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做一个演讲，我的文章发表在超越2020上，我这里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经济增长非常的清晰，第一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维持在了2017年预计维持的6.6%，所以整个经济增长从速度上来讲是不差的，继续保持了国家要求的经济增长保持中高端的一个中高速的水平。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是我想探讨一下中国的中高速的增长，能不能向着更成熟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那么，根据我们的国际比较，在2012年我们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减速，从世界的数据来看都来自于这个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减缓。那么劳动生产率的减缓，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当经济结构、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工业比重以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减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减缓的原因是由于在城市化以后服务业的发展非常的快，而服务业本身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都比较低。
中国经济增长在减缓也是能够看出来。从2012年看到中国的少数生产率增长减速。而2012年的服务业比重已经开始超过了制造业。2015年，我们的服务业比重已经达到了50%，2016年已经达到了51.6%，所以随着服务业的比重，持续的提高，反而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是不断的减缓，这样就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基本的规律是相互匹配的，即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发生了减缓。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一个特征，劳动生产率的减缓直接表现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减缓。所以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非常的好看，增长到6.7%，但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降到了，减缓到了6.3%，比2015年的增长速度7.4%放缓到了6.3%，降低了1.1个百分点。所以可见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服务化特征并没有能够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像世界各国一样都是导致了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特征，是我们看到的服务业的结构变化。
那么，实际上中国服务业的结构变化比各国还好，好在什么特征上呢？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比较高的显现出什么呢？生产性服务业表现在物流港口、金融信息产业，中国的增长速度都比较高。所以服务业劳动效率，近几年其实增长速度并不低，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金融业已经是达到了世界比重最高的水平，达到了占GDP比重的9%，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说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了我们的港口、物流、信息服务业的比重都已经达到了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生产性服务业，似乎提高的余地不大了，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
第二是劳动生产率下降还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第二产业中建筑业的比重上升过快，建筑业的比重上升过快，使得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低的。大家知道建筑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在第二产业的比重中，这几年美国大概能够比重提高一个点，现在比重能占到16%。所以第二产业中我们大量的劳动力从制造业转向了建筑业。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初级劳动工都是从我们的制造部门向着低劳动生产率的建筑部门转移，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都是使得现在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增长减缓的两个原因。综述起来，一个是服务业比重上升导致了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要放慢。第二个是在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比重上升过快，使得劳动生产率下降得也非常快。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中国近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也是导致了我们工资下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另外给大家讲讲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降，那么我们这几年使用了大量的刺激需求的手段，这一点可能跟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讲的有点不同。资本的积累速度其实一直保持着不能快，但是经济增长下降以后，在余额计算中，就是TFP全要素计算中现在是显著的下降。贡献率，从1985到2007年高速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将近30%，现在下降到了16%，所以要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稳定，必须使得中国的TFP贡献继续提升到30%，因为大家知道全要素生产率的比重是指一个经济成熟度的关键。否则的话，经济增长就主要靠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
而我们看到我们的核算表中的劳动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下降，增长速度在2020年以前，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下降了。资本增长速度尽管现在受到很大的刺激，但是其中资本形成的速度也会降到9.5%，其实去年的实际数字比这个要低，已经低于9%了。所以尽管很大的努力都很难使得资本增长速度能够达到比较快的速度，因为中国的人口因素很难进行高速的人口资本（增长），所以没有人口增长和资本收入，中国主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唯一方法是TFP，否则的话潜在增长率的贡献上不来，整个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还是要进一步的下降。这也在我们的书里已经有了，所以中国第二个问题，劳动生产率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服务化下降，中国建筑结构的提高的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如果维持不到一个稳定的速度的话，贡献在30%左右的话，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是跟国际上的比较，我们在这里掠过，因为发达国家的贡献率往往都是在百分之三四十的情况。
第三个是资本回报率下降，这是一个简单的模型，是指很多人说中国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因为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非常低，这是现在在国内也是非常多的探讨，世界上比较来比较去也认为中国目前是一个非常低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基本的数值，那就是说如果一个资本的边际报酬，回报率的变化，如果没有一定的技术进步，会导致整个资本月积累规模收入递减，就是说它必须需要一个重要的技术进步来进行对冲，否则资本积累越快，边际回报越低，而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刚才说的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和增长速度都偏慢，所以这样使得中国大量的资本积累，是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低，但是大量的资本积累的结果是什么，是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
从上市公司的数据可以看到资本的回报率，用一个比较粗的数据来说，资本的回报率其实低于资金成本。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大量的资本由于它的边际回报率已经低于了资金成本的条件下，会导致大量资金寻求新的更高的回报。比如说向美国流出，因为美国的资金成本低于它的，资金成本比较低，资本回报率相应的比较高，所以中国大规模想刺激资本投入，达到人均资本存量的赶超，这件事在不开放的条件下还有一定的可能性，在开放的条件下这个东西就越来越难了。
所以中国资金的外流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一般性的探讨，而是由于开放条件下资金回报率的下降导致了资本外流的问题。
第四个是中国现在的消费比重过低，我们根据一个小的方程可以算出来，中国的相对生产率现在相当于美国的15%，那么，中国的投资相当于美国的30%，但是消费只相当于美国的8%，所以中国在进入城市化以后，消费和服务业主导是城市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中国服务业发展得比较快，但是消费的增长很慢，中国城市化以后一直对消费问题我认为有很多的误区。（王）小鲁教授也是有很多的探讨。这一个很大的误区，实际上城市是要提高消费者的服务，使消费者素质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力资本提高，进行创新的过程。所以，在城市对人的服务过程中，更重要的体现在了人力资本提高导致了创新，我们称之为的动态补偿过程，它的效率似乎是在直接效率上看得很低。让你消费，但是实际上你提高了素质才能创新。所以形成了一个经济的动态补偿，这是城市化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关于消费和人力资本，以及效率提升的动态迂回过程。这个东西在工业化时期似乎是因为拼价格，我们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对消费视而不见，所以一旦城市化发展以后，消费的整个补偿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但是，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因为劳动生产率减速，其实居民收入增长下降；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中国房价过高，导致了居民部门负债增长速度很快。李扬教授会讲到2016年我们大概家庭覆盖的水平已经提升到了45%左右，这是几个公司，中金公司和海通证券都计算的一个，由于中国负债的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居民的部门负债其实已经很高了，因为中国城市化率只有55%，所以中国的负债率跟美国比说比较低，因为中国城市化率就不高。所以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是中国居民贷款的周期比较短，所以中国居民的房贷支出占中国居民收入的比重比较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与美国相当。一个方面中国居民收入下降，一个方面是我们大量的居民的房租支出比重比较高，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有是说居民的消费不但难以提高，还会遇到进一步的下降，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从全球的消费比重可以看到，有关知识消费的部分，在美国1992年超过了一般的基础消费，韩国已经是完成了，墨西哥是一个平行的，中国现在也是一个平行的，原因是很多的知识消费，我们说科学、教育、文育、文化、娱乐、体育、医疗等等在中国是事业单位，有很多是的核算是按照财政支出核算，而不是按照市场核算，所以始终这条线是财政有钱，它就稍微高，稍微消费得高一点，财政没有钱就消费得稍微低一点，所以中国的科教文化的支出都不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而是以这个为导向。
所以综合起来我给大家想讲的中国现在在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过程中有四个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减缓，一个是全要素供给的贡献率，其实没有提高，另外一个是在资本回报，尽管加了很大的杠杆，但是资本回报率下降，资金外流程度高，第四个是消费比重不足，特别是知识消费的比重不足，导致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动态效率会下降。那么，我们做一个最后的讨论，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整个中国的发展起码要两个很重要的改革，一个是我们要重视刚才说的科学、教育、文化、体育这个方面的知识消费部门的体制改革，这个方面不改革的话，中国在这个方面需求很旺，但是供给不足，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
第二个是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关于城市化改革，中国的城市化，现在中国的税收大家都知道是很高的。但是中国的税收问题本质上是工业部门的税收压力非常大，因为中国现在为止，居民征税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律条款，城市是一个居民居住的地方，居民的征税与享受的义务是不匹配的，而中国的现有的税政体制还是沿袭着工业化的税政体制，主要向工业部门征税，这样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就变得非常的艰难。一个方面去工业化，工业有污染就要赶走，另外一个方面，只能是依赖于卖土地，土地财政，所以不改变中国基于工业化的税收结构，是很难改变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模式。
注：本文转载自《新浪财经》2017年3月21日刊，为其编辑根据新浪财经会议实录现场速记整理修订。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跨越2020：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3月21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在会议第一单元发表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