势战略，是推进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积极进取。
相较于寄希望于美国政府更替以及对美国允诺或威胁的策略，国际合作联合(或统一战线) 的构建策略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一，它具有更高的确定性，所需成本更低。与不确定的美国政府更迭以及反复无常的政策变化相比，欧盟、加拿大等国的立场具有更高的确定性，在欧盟和加拿大提交的世贸组织改革方案中，推动多边贸易机制的稳定运行是与中国相同的政策目标，且共同拥有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相似愿景。与欧盟和加拿大等国的合作同样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相较于和奉行单边主义的霸权国家的交往而言，(无论是运用威胁和允诺，还是对未来的预期)这种合作的成本更低且更可控。
第二，它将有助于形成对美施压的策略联结。与欧盟和加拿大等国的合作意味着中国有可能首先与其他国家达成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一致方案，在形成新的多边贸易组织规则的竞赛方面，及早着手，而不是将时间留给对方，是性别战博弈结构中获取优势地位，让非对称结构逐渐向己方倾斜从而向对方施压的有效策略。
第三，它将有助于推进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新时期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期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推进和改善全球治理。这种理念体现了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关怀，但需找到切合现实的实践路径。如有学者所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了两种价值诉求，一是国家间地位的平等、公正和利益共享;二是类主体的整体利益与共同关切。中国在世贸组织改革中的国际联合策略，可以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第一种价值诉求的表现，而这种价值诉求的实践将为实现更为高远的第二种诉求———世界整体利益与关切提供助益。（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