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西部留守儿童事故频发，这一系列事件让人不禁深思，中国还有多少留守儿童在经历着类似的苦痛？
为了全面掌握全国留守儿童的规模、分布和基本生活状况，2016年3月至7月，中国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摸底排查工作，各省也相应地纷纷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措施。根据以往的研究和目前已公布的排查数据，可以大致归纳出留守儿童问题的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留守儿童的规模庞大，问题将长期存在。基于六普数据推算，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六千万。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城乡二元结构及由此形成的政策壁垒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因此，留守儿童问题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持续存在。
第二，多数留守儿童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由于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年龄趋向年轻化，留守儿童也开始呈现低龄化趋向，近年来学龄前留守儿童增幅明显。
第三，留守儿童是伴随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而产生的，因此，不同地区的留守儿童规模存在较大差异，高度集中于四川、河南、安徽、江西、广东和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
第四，多数父母均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由祖辈监护照料，但由于老人们身体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和教育理念的限制，隔代监护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留守儿童很难得到有效的监护、充足的营养、及时的学习辅导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甚至会因为祖辈的溺爱，养成不良的行为习惯。比隔代监护更令人忧心的是，还有很多留守儿童处于无人监护状态，身心安全和发展均得不到有效保障，极易遭受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甚至发生恶性事件。
留守儿童是中国未来劳动力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守儿童的问题不仅关乎他们本身及其家庭,更关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是一件非常重要且迫切的事情。
有序开放城市学校资源以吸纳随迁子女是治本之举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未来仍将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进城务工，甚至在城镇落户。因此，有序开放城市学校资源，吸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让他们能够与父母共同生活，有书读，留得下，才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本之举，也是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目前的户籍制度造成的政策壁垒限制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获取城市教育资源的机会。因此，破解留守儿童难题，需要从多方面着手解决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首先，深化公办学校的主渠道作用，从“供给侧”增加随迁子女的入学机会。根据“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接受为主”的原则，公办学校应进一步降低入学门槛，消除歧视，为随迁子女提供优质、均等的教育机会。
其次，发挥民办学校的重要补充与辅助功能。民办学校在师资、硬件、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但对于那些无法进入公办学校的随迁子女而言，能够进入质量略逊的民办学校仍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再次，突破义务教育框架，完善初中后教育阶段。目前异地中考、高考方案的不一致，随迁子女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之后严重缺乏上升通道。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技术工人相对短缺。因此，对随迁子女开放中专、职校、技校等职业技术教育资源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家长的家庭价值观重建及教育理念的更新至关重要
在进城务工人员中，有的选择将孩子带在身边，有的选择让孩子留在老家；有的选择排除万难也要定期回家看看孩子，有的选择省下路费并多赚点节假日期间的加班补贴。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是多重因素的平衡，折射了他们对现状的评估、对未来的期许，以及对下一代的教育理念。
很多长期在外不回家的务工人员持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把孩子留在老家有祖父母照料、学校教育、政府监管已经足够了，自己应该专心在外努力赚钱，为孩子的将来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殊不知，这种想法低估了父母缺位的影响，高估了金钱的作用。
诚然，外出务工的家长往往能够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增加留守儿童的学习教育花费，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Heckman教授的研究结果，早期家庭教育的缺失比物质财富的匮乏对处境不利儿童的影响更大。实际上，将儿童置于不利处境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父母糟糕的教养方式。根据报道，贵州毕节服用农药自杀的留守儿童并非因为生活困难，他们家中的食物充足，甚至还有3000多元存款。逼他们走上绝路的，是父母对他们的冷漠和无视。
父母的角色在儿童关键期的缺位将对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产生深远且不可逆的影响。临床前实验表明，早年生活经受的压力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展，甚至会形成与成年抑郁患者大脑类似的结构和功能，而这种改变是长期的。
即使父母因经济原因不得不外出打工，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儿童建立情感联结，常回家看看，多打打电话，让儿童感受到父母的爱和关注，在儿童遇到问题时进行有效的沟通，同样可以发挥父母的影响力，让留守儿童拥有一个更为健康、积极的人生。我们在走访四川的几所学校时，老师反映有些家长常年处于“失联”状态，留守儿童往往表现出孤僻、敏感、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但有些留守儿童的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经常返乡或者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孩子交流，这些留守儿童的表现就相对比较好。
学校或社区组织的"一对一"类型帮扶方案效果明显
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论将个体的成长环境描述为由小到大、互相影响的多个系统，家庭、同伴、学校、社会、文化等不同系统分别在不同阶段发挥各自的作用。在留守儿童父母缺位的情况下，学校和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支持网络能够部分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但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种类繁多，哪些措施相对而言更为有效？部分实践表明，教师或同伴与留守儿童“一对一”类型的帮扶方案效果明显。
教师是留守儿童最重要的榜样角色之一。留守儿童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教师的一言一行来形成内化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同时，与教师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给予儿童的情感支持。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部分学校已经建立了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结对子的帮扶机制，教师定期家访、与留守儿童谈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同伴是留守儿童在家庭之外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同伴既是留守儿童的榜样，也是共同成长的朋友。香港中文大学张俊森教授及其合作者们在湖南省隆回县进行了一项“手拉手”计划，采用“高辅低、一对一、手拉手”的形式，由小学四、五年级的优秀学生定时、定点辅导二、三年级的落后学生。结果发现，参与项目的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得到了提升，“手拉手”的双方也在情绪、社会交往等非认知能力方面获益良多。
这种“一对一”类型的帮扶方案之所以能够发挥明显的效果，是因为留守儿童能够切身感受到帮扶对象给予的关注，切实得到帮扶对象的帮助。与临时性的志愿活动或大范围的集体活动相比，“一对一”起到了精准帮扶的作用。
对于监护严重缺位的小孩,寄宿制学校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案
从全国来看，全国还有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处于无人监护状态。如何为这些监护严重缺位的儿童提供有效的帮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寄宿制学校也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案。
寄宿制学校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寄宿制学校能够利用规模经济效应，统筹利用教育资源，为留守儿童提供相对更优的教育。近年来接连书写高考“神话”的湖南省耒阳市正源学校是一个例证。另一方面，寄宿学校的环境能够为留守儿童创造更多与同伴交往的时间和机会，有利于消除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我们在访问四川农村一所寄宿制学校时,发现留守儿童与其它同学并无区别,他们表现得同样阳光、独立、自信、热情，学校营造的“如家”文化让父母的缺位不再给孩子的心灵蒙上阴影。
但要充分发挥寄宿制学校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中的作用，还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寄宿制学校缺乏监管留守儿童的动力。寄宿制学校及老师在监护和教育留守儿童时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学校及相关负责人将面临问责。但他们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并没有获得对等的回报。因此，如何从政策层面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激发学校的动力，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二，留守儿童能够在学校寄宿，可能会诱发逆向选择。部分父母可能会因为寄宿制学校所提供的有效监管，而选择外出务工，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而年龄过小的幼童也未必适合寄宿。因此，具体的政策的制定还需综合考虑各方面制约条件，斟酌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