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处于贫困阶段的人而言，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小。”〔1〕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和帕斯隆在他们的研究中如此强调。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由于社会环境以及自我认知的限制，对自身及其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普遍较小。
一、对贫困者的谴责与辩护
(一) 社会对低学历贫困者的谴责
贫困是当代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的现象，消除和缓解贫困是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因为贫困不仅带给个人和家庭生活困难，并且也是造成许多社会发展和政治问题的根源。当今社会大众对于低学历的贫困者普遍抱有轻视和谴责的态度，因为教育已被塑造成一种社会淘汰制度，教育水平反映出的才智勤奋对获得良好职业相当重要。既然法律保障了教育机会人人均等，那么人们理应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没有努力考上大学从而获得良好的生活只能责怪自己。因此，大部分低学历的穷人处于社会底层被归因为心智低下、生性懒惰、目光短浅。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费金调研时发现，超过50%的被访者认为穷人贫困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够节俭”“不够努力”“缺乏能力”。〔2〕赫恩斯坦和默里在研究家庭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时也发现，穷人在心智能力测试中的得分偏低。〔3〕众多社会学家研究总结了贫困者的许多特征：强烈的边缘感、无助感、依赖感、自卑感，自我意识较弱、缺乏冲动克制、耽于现状而缺乏延迟满足（delay gratification）和规划未来的能力、宿命感、强调男性至上等等。
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穷人、罪犯以及相当一部分社会底层的人，不是生理低能，就是性格低劣，这些明显的缺陷是造成贫困和犯罪的主要原因。在1994年，查尔斯?默里和理查德?赫恩斯坦合著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中直白地论述了穷人由于生物原因（例如低于平均智商值的低心智能力）而处于社会底层。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和威廉?格雷厄姆论述：穷人之所以处于社会底层，是因为他们不适合在竞争中生存，相反富人和掌权者位于社会顶层是因为他们是“适者”。任何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帮助“不适者”去生存、繁衍的行为都会削弱社会。〔4〕
社会功能主义理论对社会分层的辩护与以上的论证类似，他们认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地位差别、收入差别、权力差别等各种差别具有合理性，对于不同品质、不同能力、不同责任、不同劳动的人给予不同的报酬和地位可以促进人际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种不均等的资源配置，用以刺激人们的动力，使得社会运行更有效率。〔5〕因此，穷人的贫困状况和低下阶层其实是社会竞争后被淘汰的自然结果。
（二）为贫困者的辩护
社会学中对贫困的研究分为四个流派：1.功能主义的贫困观：贫困是社会功能需要，贫困者由于其天赋较低或不愿意接受较高的教育培训而处于报酬较低的职位，贫困是其付出的代价。2.冲突学派的贫困观：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是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和争夺过程中产生的结果。贫困群体在经济领域、技术生产要素和政治领域都缺少资源，他们缺乏合法合适的渠道去为自身利益抗争，因此，部分个体以非法的行动反抗社会，进一步强化社会对穷人的偏见和压制。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只提供救济方式，重要的是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以及资源机会等分配方式。3.贫困文化理论：刘易斯（Lews）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贫困现象，他认为穷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脱离了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个人、家庭乃至社区都具有独特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且这种贫困文化会经由贫困群体交往而加强从而世代传递。脱贫行动需要通过增加社会文化整合行动消除贫困文化的社会基础。4.贫困情境理论：穷人的观念行为与主流文化的差异并不是由贫困亚文化造成，而是由于穷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导致的。
从贫困理论流派的不同论述可以看出，导致贫困的世代传递不仅有贫困者自身的生理因素，更多地应该关注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更多地从贫困者及其家庭所面临的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格局出发，更多地关注穷人子女在早期发展、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劣势。
哈佛大学斯蒂芬?简?古尔德说的很明确：“他们欺骗了所有人”。齐美儿以及甘斯也分别指出，将贫困归咎于穷人的“道德品质”，认为穷人懒惰、浪费时间金钱、缺乏自制力、缺乏延迟满足能力这种观点，是非贫困者的辩护，通过轻视穷人而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6〕而皮文和克劳沃德进一步指出，当穷人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一说法时，这种“谴责受害者”的视角就可以成为控制受害者的一种方法，因为责怪自身的穷人不大可能扰乱社会或是提出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7〕
有研究发现，贫困儿童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会阻碍才智发展，营养缺乏会导致幼儿期大脑发育迟缓；父母吸食毒品、酗酒会对儿童形成不良示范和影响；贫困家庭的儿童在成长期中智力和行为规范上普遍缺乏引导。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饥饿、贫困与营养政策中心对1023名小学生进行调研，发现贫困儿童由于饥饿引发的贫血和缺铁使得他们的智力发育平均比其他儿童低了25%。饥饿的儿童在学校提供其早餐后考试分数（特别是数学成绩）显著提高。〔8〕另一研究同样发现，社会特征相同的10岁儿童在其分化为贫困环境中成长和富裕环境中成长后，便有了相当不同的中学辍学率。贫困环境中成长的儿童更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成为一个穷人。〔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对贫困的鉴定不能简单地只考虑拥有的物质数量，穷人不单单是经济脆弱的问题（收入低且不固定），还包括心理伤害（丧失工作动力、成就动机、自信等）、技能生疏、疾病增加、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遭到破坏及社会排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贫困者的选择性脆弱，例如没有受过教育也不具备专门技能的工人比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脆弱，因为他们的工作选择更少。因此，仅仅关注经济脆弱性还不够，还需从能力、选择权和自由的角度来看待贫困者的脆弱性。与贫困者不一样，生活富裕者也可能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但拥有的资源却有助于降低个人的脆弱性，使其在逆境中更好地保护自己。
人力资本理论对贫困的解释为：造成贫困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穷人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不足。从家庭的角度看，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不足是导致下一代继续贫困的原因之一；从社会的角度看，对穷人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不足是贫困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之一。
在开放的社会体系中，教育充当了社会流动的控制阀，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已经成为人们通往职业道路的一块重要垫脚石。〔10〕是否愿意接受进一步教育，是否为了接受进一步教育而努力，看起来是个人的自主选择，但是，选择也会因能力而异，个人的能力（包括意识或潜意识认为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或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对个人的选择和判断形成影响。真实存在的威胁和感受到的威胁都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贫困者以及家庭对教育、职业和收入的期待都相对较低。
教育进步论者认为教育是实现公平和自由的利器，“失败者”们的淘汰应该归结为例如懒惰、愚笨的个人秉性。但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早在调研中发现，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教育期待上存在“自我淘汰”现象，他们估计到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良好职业以及升迁的机会渺茫后不得已做出放弃的选择。威利斯在他的著作《学做工》中论述了社会阶层可以在教育过程中传递：工人阶级的子女漠视和反抗学校文化最后成为工人，中层阶级的子女通过接受良好教育再次跻身中产阶级。因此，联合国呼吁对贫困的关注从“收入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选择贫困”等，扩展到对贫困群体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的关注。
（一）农民作为贫困群体的低教育状况
大学文凭是获得高层次职业的敲门砖，而高层次职业意味着高收入、高声望、优良的社会资源分配。在高举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进程中，占多数的农家子弟沿着父辈的道路进入城市、进入工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该过程具有典型意义的“底层再生产”——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从居于农村的“底层”流动到城市中的“底层”。不可否认，成为城市农民工可以提高其生活水平，但是，该种类型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广泛分摊效应，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任劳任怨的底层工人；其次凸显了长久以来农村经济的薄弱、农民生活的艰难。这种横向社会流动表现出明显的“代际传承”，职业的转变并没有伴随社会层级的提高，仍旧是典型的社会底层。〔11〕
城乡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异一直受到普遍的社会关注，表1的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其中有效样本45万，研究对象年龄分布为18-59岁，来自31个省市自治区。〔12〕表格中的全国状况是研究的一个对比数据，其中显示农业户籍人口是小学学历的比率是非农户籍比率的8倍，而与之相反，非农户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率是农业户籍的55倍！在城镇居民中，本地非农户籍的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是农业户籍居民的17倍，而外来非农户籍的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是农民比率的18倍。
表1 户籍与教育分布 （%）
资料来源：谢桂华：《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14页。
我国2010年高中毛入学率为86.0%，但其中普通高中招生比重仅为54.94%，其余45.06%则为接受中专、技校、职业高中等职业教育，这意味着在初中升高中时，众多家庭就进行了社会分层的一项“预演”。〔13〕城市家庭的子女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几率是农村家庭子女的1.9倍。〔14〕众多的农民子弟读完初中后直接流动进城市成为农民工，或者选择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学门技术”进入工厂工作，从而基本就继续停留在社会底层。〔15〕
中国农村地区的学校，一类是寄宿制学校，2001年实施撤点并校后，农村建立了很多寄宿制学校，相当多的西部地区的农村寄宿制生活和学习是非常枯燥和沉闷的，学生有严重的厌学情绪和营养不良。另一类是农村的小规模学校，在乡镇以下有很多村小教学点，因为太偏僻，离最近的中心学校还有很多路程，尤其是山区、草原和牧区等地广人稀的地方。学生规模很小，一般只有120人左右，3、5人也有。由于学校规模太小，没有投资和规模效应，所以政府很难进行硬件维修和改善，也难以配备教师，学科的齐全、教师的配备都有问题。根据2010年教学统计，乡镇以下的村小教学点，全国还有6万多所。这些学校集中的是农村底部最弱势的家庭和人群，他们没有能力进城上学，进镇上学。〔16〕由此可见，这部分群体的子女考上大学进行社会流动的几率也相当小。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当然可以选择通过教育实现向中上层社会流动，媒体宣传中经常有逆袭社会的案例。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这一点在所有国家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17〕但是，农民或农民工及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较低，也意味着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改变社会地位从而改善生活条件的几率相当低。威利斯早在1970年左右就开始观察底层的少年，发现在他们成年之际，站在人生的分叉路上时，“做工”成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选择。〔18〕无论是在当代西方还是中国社会，以农民和劳工为主体的底层群体的社会地位再生产和固化，都构成了主导性的社会流动方式。〔19〕
在教育机会日益平等化的背后，是教育质量的分流：优势群体的子女更易进入名牌大学和科研院所深造,而底层群体的子女则更倾向以非学院式的技能教育为学业终点。就像人们对贫困的看法存在很多矛盾一样，更多人认为不能上大学，学生自身不够努力是问题的一方面，教育体系乃至社会体系也同样值得检讨。
（二）贫困者的教育期望差异与自我淘汰
人的认知来源于客观，因此客观的社会环境以及分层机制必然会影响个人的主观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阶级地位是其阶级意识的决定因素。很大程度上，人们的自尊、抱负和期望是由他们在社会中相对于其他人的位置塑造的。
贫困家庭的教育机会获得存在客观上的障碍，如受到国家教育分流机制、城乡二元壁垒、地区经济差异、文化传统和习俗、社区环境及邻里关系、家庭资源匮乏，以及其他各种政策法规的不合理性的限制。但是，贫困家庭在主观愿望上的“教育放弃”以及“自证预言”是影响其教育获得的关键因素，前者指对获得高学历期望过低而放弃努力，后者指对学业成就期望过低然后导致现实中的学业平庸。父母和子女对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的过低预期相互影响，最终导致过低的期望与平庸的现实趋于一致。期望是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概念，教育期望与学业成就互相强化，不仅反映学生对自身能力的判断与信心，也能加强学习成就和职业成就的获得。因为主观的自我认知、学习态度、学习动力、学习策略会直接影响客观的学习成绩，而学习成绩是进一步获得教育机会的核心指标。
瑞士学者贝尔奴提出了“制造理论”这个激进的观点，他认为学业失败是在教育机构组织教学的过程中诞生的，学校建构了学业成败的标准，并专断地以这种标准区分出学生的水平和能力，给差异性的学生贴上了一致的“外在成就标记”，而被认定为学业成就低的学生，其真实能力与教育期望也将越来越低。〔20〕
中国社科院的陈旭峰博士在2012年进行“农村教育发展研究”调研统计分析后发现，个人年收入在0.5-2 万元的农民比在0.5万元以下的农民对子女教育期望高1.351 倍，2万元以上个人年收入的农民比 0.5万元以下的农民对子女教育期望高 2.502 倍，农民个人年收入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同时，缴纳保险的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要高于没有缴纳保险的农民。遇困难先向“弱关系”求助的农民对子女教育期望要高于遇困难先向“强关系”求助的农民。拥有书籍较多的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要高于拥有书籍很少的农民。〔21〕由此，再次证实了相当一部分贫困者的教育放弃并非是能力低下以及个性懒惰，而是贫困文化导致对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期望脆弱。
教育的不公正现象不仅仅指客观条件上的教育机会获得、教育资源分配等差别，个体乃至家庭在教育认知、教育期待、成就期望上的主观差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各个阶层存在环境差异和文化差异，尤其是文化差异主导着其对教育的认知，教育选择还是教育放弃内生于各个阶层对教育的不同的认知。因此，威利斯才发现，在面临“升学”与“做工”的抉择时，底层的家庭往往选择了“不愿升学”而选择“做工”，而在教育成就上进行了自我淘汰。
三、贫困者“自我淘汰”中的理性与无奈
“延迟满足”能力是指人们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克制立即获利的欲望，放弃眼前暂时的诱惑。最常见的案例是接受教育，人们在接受本科、硕士、博士教育时，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和将来更大的成就，人们选择延迟立即就业带来的金钱和成就等满足。贫困家庭的子女常常选择及时就业，被诟病为目光短浅，缺乏延迟满足的能力。然而，事实是贫困者会对现实进行判断，当发现延迟满足并不能带来期望的回报时，他们会选择理性放弃。德拉?费佛在解释“延迟满足”概念的同时增加了“期望”与“容忍”两个互动的概念。他认为贫困者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的环境而主动降低自身期望，现实教会他们容忍低于首选行为的做法。〔22〕以教育期望为例，贫困阶层的价值体系观点认为现实中（在贫困的环境下）获取大学教育机会渺茫，因此，他们能够容忍并且接受这个结果，转而为了低一些的目标如读完高中或职业学校而努力。
贫困者的主观能动性与“自我放弃”策略都解释了“为何不愿升学”的问题。如学者周潇所论述：农民家庭子女教育机会的丧失不仅是教育竞争的淘汰后果，有时也是农民家庭“理性决策”后的主动放弃。〔23〕一方面教育收入回报率不稳定，而同时，经济发达的城市中体力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延期满足的长期前景渺茫，但是“做工”的短期回报诱人，贫困者的“自我淘汰”是一种对现实衡量后的理性选择。据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和农民工的工资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农民工的工资上升幅度较大，而大学生起薪相对缓慢，最终两者趋近，相差无几。很多弱势阶层家庭的家长考虑大学教育的成本上升和大学毕业后就业收入的降低，便放弃让子女进一步接受教育。〔24〕而残酷的现实显示，首先，虽然连续几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在上升，但是，近两年已经开始显示农民工的饱和状态，加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必然是一大批低学历的工人失业。其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员的工资的增长率和工作稳定性会远远大于农民工。
表2大学毕业生月起薪与农民工工资比对表〔25〕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提高个人的收入。教育的收入回报率，指每增加一年或者一个阶段的教育带来收入提高的百分比。教育回报率影响家庭和个人的教育投资决策。预期的工资水平对贫困家庭选择继续接受教育还是直接就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调查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巨大，农民工的总体教育回报率呈现降低趋势。罗忠勇利用2008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数据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4.4%；张世伟等利用2005、2006年的数据计算出吉林省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为4.55% ；张泓骏、施晓霞利用 1999年农业部在河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浙江六个省农村地区的住户调查数据，估计得到外出打工人口的教育回报为5.36%；戎建利用2004 年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来自22个省份的农村调查数据，得到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为4.77%；多数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低于城镇职工。〔26〕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莊亦琦使用2008年“中国与印尼农民工调查”（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and Indonesia，RUMICI）中的中国农民工与城镇居民资料数据，其中包括了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河南、湖北、重庆以及四川，农民工样本8446个，城镇居民样本14683个，样本总量23129个。探讨了中国城镇劳动市场中，城镇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薪资差异和可能的歧视。实证结果表明，两大群体的薪资差异中，只有30%-34%是可经由禀赋因素差异所解释，有66%-70%为未能解释部分，即存在可能的歧视现象。农民工作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就业、薪酬等方面遭受的差异性待遇，不仅损害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更会带来所得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虽然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持续增加，但与城镇居民之间平均收入的差距却在逐年扩大。〔27〕
威利斯在他的著作《学做工》中细致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子女“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的现象，这是一种放弃通过教育进行社会流动的“自我淘汰”（self-disqualification），表象上看是一种自愿从事体力劳动的意愿，但是，威利斯在解释“为何他们（工人阶级子女）自己要那样”时认为是一种“文化生产”（culture production）。〔28〕父母不仅传递给子女生理特征，各种社会特征如学业成就、事业成就、社会地位等都会在日常的生活和沟通中代际传递下去。
四、对贫困者的教育救助
对贫困者的帮助不能是政治强制，低保并不能真正改善贫困家庭的境遇；也不能是道德强制，慈善捐赠只能起到社会再分配的补充作用。真正的脱贫应该关注能够有效撬动贫苦家庭穷困命运的支点：教育、医疗、就业培训等。最有效的脱贫是帮助贫困者养成具有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
很多人由于贫困而不能享受教育带来的利益，花费时间、精力、金钱接受教育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但是，当他们变得比较富裕之后，他们会对比环境，比较自身竞争劣势，而越来越重视让子女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提高子女将来的就业竞争力。因此，贫困者对教育的放弃，其实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公共政策应该帮助贫困的人们，而非贫困地区。市政府的职责不是为根本无法弥补成本的建筑或铁路项目提供资金，而是关爱居民。一个能够为这座城市提供更好的教育以便他们能够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机会的市长是成功的。”〔29〕政府除了应该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的教育投入以外，还应该帮助贫困家庭提高其文化资本，加强自身的抗逆力，有利于其后代的社会流动。
（一）提供交流的便利——扩大贫困家庭的互动沟通
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并不能直接提高子女的学业成就，但是通过亲子沟通、家长与学校的沟通、家长之间的沟通，以及家长与社会机构之间的沟通，各种资本力量可以渗透到学生学习和成长环境中。例如父母对教育的态度、对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的认可、对学习资料和学习活动的投入都会影响子女对学校教育和学业表现的信念；同时,父母因人力和文化资本的不同所表现出的沟通能力、沟通质量、沟通角色的差异等都会影响儿童对学习和教育的兴趣和看法，而直接与学业有关的亲子沟通则更是直接体现父母文化资本的作用。〔30〕
首先，政府应该在贫困的农村和社区资助和鼓励开展亲子沟通培训项目以及社区干预和支持项目，弥补弱势家庭的父母在各种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上的缺陷，提高其对子女学业正确的关注度，帮助其营造重视教育的家庭环境；并且提高贫困家庭的亲子沟通技巧，让父母具有有效激励子女提高学业成就的认知。国外的经验是，在许多公共图书馆、社区、学校等场所免费定期开设针对高风险家庭（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等）的亲子沟通干预项目。
其次，鼓励增加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沟通，实施定期“家长日”或“家庭教育座谈会”，学校和家长及时沟通学生的学业及思想动态，同时增强家长间的交流。尤其对于贫困家庭或者留守儿童家庭，学校可以实行“家校联系本”、定期家访及电话访问等有助于弱势家庭建立良好沟通的制度, 帮助其子女建立良好的安心学习的心理境况，弥补贫困家庭子女的文化资本缺陷。
（二）帮助提升能力——增强贫困家庭的抗逆力
贫困家庭原本就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时个体更容易产生不良心态，如自卑、敏感、抑郁、焦虑、嫉妒、目光短浅等，阻碍了个体尤其是子女的人生发展道路，因此，提升贫困家庭的抗逆力尤为重要。抗逆力在心理学研究中指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具体来讲，抗逆力是个体在面临或身处危险情境之下,凭借个人天生或学习而来的特质或能力,经过与家庭、学校、社会等资源互动的历程，而发展出正向的解决危机的策略，并良好适应于危机情境之中，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能力。
对于公共政策来说，提高贫困家庭的抗逆力，一方面是实行更好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提升个体和家庭的核心能力，从而增强其在遇到困境时的行动能力，以及其对生活做出长远打算的判断能力。同时，完善并规范法律，对贫困群体提供权利保护措施，减少社会或其他人为的障碍。政府应该进一步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等弱势群体集中的地区，鼓励学校及社区经常性提供相关的措施，也可提供相关的电视节目进行宣传。
众所周知，宏观教育政策和就业制度对代际传递的影响更为重大。例如改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破解主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等。尤其是改善高考中的弊端，例如高考政策的程序不足、选拔过程不透明、招生主体范围不合理等因素，防止社会优势群体利用社会资本的运作占有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而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教育排斥。
消除贫困是一个需要政治制度和经济变革的复杂过程。任何社会都需要保持“精英循环流动”与“社会再生产”共存的局面，以此维持社会团结和稳定。向底层贫困家庭普及教育的意义，从而让他们对美好生活有更好的预期，以缓解社会结构张力。教育是社会冲突的减压阀，教育公平首先应该关注和改善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群。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应该从学历主义转向能力主义，使得那些即使没有高学历的人也可以受到尊敬和劳动致富。社会应该形成除学历以外更多的能力衡量指标，从而可以化解高考这座“独木桥”，也可以挑战当今僵化的教育模式，破除不公正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化。
注释：
〔1〕〔法〕布尔迪约、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页。
〔2〕JR Feagin,Poverty:We still believe that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Psychology Today,1972.
〔3〕James A.Mercy and Lala Carr Steelman,Familial Influence on the Intellectual Attainment of Childre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7, No.4 (Aug.1982),pp.532-542.
〔4〕〔美〕哈罗德?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蒋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5〕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第167页。
〔6〕Simmel,Georg,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Edited by Kurth H.Wolff and Reinhard Bendix,New York:Free Books,1905/1955.
〔7〕Piven,France Fox, and Richard Clowward,Ragulating the Poor:The Functions of the Public Welfar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1.
〔8〕Mercy, Janmes, and Lala Carr Steelman,Familial Influence on the Intellectual Attainment of Childre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2,pp.532-542.
〔9〕〔美〕哈罗德?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蒋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7页。
〔10〕〔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3页。
〔11〕〔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2〕谢桂华：《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13〕顾辉：《教育：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预演——一项对H市两所高中的研究》，上海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14〕李春玲：《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15〕符平、唐有财：《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图景》，《文化纵横》2012年第1期。
〔16〕杨东平：《底部攻坚，关注农村教育的最后20%》，教育思想网，2015-08-07。
〔17〕Harry B.G.Ganzeboom,Donald J.Treiman and Wout C.Ultee,Comparative Intergeneration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Three Generations and Beyond,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1,Vol.17,pp.277-302.
〔18〕周满：《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社会》2011年第5期。
〔19〕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85-353页。
〔20〕汪凌：《学业失败：宿命抑或学校的失败——从个体角度解读再生产理论、语言编码理论和学业成就制造理论》，《全球教育展望》2006年第5期。
〔21〕陈旭峰：《农民地位代际流动何以可能》，《人口与发展》2013年第6期。
〔22〕Della Five，On the Structure of Egalitarianism, Social Problems,1974,22(2),p.201.
〔23〕周潇：《农村青少年辍学现象再思考:农民流动的视角》，《青年研究》2011年第6期。
〔24〕徐水晶：《大学文凭与中国社会的分层固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25〕岳昌君：《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2003-2011》，《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年第1期。
〔26〕杨春华：《农村家庭的教育期望与策略安排——基于苏北农村调查的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4期。
〔27〕莊亦琦、杨孟嘉：《中国农民工与城镇劳工之薪资差异与歧视》，《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14年第24卷第4期，第525-553页。
〔28〕Willis,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Morningside Ed edition (1 Dec.1981),p.49.
〔29〕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