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过去几年，无论是两岸官方还是民间皆把两岸往来的重心聚焦在经济贸易与民间交流等领域，而缺少对文化与青年的关注和重视。尽管，这一可循路径是由于两岸长期以来的阻隔和分离所致，但就两岸交往的持续性来讲，民意尤其是下一代的民心才是两岸关系和平的巩固与发展最为关键性的动力。由此可见，对台湾青年问题的着力解决定然是两岸交往的应有之义。从既有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台湾青年群体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其他领域，且只是随着近年学运问题的逐渐凸显，这一议题才被各界所关心。即便是在既有的文献中，大多数研究者的重心也主要是集中在中国认同以及港台青年国家认同比较等层面，甚少有学者从政治意识的角度出发，分析台湾青年的政治意识的动态。虽然认同本属于政治意识，是其核心，但反过来，单单分析认同问题，并不一定就可以比较全面和完整的认识台湾青年对于政治制度与政治活动的态度和立场。本文试图以政治意识为理论出发点，探析台湾青年政治意识的内涵、面向及其生成路径。
政治意识属于政治学理论范畴，故欲图研究台湾青年的政治意识，有必要先对“政治意识”这一概念作一界定，才能更加准确地对“台湾青年政治意识”进行概化。根据《政治学辞典》上的解释，政治意识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交往和政治联系中形成的对以国家为核心的客观政治现象的主观认知、见解和观念的总和。”如果前述这一概念是政治意识广义的意涵的话，那么政治意识就还应该有狭义的含义。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对其有进行些许描述，他们将政治意识与政治认知当作同一语义，认为政治意识是指公民“是否关心和注意有关政治和政府的事情（包括政治性竞选）……它们代表了公民取向的认知方面”。政治取向是政治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上述所罗列出的两个概念中我们似乎可以梳理出一个更为清晰的涵义，即政治意识就是指公民在社会互动（或政治社会化）中对政治系统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主观认知与看法。除了具有主体性外，它还包括主观性、整体性、互动性、多维性等四大特征。
那么，台湾青年政治意识又该指涉的是什么内容？从表面上看，这个概念是由两个辞汇组成，即台湾青年和政治意识。因而，首先，我们应该对青年这一群体做一个界分，由于学术界并未对青年群体作出一个权威性、统一性的规范定义，那么本文就试着结合其他文献及调查数据，将青年群体划定在20岁至39岁这一年龄段内的台湾公民。其次，政治意识，诚如前文所述，它是一种集合，是公民作为主体对客体——政治系统所呈现出一些列看法、认知的总和。其中，公民个人本身也是政治系统的一部分。所以，政治意识既体现为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又表现为公民对个体自身认识的某种社会关系。于此，台湾青年政治意识指涉的就是界于20岁至39岁之间的台湾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对公共权力机构、政治选举活动、政党公众人物、重大政治事件、社会公共事务等形成的一系列较为稳定的主观性看法和认识。
本文欲借助于台湾指标调查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释出的每半月进行一次的“台湾民心动态调查”的民调数据作为资料来源和分析文本，其研究年段为2012年5月下半月至2015年11月，文档数量共计82份（每年2月因春节减少一期）。经过对82份文档进行分类处理后，归纳出指标民调对民众询问的九项问题类别，即：公共政策、政党偏好、政治人物、国家定位、政治选举、政府作为、身份认同、公民权利、对外关系等。
在具体分析上述九项政治意识之前，有必要对所分析的内容做一说明：一方面，鉴于82份文本并非专门针对青年群体的调查，故而，本文在具体分析中假设，如果百分比超过50%，那就说明青年群体所占比例超过50%；如果百分比未超过50%，但又特别指出青年群体的比重亦或是各比重有明显差别时，该项议题也就被本文纳入分析范畴。另一方面，本文将两岸关系与国家定位、身份认同做合并处理，不再作单独分析，是因为国家定位、身份认同甚或政党偏好、政府行为皆对此有所体现。接下来，笔者将根据82份文本数据，对台湾青年政治意识作一简要解析，以期更为清晰的呈现出台湾青年政治意识的概貌。
（一）公共政策
在2012年5月至2015年11月之间，公共政策主要包括如下事项：是否停建核四、是否通过服贸、是否改革年金、是否双涨水电、是否开放美牛等都属于此类。基于公开资料并没有将不同年龄层的数据全部释出，但从已公开的资料来看，青年群体对上述议题持反对意见占据主流。例如，民众对政府水电双涨政策的不满意度高达81.7%，不赞成开放美牛的最高比例达到78.6%，62.0%的民众赞成停建核四，其中，有62.3%的20至29岁的民众认为政府应宣布停建。
服贸方面，不支持两岸签署服贸协议的民众占44.5%，且有高达73.7%民众认为“立法院”应逐条审查和表决。由于马当局意图强行审议，因此爆发由青年群体发起的“太阳花学运”，造成巨大的效应。此外，缘于民众对年金改革的反弹，政策难行，不少民众认为台湾将面临重大危机的比率愈来愈高，超过八成五的20岁至39岁的青年人持有这种看法。不难看出，台湾青年群体对公共议题十分关注，担心公共政策的好坏将涉及到自身利益，同时也表达出了台湾青年对未来生活的关切与担忧。
（二）政党偏好
是指公民对各个政党在某些重大政治或社会问题上的信任、认同甚或支持的程度。政党偏好一般与具体的政治或社会议题联系在一起，它跟政党认同有略微不同：政党偏好可变性强，而政党认同则较为稳定，相对不会随着具体政治或社会议题而变动。它们既有先后之别又有程度之差。由于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经历都不如其他群体，所以用政党偏好更能确切的反映其政治意识。
2012月5月以来，台湾青年的政党喜好，由原先的国民党渐次倾向支持民进党，且这一趋势还在持续蔓延。譬如，在美牛议题上，在当询及哪一政党在立院表现比较符合大部分民众利益时，37.9%的民众选择了民进党，14.8%支持国民党。民进党的信任度比国民党整整多出2.5倍。
在两岸问题上，当询及哪些政党与对岸政府交流较能兼顾台湾安全和民众整体利益，在随机提示选项且不限复选时：民进党以40.0%、国民党以33.4%的支持率分别占据前两位，且若民进党不再主张更改国号、独立成为新国家，有23.7%的民众表示会因此增加对民进党信任。虽然上述并未直接呈现出青年群体选择的数据，但从趋势上来说，当国、民两党分歧过大时，台湾青年更中意于民进党。
（三）政治人物
主要是指政治人物好感度，其指涉的是青年群体对政党的重要政治人物的好恶程度，无论是当政的、还是在野的都被列入其中。
当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好感度遥遥领先于其他政治人物，好感度均超过四成。从三个方面足以体现蔡英文女士的政治魅力：其一，当询问民众比较有能力带领团队做到清廉不贪污的政治人物时，在逐一提示姓名、顺序随机且不限项复选方式下，依序为：蔡英文46.5%、朱立伦41.1%、马英九17.5%。其二，当询问民众若两岸进行谈判或签订协议，相信哪些政治人物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时，在提示姓名、顺序随机且不限项复选下，依回答比率排序：蔡英文44.3%、苏贞昌35.5%、朱立伦35.3%。其三，当询及民众谁比较有能力带领民进党改善和大陆的关系时，回答蔡英文的有41.3%、苏贞昌21.1%。可见，蔡英文的好感度独占鳌头，一马当先。
此外，当蔡英文于2015年上半年抛出“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后，有46.1%的台湾民众认为此一提法与马英九的“三不政策”无异，其中，20岁至49岁间的超过半数民众持此看法。这说明，青年群体对蔡英文执政下两岸关系没有产生太多疑虑，反倒是认为蔡英文更能在两岸交往中维护台湾利益。
（四）国家定位
国家定位往往与两岸关系及其走向联系在一起。介于20岁至39岁之间的台湾青年大多出生在台湾逐步开放民主或民主化之后，他们接受民主的意识，亲历民主的实践发展。台湾青年对于国家的定位显然会根植于和发端于台湾式民主的土壤之中，这种所谓“民主”在塑造了在台湾青年公民意识的同时更塑造了台湾青年的国家意识。
换言之，既然台湾青年从拥有选举权开始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导人、市长、县长等，那么，在这一整套的政治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台湾青年自然也会将自己置身于这一政治体系当中，通过选举的方式和程式来形成新的国家共同体。
他们不能接受“两岸同属一中”提法的比例约占58%，认为两岸属于“国与国关系”的青年民众（20岁至29岁）高达76.2%。另外，不能接受“中华民国在1949年已经被推翻，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提法的青年民众超过八成五。由此可知，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不属于中国是台湾青年群体绝大多数人的共同认知。
（五）政治选举
政治选举的政治意识的体现主要是通过是否关心选举、或与公民政治参与的相关活动与的相关活动与行为（如义工、拉票、投票）等形式来呈现。距离2012大选至去年11月，其间只经历过一次选举，即“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加上指标民调没有对相关投票率做出统计，故为了保证分析的连贯性，本文只能从第一个层次即是否关心选举这个层次上入手。
“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49.2%的民众认为国民党很难再改变甚至会被民众淘汰，其中，20岁至59岁的选民中有超过半数的民众支持这一看法。当询及民进党已成立29年且参加国内各项选举甚至执政，也承认现在国号“中华民国”，52.7%认为这已算是民进党接受或认同“中华民国”，年龄愈轻者认为“算”的比率愈高。
同时，蔡英文在访美期间声称倘若当选往后将依“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来维持两岸现状，20至49岁受访者中超过6成认为2016有必要政党轮替。去年9月-11月，蔡英文在青年群体中的支持度更是一路狂飙近十个百分点，平均维持53%左右，而国民党候选人则始终在14%上下徘徊
（六）政府行为
这一层面上的政治意识主要是指公民对政府的施政作为或处理问题能力的一种认识。政府行为影响政治意识的形成也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好感度、支持率、满意度的高低。倘若政府行为符合社会公众期待，那么政治意识自然是有利于执政当局继续在位，倘若政治行为与社会期待渐行渐远甚至是背道而驰，那么政治意识就会朝着不利于执政当局的方向发展。评判政府行为的标准主要有三：公共政策是否正确，司法是否公正独立，政商关系是否正常。
根据2012年10月的民调数据显示，马当局的之所以民意低迷，主要是因为政策错误或反覆以致浪费纳税人的钱，导致民众极为反感，尤是20至49岁、或高中职以上教育程度民众，超过九成作此表示。当询问民众目前政府仍有不当作为中（选项共七项）政府高层滥用权力以72.4%的选择率高居榜首，选择性办案（67.0%）、有政治介入检调机关办案（66.8%）紧随之后，交叉分析发现20至39岁民众认为当前政府有该7项情形的比率最高，在六成三至八成五之间。政商关系方面，有超过8成5的民众（20岁至49岁）认为商界会干预公共政策的制定，且有九成左右的民众（20岁至59岁）认为会因此产生特权。显而易见，政府信任度滑落正是民众对政府行为的不当所表达出的不满。
（七）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一般被用来区分我群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身份认同一般指涉的是一个群体或集体的身份。只有在群体或集体中，其下的成员才具有身份，也才具有身份认同。
众所周知，两岸自1949年分离分治已逾66年各自在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的指导下生成了一种不同于对方的群体文化，因此，身份认同便成为了刻意区别两岸的一种类似天然的成分。根据2014年8月下旬的调查数据显示，当询问民众对所属身分的多元认同，在逐一提示且不限项复选时的回答为：台湾人96.9%、其次“中华民国一分子”87.3%，中华民族一分子76.3%。值得注意的是20至29岁自认是中国人的比率远远低于40至59岁民众，达20个百分点，身分认同存在明显的世代差异。此外，当询及民众希望国际上的媒体对我们“国家”的称呼是什么时，台湾（78.9%）、“中华民国”（72.5%）双双超过七成二，排在前两位。
（八）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是法律赋予给公民的正当的、合法的政治权利。放置在台湾政治社会，其主要表现为言论自由的权利政治监督的权利以及政策诉求的权利。举例来说，有43.2%民众表示知道国、民两党统独主张是受到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53.5%表示不知道，未明确表态有3.3%。交叉分析结果显示，愈年轻、或教育程度愈高的受访民众表示知道的比率也愈高。当马当局勒令尽速让服贸协议在“立法院”过关的举动时54.9%认为国民党违反民主程式且20至29岁的民众中有68.1%认为政府违反民主程式，介入议事程式。
另外，在美牛（60.9%）、核四（61.8%赞成核四公投与地方选举合并办理，即便是在马政府宣布停建的情况下，也有50.4%的20岁至29岁青年民众仍然觉得公投有必要）、服贸（74.2%）以及和平协议（68.3%认为公投通过后才可启动和平协议谈判）双双无解的情势下，赞成公投表决的民众比例均值超过六成。不难发现，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的公民权利意识相当强烈
（九）对外关系。
对外关系主要包括两岸关系与美台关系。毋庸置疑，台湾要想顺畅的参与国际事务，拓展国际空间，中国大陆是他们必定怎么都绕不过的坎，这在过去的政治实践当中也让台湾当局乃至普通大众均有所感知和体会。因而，发展两岸关系是台湾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必须要面对和正视的课题。假若两岸关系处理不当那么台湾其他的对外关系势必皆将受此牵连而寸步难行。当询及民众政府应和中国大陆或美国的关系谁最优先，对台湾利益帮助比较大，17.2%认为是中国大陆、15.4%认为是美国，56.0%表示看事情而定。不过，愈年轻者愈认为政府应该优先重视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而愈长者则认为应是和美国关系优先，民众对此意见分歧的年龄转捩点为45岁。甚至有11%的介于20岁至39岁之间的民众自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分子”，且20岁至24岁民众超过一半持这种看法。而且，有一种势头不难判断，抛开身份认同和国家定位，多数台湾青年皆希望国、民两党都能发展两岸关系。
当询问“是否希望中国大陆政府能够主动加强和民进党交流”时，59.6%表示希望、19.4%不希望，20至39岁民众表示希望的甚至高达七成。当询“及未来五年谁在亚洲最具影响力”时，有57.6%的民众认为是中国大陆，年龄愈轻或教育程度愈高的民众认为中国大陆未来五年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比率也愈高。由此可知，台湾青年对正面认知并理性发展与中国大陆关系持肯定态度，但不可就此断定其政治疑虑就会日渐降低。
国家认同是政治意识的核心内容，以往诸多学者研究国家认同的成因上大多从政治选举、教育制度、民主化、本土化以及去中国化的角度出发。尽管这些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适用于对政治意识的解释，但其力道明显不足。故本文欲在承袭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做一定程度上的拓展和深化，以期对台湾青年政治意识的生成路径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清晰的掌握。
（一）环境路径：海峡两岸的分离分治与各自为政
环境在此处特指政治地域环境，亦即公权力机关管辖与社会公民活动的地域边界。一般而言，公权力机构都有其管辖范围，管辖范围有大有小，往往最高公权力机关的管辖范畴就是该政治体系的边界范围（领土范围），而无论是处于哪一层级公权力机关管辖的社会公民的最终活动范围都受到最高公权力机关管辖范围的限制。换言之，最高公权力机关管辖范围决定了社会公民从事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范围。因此，社会公民的活动范围所及就是我们所谓的群际范围，属于同一政治体系的就被视作为“我群”，反之，则是“他群”。从某种意义上讲，“群际分界”是自然和人力双重作用的结果。起初，人力的作用在于建构这种“自然的”群际分界，而后，人力的作用则是表现为维护与巩固这一“自然的”群际分界。
于此之故，出生于建构之后的社会公民，都会将这种“群际分界”当成是与生俱来的身份特征，只会去承袭，不会进行质疑。除非维持这一“群际分界”的政治体系崩塌，附之于下的社会公民才会重构群际分际，否则，这一“群际分界”就难以被外力所动摇。海峡两岸自1949年分离分治至今，由于各自的最高公权力机关的实际管辖范围互不重迭，也不冲突，故而，海峡两岸衍生出了不同于对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那么，生活在不同政治体系之下的公民因活动与交往范围的隔绝和各异，自然就会认为双方互为他者。这样，“两岸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我群"与"他群"的区分，彼此认为"他们与我们不同"，存在互相区隔、互相分离的倾向”的政治与社会认知就不难理解。
（二）心理路径：自尊需求与生活需要
自尊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与评价的结合，自尊中还存在另外一种结合。自尊只有在社会关系的范畴下才有意义。”⑤由此可知，自尊是个人或群体的本能，而且对自尊的评介分为自我的看法与评价以及他者对自我的看法与评价。自尊的表现形式为自尊感。对于个人而言，个人是否得到尊重，是由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所决定；而对于群体来说，群体是否受到尊重，则是有群际之间的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决定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政治关系的表征。
如果个人或群体的自尊感比较强，这就说明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或群体所在的群际关系比较融洽。相形之下，如果个人或群体的自尊感相对不足时，这就意味着个人与社会关系、群体与其他群体关系的紧张。
个人或群体都是“社会人”，获得“社会尊重”是一种无意识行为。故此，当自尊感严重缺乏时，就很容易爆发社会冲突或群际冲突。自尊的满足方式，在于同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他者或群际互动中的他者能够呈现出与施动者相似或一样的认识，即米德所言的“主我”与“宾我”的一致。台湾青年关心公共事务、参与社会活动、实践政治权利都是其获取自尊的体现。当政治体系（政府）或他群体不能够或没有充分倾听和重视青年群体的声音与利益的时候，那么，台湾青年只有在不断重复的政治行动中表达自尊诉求，直到这些诉求被他者注意甚或接纳为止。
制度既是社会公众获得政治尊重与社会尊重的支撑，更是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得以有效运转的保证。制度不仅是政治体系制定与实施公共政策的依据和准绳，更是社会公众反映与表达利益诉求的手段和途径。当然，制度也是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或群际交往的结果，它的功能在于规定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或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权利边界。换言之，制度被人为建构，与此同时，制度也建构人之关系。
用国际政治理论大师温特的话来讲，就是说，制度是一种结构，是一种文化，制度和施动者在社会互动中相互建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完善和充实之中。制度肇始于人之智慧，人之智慧又受约于人之制度。另外，“政治制度安排会决定和塑造选民、政治家和政党的政治行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些政治行为者互动的政治结果”。以制度与青年的关系来说，显然，“制度制造了分类系统，并参与塑造青年的思维方式，进而决定了青年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如此看来，制度既规范了台湾青年的政治行为与社会行为，同样，青年群体也在该制度中聚合利益、表达利益和实现利益。
当制度不能满足青年政治参与的需要时，制度就到了势必要改进的阶段。在台湾，最重要的制度莫过于选举制度及其依附于制度之下的政治权利。制度赋予了台湾青年合法正当的政治权利，也规定了台湾青年行使政治权利的准则，更保障了台湾青年行使政治权利的自由。为此，台湾青年群体可以根据不同的好恶标准并且通过合法的程式建构有利于自群体的政治偏好。
（四）文化路径：台湾特色的历史记忆与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
任何社会的进化都离不开文化的涵养，社会的进步都是受益于社会文化（文明）的进步。反过来，也可以说，社会的进步亦有利于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因为文化是社会的内核，是其灵魂。由此而论，社会文化不但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更指导着社会个体的社会行为。社会行动是社会文化的反映，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或政治行动也是台湾社会文化发展的某种反映。那么，台湾社会文化又为何物？要明晰台湾社会文化的真实面目，首先应该区分出两岸文化的本质差异。厦门大学陈孔立教授指出：“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而当代台湾的文化则基本上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并且受到西方文化的较大影响，而不可能含有任何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这就是二者的本质差异。”大体上，台湾社会文化就是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混合体。即便是马英九上台后，也刻意强调和突出两岸中华文明的不同。
笔者认为，突出“台湾特色”似乎已经成为了台湾朝野的政治共识，这个“台湾特色”的实质是指以中华文化为底色建构以西方文化为本色的现代（民主）文化。在“台湾特色”的社会环境的渲染和引导之下，台湾青年群体既不“亲中”也不媚外，视“台湾”为唯一归依的政治性格和社会性格就实属正常。
（五）价值路径：后工业主义与后物质主义
有学者指出，当今台湾年轻人的社会心态与价值观主要表现在：“更重视具体、细节问题，更重视眼前实实在在的东西与具体的对象，更重视个体的生命，不只是人类个体的生命，包括动物的生命；不重视经济价值，更重视环保价值。”从上述这些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已受到了后工业化、后物质化或后现代化的洗礼。
后工业化社会第一个显着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如果台湾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那么，社会大众乃至青年群体反对媒体垄断、反对服贸协议等，就是由这种后工业主义心态及其焦虑所造成的。而所谓的“后物质主义”，“是以"雅皮士"（YUP，城市青年专业人员，公司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价值选择和思想倾向，其主要内容是强调"生活品质"、"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
实际上，近年来台湾岛内的各类重大事件皆具有“后物质主义”的色彩。比如，绿色环保运动（成立了绿党、反核四）、小确幸价值追求、白衫军、反媒体垄断、反服务贸易、反课纲微调等事件都有“后物质主义”思潮的足迹贯穿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台湾青年由于生活在衣食无忧、见闻广博、资讯爆炸的时代，因而比父辈、祖辈群体更倾向于对“生活品质”、“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等价值的追求。可以想见，未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似乎将持续在台湾社会发酵，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布局，值得关注。
（六）教育路径：执政当局的本土化与去中化
学校是公民由家庭走向社会的必经之途，因而学校及其教育在每个公民的成长过程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校是公民政治意识养成的孵化场，学校教育的内容都是成为公民政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通过学校传授给公民的政治知识，具有“自然性”、“客观性”、“真实性”，无论这种政治知识最终属真还是属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本土化”思潮就开始在台湾泛滥，不断腐蚀着正统的中华文化的独尊地位，特别是在2000年民进党取得政权后，又大肆操弄“去中国化”，使得原本彰显和坚持“中国特色”的教学指南面目全非。可是到了2008年国民党执政后，对于异化的教育内容仍是无动于衷，放任自流。如此一来，产生的严重后果便是，张扬“台湾”的教育内容得到确立和延续，进而台湾青年的爱台湾、为台湾、做台湾人的政治意识似乎就难以反转，且不会断代。加上，“随着眷村与外省族群第一代的逐渐凋零，第二代的兴起，甚至是第三代的出现，在台湾教育本土化与在地化的熏陶下，使得他们逐渐脱离过去"大中国意识"下的民族国家认同，在投票行为与政党认同上也更为多元。”
（七）技术路径：网络自由化与媒介多元化
近些年来，网络科技迅猛发展，席卷了大街小巷、各行各业，网络日益成为人们社会交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台湾作为经济和科技较为发达的地区自然也被卷入到了信息化的浪潮中。当前，Facebook（“脸书”）、LINE、PTT（“批踢踢”）等社交平台或通讯工具已经在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中广泛普及。据统计，“脸书”在台湾每月活跃用户数高达1500万人，使用率65%，居全球之冠，每天登陆“脸书”人数为1100万，通过移动设备登陆数为850万。可见，网络媒介俨然已经成为台湾青年形塑政治意识的主要场所和依靠。
而“作为"网络原生代"的青年，他／她更有一种强调"匿名性、分享性与互动性"的网络原生者的社会角色。”⑭这种分享性和互动性，正是将分散化、碎片化的台湾青年聚合在一起的不二法宝。通过相互分享和互动，从开始建立网络，到青年群体认同的成形，时间短、成本低、速度快、效率高颇受社会青年的欢迎。也就是说，青年群体可以借助网络这一平台，就自身所关注的公共事务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使用网络传播争取同辈团体的支持，如果某一倡议或呼吁赢得了多数网络青年的共鸣甚或回应，那么，他们就可以设置公共政策议程，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乃至实施。
显而易见，在网络社会中，青年群体既是网络社会的生产者、传播者，也是受众者。通过自发的提议、自主的参与和自律的执行，真正实现“做主”的愿望。反旺中事件、洪仲丘事件、太阳花学运均是对网络工具运用的真实写照。
（八）实践路径：言论表达与社会参与
不置可否，政治意识的形成与存续得益于实践，只有在政治实践当中，公民的政治意识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确立。没有政治实践便无法体现政治意识。因而，政治意识唯有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才能够被形塑和被显现出来。政治生活中，公民政治实践的两大途径是言论表达和社会参与，前者属于“思想”层次，后者则是指涉“行动”。换句话说，政治意识兼具“思想”并由此“思想”指导“行动”的两个向度。实践具有实践逻辑，只有遵照这个实践逻辑，政治意识才有可能获得释放和重组。“实践逻辑——从该词语的双重意义上看——能借助于一些彼此密切相关且在实践中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成原则，组织起各种思想、感知和行动。”言论表达与社会参与都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性、正当性权利。因此，公民的政治实践必须遵循法律所规定的行使公民权利的原则和为法律所能涵括和包容的原则。
此外，政治的实践还必须依托实践载体，实践载体是公民权利实践的具体承受者。具体到台湾的政治环境中，这些实践载体包括：报刊、媒体、网络、选举及其投票、公共事务专案、社会活动等等。公民可以就撰写文章，上电视节目，参加选举及投票，发动社会活动，支持公共事务等形式来践行自身的政治意识。实践载体，可以分为官方提供和社会创造，例如，台湾当局大力开展青年公共外交专案就属于前者，社会运动、学生运动就属于后者。然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它们最终所造就的政治意识都是台湾本身利益为归依的。
五、结束语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青年认同关乎两岸关系的前途，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重视青年交流，就是重视国家的远景。质言之，青年群体是自变量，两岸关系是因变量，青年群体是决定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否保持的主要动因。只有更多地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及帮助青年，才能培育和增强青年群体的爱国情怀。两岸关系亦是如此在展开两岸各种往来的同时，更多地是要倾听来自青年的声音，关注来自青年的感受，重视来自青年的诉求。解决好青年群体的现实问题，方可破除两岸关系的不稳定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表示：“我们要更多关注两岸青年成长，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和舞台，让他们多交流多交心，成为共同打拼的好朋友好伙伴。”近年来，青年群体的主体性意识骤然升高，伴随而来的学生运动也顿时席卷全球，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与变迁一股不可小觑的关键力量。青年群体，既关切社会，也心系国家；既置身当下，又放眼未来。若是社会的纷争绵延不断，那么国家的混乱也就会数见不鲜；倘若踌躇当下，那么也必定会仿徨未来。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