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政府寻找最适应时代的理想形式，绝非清谈式的哲学思辨锻炼，而是一种长期的必需性。今天，大多数政府只能杂乱无章地针对事件进行反应。美国的金融巫术既酿成了金融危机，也是其脱离险境的抓手，然而在账目数字以外，美国因社会脱位、延迟退休和信心缺失付出的人力代价，是毁灭性的。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福利国家被危机波及，经历了大规模失业和危害深重的紧缩政策，人们被迫在街上乞讨，在垃圾堆里翻捡食物。此外，其他风险也与日俱增，包括地缘政治对抗、网络战争、跨国恐怖主义和犯罪集团、经济竞争和保护主义、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以及技术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干扰。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社会都不敢松懈哪怕一秒钟。
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最适合时代的政权类型。1940年代初期，耶鲁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欢呼美国、日本等“兵营国家”（garrison states）的崛起——在“兵营国家”中，精英们控制着二战和冷战所必须仰赖的军工复合体。然而，武力本身不足以提供安全和繁荣。今天还被称为“兵营国家”的，只剩朝鲜这样拥核的失败国家。
随着冷战壁垒的崩解，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让位于地缘经济，人们把注意力转向如何利用真正的全球市场。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建立战略产业集群来吸引投资，才能建立竞争优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于1996年提出，“虚拟国家”或“贸易国家”正在崛起，此类国家专注于生产，致力于建立相互依存，大力投资人力资本，对拓展疆域并不感兴趣。2003年，菲利普·波比特在《阿基里斯盾：战争和平与历史进程》一书中，跟踪了“市场国家”时代的兴起，在这个时代，权力与成功取决于个人商业机会的最大化。2005年，企业策略家大前研一在其著作《全球舞台大未来》中提出，类似于中世纪汉萨同盟的城市国家群体将成为世界的权力中心。
对国家政府最优形式的探索，一直延续到信息时代，按照逻辑，这种新形式国家应被称为“信息国家”，它在上述早期模型的基础上有所演进和改善。大前研一的模式是围绕着日本企业及时供应周期设定的，罗斯克兰斯的分解模式类似笔记本电脑制造供应链，21世纪的信息国家不完全相信自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相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会联合制定战略经济总体规划，以保持国家优势。从地理上看，瑞士和新加坡都很小，它们的超群能力在于聚集与利用金钱、货物、资源、技术、信息和人才等方面，这使它们拥有巨大的引力。对于此类国家来说，定义地理的是连通性而非领土面积；地图上供应链与地理位置一样重要，也就是说经济地理与政治地理享有同等地位。这些模式虽是开放经济体的原型，但在某些方面它们也像一座要塞，时刻戒备着移民、金融、网络黑客和恐怖分子可能造成的危害。
在瑞士和新加坡这样的信息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建设直接专主制（direct technocracy）的努力。这些国家的治理并不完全依赖交错选举进行授权，还通过公民投票、请愿、调查和公共研讨会等形式与公民进行实时协商。因此，信息国家是一种结合了人民意愿和技术专家管理的后现代民主（或“后民主”）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如爱沙尼亚、以色列、阿联酋、卢旺达、印度和中国等——其中既有“民主国家”也有“非民主国家”——已经开始试验直接专主制。
正因如此，信息国家政府不会一味遵循某个议程；按照政治授权的要求，它们必须在所有领域不断改进。在这些国家里，务实主义是唯一的意识形态。
与自然选择一样，治理模式也会随着时间发生演化，不断适应、修改和模仿。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联通、复杂，权力越来越下放，数据越来越饱和，信息国家模式的地位就越高。全球政治话语正在朝后意识形态范畴转向，判断成功的标准应是基于公民满意度和国际基准的绩效。所有社会都希望在繁荣和宜居度、开放和保护、有效治理和公民发声、个人主义和社会凝聚力、自由选择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取得平衡。平日里，人们不会用国家“民主”程度来衡量这些指标，他们关注的是城市是否安全，是否买得起房，工作是否稳定，是否能实现老有所养，是否能与亲友保持联系等等。
如今，单单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进行国际比较，已沦为一种统计学的诡辩术，因为它并未考虑生活质量等更具体的方面。我们开始意识到，国家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距并非在于贫穷或富裕、左派或右派、民主或专制，而在于是否有能力满足公民基本需求，赋予个人权力，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或改变总体方向。此外所有事都不过是装门面而已。
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深刻自省，放弃自居道德高地去俯视别国。以往美国总以为自己至善至美，但讽刺的是，它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其他国家更优越。托克维尔曾提出，美国应警惕“永久自我崇拜”倾向。对于美国政治体制优于其他国家的假设，正在让位于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承认其他体制的优越性，并向它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