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013年9月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后不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于10月22日启程，携50位日本企业界代表访问中亚五国。对此有声音称日本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热心乃至对抗，甚至意图破坏“一带一路”的实施。
2015年11月中断3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重启，李克强总理面对200多名日本企业界人士表示，中方愿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开展第三方国际产能合作，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中国性价比好的充裕产能相结合，更好地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帮助他们加快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愿与日本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一、日本舆情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相比日本上下对亚投行的关注和热议的程度，“一带一路”的关注度略显不足。总体上看，日本舆情呈现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一)认为“一带一路”尚属构想和倡议阶段，可以审慎观望
2015年7月日本瑞穗研究所发布报告认为，“一带一路”构想还停留在倡议阶段，是中国到2030年左右的长期战略。日本《经济新闻》刊文称，“一带一路”还只是一个声明，关键还要看现实中如何推进。平和外交研究所撰文称，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的大构想其细节都尚未确定。雅虎日本所刊文章也认为“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行太过突然，考虑尚不周全，有摸石过河之感。日本放送协会的专辑节目中也指出，所采访的兰州新区的招商材料中甚至制作好了日文版，先购买了设备再等候企业入驻，这种做法太欠缺计划性，一旦失败又会形成不良债务。
上述评论与日本固有的保守思维不无关系。《菊与刀》一书就提到，“他们认为，对一切变故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和士气就能保全”，“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每一个步骤都有详尽的安排，没有疏漏。我们必须充分明白日本的这一信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显然，在日本人看来，“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显得突然，其蓝图的宏大也远超其预期，令日本人难以在短期内接受这一巨大变化。
(二)认为“一带一路”的动机是中国的一己之利，质疑中国提倡的开发模式
日本总研的《亚洲月刊》撰文称，“一带一路”构想的实质是消化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拉动中国自身的经济成长，如果一味优先本国利益，势必招致各国反对。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经济研究所刊文特意指出，2005～2009年印度的电源开发促进项目最初本由中国企业竞标成功，但因款项未及时到位导致工期延期，最终还是日本企业承接了大部分项目。中国企业在缅甸等国的开发不考虑环境问题，也不注意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导致项目中断或终止②。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大久保泰邦也指出，中国为解决自身发展困境而提倡“一带一路”，凭借物力财力以粗暴介入的形式开发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各国的资源，已普遍招致不满。GOOnews也指出，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构想是依靠财力构筑与沿线国的友好关系，在中国经济发展乏力之后还能否保持下去令人忧虑。
如果说前述第一种声音还多少源于日本人的固有保守思维，那么第二种声音就完全出自日本的“中国威胁论”。时而抬头的“中国威胁论”源头一是起因于美国，其背后是美国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地缘政治战略即东亚战略另一个来自日本基于前近代形成的华夷秩序观的周边民族精神结构《菊与刀》中还将“各安其位”作为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可以说，日本的中国观自甲午战争之后就从未改变，无论面对新中国的成立，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崛起，或是中国经济总量赶超日本日本都从未调整过心态。在中国经济相对较为落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战后最为“亲中”的时期恰恰是日本作为强者俯视国际秩序金字塔下端弱者的时期，而中国在经济崛起后积极倡议组建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日本看来无疑是不安于其位，是在挑战既有秩序。
(三)认为“一带一路”是对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对抗必须捍卫日美同盟
每日新闻称，中国核工业集团与日本两家电力公司接触，希望在第三国核电站建设方面与日方合作，日本企业认为是个商机，但财界高层表示需要先征得美国同意，尤其是在核技术这类涉及安保问题的敏感领域，惧怕技术泄露。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撰文称，中国以“一路”来对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一带”对抗“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带给中国的影响。日经刊发了采访美国智库布鲁斯金研究所日本部长的访谈该日本部长指出，相比亚投行，美国更担忧“一带一路”构想的不透明性，因为它不仅具有经济意图，更是经济、政治、外交三位一体的。日本海事新闻也认为，“一带一路”的巨大构想背后是中国扩大霸权的野心。
第二种声音和第三种声音多出自日本各大智库和保守派媒体，是日本政府的代言。既然日本视中国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那么一定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遏制中国，根基是日美同盟。实际上在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任何问题上，日美同盟都是影响日本决策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崛起已成为日本联美遏华的重要借口。
(四)渲染中俄不睦
渲染中俄不睦的声音主要来自日本智库。日本“中亚·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前经济顾问田中哲二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普京对中国在上合组织中经济影响力的扩大感到不安希望加强同日本的经济合作，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经济，吸引更多日本资金开展西伯利亚天然气合作。日本俄罗斯问题著名学者袴田茂树也指出，虽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中俄展现出了携手对抗欧美的一致性，但其实中俄内部充满了摩擦与对立，面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俄国十分戒备。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野心就远大于俄罗斯倡议的“欧亚经济联盟”。
东北亚地区的中俄日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错综复杂彼此联动的三角关系乃至复杂集合体。一方面，在能源大国俄罗斯面前，中日两大能源需求国之间存在竞争，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也有意通过改善日俄关系来平衡中国。渲染中俄不睦，有着这一深层的用意。
二、日本的“路”“带”应对战略
(一)相对简单的“一路”应对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自近代以来就一直高度重视海洋问题，以海洋国家的身份制定海洋战略。在二战期间著名的北进还是南进的问题上，有学者指出，早在明治初期，日本就已经提出了向南扩张的战略。最终“南进”战略占上风，宣告“海主陆从论”的胜利。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加紧强化日美同盟，军事上，以“三链一圈”对中国进行围堵。经济上，面对中国由传统陆权大国向现代海权强国的转变，面对中国日益突出的海洋资源需求，日本以零和博弈观点认为中日两国在亚洲海洋上的关系是竞争性和对立性的。
安倍二度执政伊始，就于2013年1月访问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同年5月，安倍访问缅甸，7月访问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11月访问柬埔寨和老挝。2014年10月安倍又利用参加东盟系列峰会之机访问了文莱，完成了对东盟十国的亲自到访。从表1和表2可见，自2008年前后开始，日本有针对性地向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印度、越南和菲律宾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拉拢这些国家联合向中国施压。安倍与上述三国领导人会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南海问题的关切。对于与中国拥有传统友谊的缅甸，日本也趁其国内政治改革之机，利用官方发展援助扶植亲日势力，削弱中国影响。
此外，安倍晋三还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再与北约联手应对中国的“海洋崛起”。作为非南海主权声索国，日本公开介入南海事务、联合东南亚国家推动南海问题的所谓“多边解决”。美日大力抬高仲裁的地位，声称裁决是仲裁最终结果，“对当事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因此要求当事国加以遵守。日本甚至“强烈期待”中国接受裁决。
综合以上分析，面对“一路”，今后日本的招数应该十分清楚，就是加强日美同盟，拉拢一切力量围堵中国。
(二)相对复杂的“一带”应对
与“一路”相比，日本的“一带”应对要复杂很多。这是由中亚地区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受其影响之下日本中亚外交的复杂性决定的。早在1992年中亚和外高加索八国独立后不久，日本就相继与之建交。回顾日本冷战结束以来的中亚、外高加索外交战略有以下两大特点。
1.周旋于美俄两大国之间
首先，与“一路”相比，由于中亚、外高加索地区的特殊地缘政治格局，日本的外交活动始终顾忌美国，谨慎开展。
1997年桥本龙太郎在讲演中首次提出“欧亚大陆外交”。他首先提及的是对日美安保体制的重新确认，指出要在此基础上开展对俄、对中外交。桥本将整篇讲演的基调定位在世界形势的变化之上，即冷战结束，美苏军事对立和意识形态间的对立终结，世界各国正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他还驳斥了认为冷战既已结束，日美同盟已不必要的错误认识。显而易见，日本谋求对俄关系的改善只有在冷战结束后才有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是日美同盟的存在。桥本之所以强调日本对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维护与支持，是为了打消美国疑虑，获得美国的信任，这是开展对俄外交的重要根基。出于上述考虑，才用“欧亚大陆外交”的外交辞令来行改善对俄外交之实。
2003年以来，美国借反恐的名义进入中亚地区，中俄希望通过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来维持地区大国势力的平衡。在大国势力的平衡之间，2004年，日本借机将中亚外交升级至“中亚+日本”的外长对话机制，借助的依旧是日美同盟的根基。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日美同盟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制约日本中亚外交和能源战略的因素。日本企业所参与建设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管线是美国主导的战略性工程，保障的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能源和安全利益。在利益与战略性之间，日本必须首先顾及后者。
其次，开展中亚外交，日本时常鼓吹中俄不睦，意欲联俄制华。
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形成。在此背景下，桥本龙太郎的“欧亚大陆外交”战略的实质是“联俄制华”，意在牵制中国打破中俄战略力量平衡。日俄关系在“不打领带”非正式会晤推动下达到高潮，“中国威胁论”恰恰是最好的刺激借口。
2003年中日在石油管道“安大线”和“安纳线”上的竞争更说明，日本再度为制衡中国联俄“搅局”。日本的意图十分明确，如果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将增加中国在能源进口上的风险和隐患，限制中国发展速度，即便在竞争中失败，因日本加入竞争导致的能源成本提高，也将削弱中国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从而牵制中国。而这也与俄方借日本参与竞争来抬高价格的用意相契合。
可见，在日本的中亚外交中，时而借日美同盟制衡中俄，时而联俄制衡中国，不变的是鼓吹“中国威胁论”并联合一切势力遏制中国。
与“一路”不同的是，日本的中亚外交起步虽早，但碍于对日美同盟的顾忌和在美俄两大国间的种种周旋，阻碍了其进程和伸展空间。自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后，日本国会中不断响起“日本的中亚外交严重滞后”、“日本对中亚不够了解”、“日本在中亚的存在感远不如中国、韩国”之类的批评声音。
从表3可知，即便是在2004年日本中亚外交升级至“中亚+日本”的外长对话机制后，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在中亚外高加索地区的援助规模仍远低于在东南亚和南亚。
中亚与日本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中亚与俄罗斯难以割裂的历史因缘，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存在与加强，都让日本的中亚战略呈现出非同寻常的复杂性。桥本龙太郎曾称:“如果没有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紧密合作，中国以其破坏环境和不顾及他国影响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顺利融入全球经济”。美国空军大学的MichaelＲ.Hickok在回顾“欧亚大陆外交”时就特别指出，日本以官方发展援助支援了阿塞拜疆的什马尔发电站项目，该项目以广泛援助为目的，说明日本政府不只注重短期眼前利益，而是从环保角度注重长远发展。可见，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中亚外交的援助性、非功利性，彰显相较中国的异质性和优越性，始终是日本政府的宣传牌。
升级至“中亚+日本”外长对话机制后，日本开始强调市场经济、改革、能源与环境、人权与民主。2006年时任外相麻生太郎称，要将中亚变为“和平与稳定的走廊”，需要基于民主、市场经济、人权、法治这些普遍价值，也直接延伸到了数月后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与1997年桥本讲演中“意识形态间的对立终结”的基调相比，重提价值观外交，是日本的中亚外交战略上的重要变化，其矛头所指无疑是中国。可以说，日本对中国的批评已经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质疑上升到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在这一高度上彰显自身的优势，制衡与遏制中国，意欲后发制人。
三、中日竞争与合作前景
(一)无论“带”“路”，日本将在整体战略上选择对抗
通过梳理当下舆情，分析日本的“带”“路”应对战略可知，鼓吹“中国威胁论”，借“中国威胁论”巩固日美同盟，渲染中俄不睦，都是日本遏制中国的手段。未来来看，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方向不会改变。
安倍拉拢亚太国家主要依靠三种手段:一是向部分国家鼓吹共同推进所谓“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观”，将中国列为政治异己;二是进行安全蛊惑，尤其是借南海问题以及所谓航行自由与安全，将中国定位为共同威胁;第三是金钱和经济外交，对中国“走出去”的经济战略实行挤压。在安倍政府的这一方针之下，“一带一路”无疑会遭遇日本的对抗。未来，日本也很可能如影随形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合作方面展开竞争，甚至不排除是一种恶性竞争。其“自由与繁荣之弧”与“一带一路”完全是背道而驰。
(二)在战术上可能合作
1.中日竞争，日本危机感十足
远藤誉早已指出，2013年日本首相是时隔9年走访中亚，其中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是首次迎来日本首相。日本在中亚投入的资金与中国相比只是“大河一滴”日本与中亚的紧密程度也远不及中国。而且中日的竞争，无疑让中亚各国享了渔翁之利。
日本原陆军少将茅原郁生也坦言，尽管乌兹别克斯坦的日企在增多，五十铃机动车的合资公司已经生产2万辆车，但是与中国45亿美元投资、450家公司、1500员工，与韩国21亿美元投资、350家公司、2000员工的规模相比，日本还只是2亿美元、10家、120人。针对中国在欧亚大陆施工能力的质疑和亚投行运营经验的质疑，日本专家明确表示，“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援，在技术资金实力方面没有问题”“中国在运营国际金融机构方面的经验不足，通过雇佣国际专家即可解决”。而日本的优势在于技术好，劣势却是成本高，初期投资成本极高，只有将未来二三十年的维修管理费用、连同日本产品之外的社会附加价值考虑在内，才有可能较中国产品具有竞争能力。
美国智库、进步中心的研究员GlenS.Fukushima在日本智库CIGS的讲演中也特别强调，美国担心日本走向封闭，日本企业难以培养出担纲全球化事业的人才，这一方面早已被中国捷足先登了。
可见，日本各界早已对日企与中国竞争中呈现的劣势，对日本在资金和技术方面逐渐褪去的优势有了清楚的认识，已是危机感十足。这种来自日本内部的危机感，也会倒逼日本在战术上与中国开展合作。中国学者刘江永指出，如果说共建“一带一路”中也有竞争，那就是“交友之争”、“合作之赛”、“市场竞争”。在这一进程中，谁在国际上交友越多，“朋友圈”越大，合作范围越广，谁便越可能是最成功的国家。坚持对抗和恶性竞争妄图遏制别国的国家，只能自我孤立，被边缘化。事实证明，日本在亚投行问题上被孤立，已经应验。
2.日本对日美同盟存在猜忌与不信
关于中日美三国关系，日本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理事长樱井良子借尼克松闪电访华、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历史指出无论是敌对时期还是友好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从来都是以中国为首要目标，日本不过是第二目标，美国总进行越顶外交。美中若联手，对日本无疑是极大的威胁，要密切关注美中的动向，做出准确判断，有所防备，才能回避在两个大国之间被挤垮的局面。
2015年11月19日，日本MONEY VOICE刊发的文章援引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多国智库的观点，认为中美在亚投行和南海问题上是有某种默契或共识的，美国在中国人工岛基本完成之后才派遣海军巡航，而且是没有攻击力的“拉森号”驱逐舰，这种温和稳健的做法就说明美国根本无心与中国对立。同年11月7日中美海军的大西洋海域联合演练，有美方参加的香山论坛，都佐证了中美并非对立关系，南海紧张不过是美国为日本而导演的一幕。美国之所以不将中美的协调关系公之于众，是为了强化与日、菲、马这些亚洲同盟国的关系，不愿因同盟破裂导致美国利益受损。安倍之所以将中国定为假想敌国、鼓吹“中国威胁论”，也不过是为了获得日本国内右倾势力的支持，事实上，只有安倍政权诱导下的日本国民还坚信美国在压制亚投行、“一带一路”和南海问题所代表的中国势力的崛起。这也正中了美国下怀，迫使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TPP。
西村豪太也认为，主导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与主导TPP的美国之间，并非单纯的对立关系，而是以力量平衡实现关系的变化。中国在摸索是否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美国也力求在未来接纳中国。亚投行也在欢迎日美的参加。守成大国美国和新兴国代表中国尽管对立，但正在摸索如何协调共处。在这一混沌的局势下，日本尚未准确捕捉到美中的动向。
未来，在“一带一路”战略上，日本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对美国突然转向的疑虑随着日本产业界希望利用一带一路获得商业机会呼声的高涨，更随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成熟，日本绝不会放弃战术上合作的选择。
3.中日合作空间巨大，且利大于弊
首先，在基建投资领域，不应只看到中日两国在泰国、印度、印尼等国高铁建设项目，以及用以支撑基建项目的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中既已出现的竞争博弈关系，更应该看到中日两国存在的互补性和合作可能。两国在经济规模、人均GDP、贸易、投资、区域合作等方面各自拥有优势。就日本而言，其经济增速虽缓慢，但整体规模依然巨大，这为对外投资提供了资金前提。同时，日本的人均GDP远高于中国，民间资本雄厚，可以辅助政府投资项目。在支撑基建投资和建设的制造业方面，日本在精密零部件、高端装备等高技术和高技术附加值领域占有显著的竞争优势。日本在国际组织建立方面具有传统优势。而从另一方面而言日本针对中国而被动采取各种措施，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限制中国的扩展，采取恶性循环而非良性循环的竞争方式，而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已不足以支撑其单纯资金竞争。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源自低廉的要素成本。若中国和日本进行合作能够扩大投资范围，还可以通过利用对方的优势和异质性资源，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日本利用中国“世界工厂”的优势能够有效降低零部件等产品成本，在不同环节实现优化组合扩大合作面。
第二，在能源领域，中日两国对外依存度都很高。长期以来，日本以竞争方式推行能源战略已经形成了中日间乃至东北亚能源竞争格局。中日应极力避免“安大线”与“安纳线”之争以及“亚洲溢价”此类恶性竞争，加强联合议价和能源多边合作方面的务实合作。在节能技术、石油战略储备、核电站建设等方面也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
总之，无论是在基础设施、节能环保，还是在金融货币领域，中日两国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寻找到合作的公约数。但大前提是日本政府能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参与，两国才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但就目前来看，日本选择竞争和博弈的大战略在近期内不会改变，合作可能仅限于战术层面。
注释：略
注：项目名称“日文北京文史资料的整理、翻译、研究与利用”,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为14WYB03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为3162014ZYE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