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高校正在兴起建智库的热潮，很多高校都在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具有问题导向。在此背景下，如何对高校进行学术评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谈及这个话题，还是要弄清楚高校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如何进行学术评价更说不清楚。
高校的使命是什么？
高校是干什么的呢？一般来说，国内公认高校有三个使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这实际上是对国际上有关大学使命的三种主要理念的同时采纳。
第一种理念是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HenryNewman）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所强调的教育功能。纽曼从词源学的角度认为，“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
他主张大学应平等、完整地传授各种知识，大学的目的有两方面：首先，大学教育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训练，发展人的理性；其次，大学教育重在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
第二种理念是有“现代大学之父”之称的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所提出的大学作为研究中心的功能。
洪堡倡导的现代大学理念是对欧洲中世纪传统大学的超越与升华——传统大学是以保存知识、解释知识为主，而现代大学是以发现知识、传播知识为主。
洪堡确立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育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至今仍被奉为世界上著名高校的圭臬。他特别指出，国家决不应期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而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其真正的使命，在学术上不断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其成效远非政府急功近利所能及。
第三种理念是当代美国教育家克拉克·克尔（ClarkKerr）在《大学的功用》中所提出的大学作为社会的“服务站”的功能。
在克尔看来，大学的理念经历了一个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城市”的过程。所谓“乡村”即纽曼式的大学观；所谓“城镇”即德国式的大学观。在20世纪中叶这些都已经过时了，代表着未来高等教育方向的是“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这不仅意味着大学规模如何，而更根本的是大学功能的变革——现代大学已经不可能俨然固守在象牙塔之中，也不可能默然存活于实验室之内，而必须开放式地面对社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权利与责任。
这场变革的动力是“知识产业”的大发展，因而克尔主张学术要与市场结合，大学要为社会服务。
就中国而言，我们对于上述三种理念是兼收并蓄的，但第三种理念变得越来越强势，在实际过程中也越来越主导着大学发展的方向。不少大学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坐不住冷板凳，越来越被金钱和利益所诱惑。
而从国际上看，尽管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也被接受，但通常被视为大学的“第三职能”。
总的来说，倒是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所著的《现代大学：美英德大学研究》提出的理念，在国际上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化的知识，培养远高于中等教育水平之上的学生。”弗莱克斯纳反对把大学办成“公共的服务机构”，他写道：“如果大学真的意味着哥伦比亚大学所宣布的‘公共服务机构’，那么大学已经变成一种不同的失误，一种虽然不乏功用，但却肯定不是大学的事物。”
弗莱克斯纳特别强调了大学的研究工作应具有寂寞性和非功利性，大学理念的精髓是学术自由。
应当说，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都是大学不可或缺的职责，但其最核心的使命是什么呢？
在国际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更加强调高校对知识的发现、传播和保存功能，这是高校的命根子。这实际上强调的是研究和创新，有了这个，才可以进行人才培养或者说教育，否则不发现、不保存知识，拿什么来教育呢？在此基础上，才能谈服务社会。
就目前我国高校的智库热而言，智库建设是高校服务社会的一个方面，但不是高校的主要任务，不能本末倒置。如果说高校主要任务是建智库那就麻烦了。
我不反对高校建智库，但是我反对一哄而上、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不管有没有条件都拼命建智库的做法。
现在很多高校包括顶尖的高校都是如此，把智库建设放到了学科建设之上，把获得领导批示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这样的导向，就背离了大学的根本使命。
学科导向还是问题导向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反思是，学校应该是学科导向，还是问题导向。
学科导向，也可以说是一种学院派的、学理性的或者科学性导向，与问题导向相对。
为什么这样区分呢？我们现在比较喜欢把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这个分法不太科学。因为纯学术的研究也不见得不关注现实，比如说罗尔斯，正是因为他关心现实问题，终结了二战以后美国政治学主张的“价值祛除”、做所谓“纯科学”研究的行为主义取向，才写出了《正义论》。你说这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研究？
实际上，研究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三类。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属于基础研究，爱迪生发明电那就是应用研究，像上海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就是对策研究。而对策研究是面对一个具体问题，我们怎么把它给破解掉。对于智库来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是其主攻方向，智库主要是做对策研究，它是问题导向的，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说开出“药方”。
而对于高校来讲，很多教授是不做对策研究的。
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做演讲，在讲了学术观点之后，又提出了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路，当时一个美国教授说，不需要研究对策，那是政府的事情。这对我触动很大，因为中国的教授比较喜欢搞对策，而西方的高校并不那么看重对策研究。这样说，不是说对策研究不重要，而是说谁做对策研究更恰当。
如果说让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之类的机构去做对策研究，美国教授绝不会说不对。但高校的主要使命不是进行对策研究。当然这不是说，西方的高校都不能搞对策研究。像哈佛大学，也有一些智库或半智库性质的机构，如费正清研究中心、肯尼迪政治学院等。但大学还是把基础研究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和纯粹的智库是不同的。
像哈佛大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名鼎鼎的是其商学院、肯尼迪政治学院之类，中国人对此很热衷。但我在哈佛访问的时候，美国人告诉我，商学院在哈佛不是那么重要，校园也在主校区之外，相比之下其经济学系更被看重。同样，其政府学系也比肯尼迪政治学院更具核心地位。哈佛大学最核心的机构是其文理学院（FAS），包括文史哲、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基础学科都在其中，学术大师云集，这才是哈佛之所以成为哈佛的立校之本，而文理学院基本是不做对策研究的。
大学更多是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策研究只占其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智库则以对策研究为主。所以一定要把不同研究机构的功能搞清楚，就是高校做什么，智库做什么。
中国还有党校，倒是可以着重做对策研究。我在现在任职的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就提出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点不应该是搞基础研究，如果搞纯基础研究，整体来说你很难超过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那么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重点做什么呢？我认为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这才是我们应当重点做的。
我们还有社科院，按说它应该是做基础研究的，但现在在中国被定位为是智库导向的。如何定位可以研究，即使主要作为智库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因为社科院毕竟不是大学，可以有所不同。总之，我们要把不同的研究机构做一个功能上的区分，不能所有的机构都一样。
问题导向：真问题还是伪问题？
第二个反思，如果说高校也可以做一些问题导向的研究，那么还要搞清楚，你所研究的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伪问题。现在我们做的不少所谓“问题导向”的研究实际面对的是本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然而，一些伪问题经过一糊弄、一包装，好像真就成了问题，吸引了很多人去讨论、争鸣，并获得了大量的资助。
现在有人讨论法治和人治的关系，说不能过度宣扬法治而贬低人治，法治也需要人来执行，必须把法治和人治有机统一起来。这就是一个伪问题。
法治体系下重视人不等于是人治，就像我们说市场经济当中有政府调控，但不能说市场经济要和计划经济有机统一，这两者是无法有机统一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提倡民主和法治，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也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如果要做对策研究，应当是如何落实依法治国，而不是去论证什么法治要和人治相结合。这就是伪问题，即使从现实层面看，中国历来缺少的不是人治，而是法治，再去为人治摇旗呐喊不是雪上加霜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基础研究太薄弱，以至于面对具体的问题时往往把握不住，鱼目混珠，偷梁换柱。本来已经很明确的问题，包括民主是好是坏，都争论不休。
还有像“民主制度最有利于腐败治理”，本来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在我国理论上就十分混乱，所谓的民主导致腐败论、民主不利于反腐论等各种声音不绝于耳。这些作者开出的“药方”，就是中国不能搞民主，如果实行民主会更腐败。这恰恰说明，我们需要更多科学、扎实的对民主和腐败治理之间关系的基础研究，作为问题导向的研究的支撑。
就像你给病人开药方，如果不知道病理学、药理学等基本原理，怎么去看病？那不就成了江湖郎中了吗？如果基础研究扎实了，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国民的理论素养提高了，上述形形色色的伪问题就不会有市场，就会为人所不齿，更不会有谁愿意资助这些伪问题的研究。
智库的特点和生命就在于其独立性，如果没有独立性，那就至多是扮演中国古代门客、师爷的作用。我国历来不缺这类角色，缺的是独立的、研究真问题的智库。
结语
在搞清上述问题的前提下，最后简单谈一下高校智库热下的学术评价问题：
第一，高校还是应该鼓励长线研究和基础研究。因为这是其他研究机构不做或做不了的，是高校不可替代的使命。目前高校越来越急功近利，行为越来越短期化，这是一个灾难。
第二，对高校的学术评价必须区别于对社科院、党校以及其他专业性智库的评价。现代社会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功能分化，高校就是高校，不能把高校建成智库。我始终认为高校的研究应当主要是学科导向、学术导向，而不是问题导向，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高校不可适当做一些问题导向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