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日关系比前几年会相对稳定，中日之间对话沟通会逐步增加，但与此同时要看到日本从战略上调整中日关系并没有准备好，中日关系很可能会呈现出对话与矛盾，甚至间歇性的对立交替出现的新常态。
５月16日，中国领导人会见了来华参加“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他递交了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安倍在亲笔信中说，要以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以及和平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构筑中日稳定的友好关系，通过不断对话，在合适的时间实现首脑互访，并期待在朝鲜问题以及“一带一路”的构想等强化对话和合作。
5月29日中国领导人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共同主持中日第四次高级别政治对话。6月5日，安倍在出席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晚宴的演讲中，首次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出比较积极信号，据媒体报道，中日领导人可能在9月的二十国（G20）峰会期间会晤。
中日关系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严重恶化后，上述良性迹象值得欢迎，但与此同时，仍需要冷静地意识到中日关系的基础仍然相当脆弱。
日本高层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变化，有的分析认为既然日本已经明确肯定该倡议，可以将此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新平台，还有的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已经认识到同中国对着干没有出路才转变政策。诚然，安倍此次表态的确与到目前为止采取拒绝的姿态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这并不代表日本政策逻辑发生了质的变化。
目前似乎存在一种把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看成是检验中日战略关系指标的看法，这很可能具有误导性。日本态度的变化，并非根源于其对国际秩序和外交根本的反思基础上所做出的决定，相反的是为了维护原有的政策逻辑需要所做出的战术上的调整。
首先，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让日本感到有必要维持同中国沟通的渠道，作为一个“保底”的“对外关系保险”措施。安倍是首位同美国新总统会晤的外国首脑，这对稳定日美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中国领导人与特朗普在佛罗里达会晤后，日本开始担心这位不同寻常的总统，可能会按照“交易型”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例如利用美国在东海、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
为了避免美国可能出现的“越顶外交”，日本认识到同中国高层保持沟通渠道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此次陪同二阶访华的还有安倍的首相辅佐官，借以获得一手信息和建立直通首相的管道。
第二，日本国内经济界内对于“一带一路”存在不同意见，安倍政府感到不完全否定该倡议，至少可以不得罪那些将“一带一路”看成商机的经济界人士。目前，日本经济界中对于“一带一路”没有共识，有的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日本要以质量取胜，没有必要参与，有的则认为这是日本企业的新机会。
二阶俊博访华代表团成员中，包括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按理说对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日本经济界最有发言权，但很有意思的是经团联会长始终没有表态。
安倍的表态并非政府积极合作的意向，主要在对内方面，对于认为有商机的日本企业发出不会拖腿的信号，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内政治保险”。
第三，去年中日首脑杭州会晤后，中日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安倍如果继续展示处处与中国对抗的姿态，在国内会让民众产生没有必要的关系紧张的印象。与此同时，安倍任期已经比较稳定地可以持续到2021年，今后主要挑战在于“安倍经济学”的实际效果，以及东京都知事小池的新政治势力崛起，这些都需要中日关系保持基本的稳定。
从上面可以看出，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变化，主要源于美国和国内因素，而不是日本对华政策定位的战略调整。对于中国来说，对于其积极姿态当然要肯定，但要心中有数。
日本延续美国中心国际秩序思维
尽管我们看到安倍对华政策在双边框架内的积极变化，但在多边框架下情况则很不一样。日本认为特朗普执政以及美国在国际事务战略收缩的态势，并不意味着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结束，相反如果日本积极有所作为，不仅能够延续这个秩序，而且能够让日本获得更大的国际领导力和影响力，扩大其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首先，在国际经济政策上，日本主要依靠三个支柱，第一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第二日欧经济伙伴协定（EPA）以及建立日美高级经济对话。尽管特朗普宣布退出TPP，但日本认为如果坚持推进该协定的谈判，在日本的领导下如果达成协定，最终将美国拉回来不是没有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安倍多次表示没有放弃TPP的原因。
特朗普新政府执政后，对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同样持消极态度，对于美国在自由贸易上的不确定性，日欧利益是一致的，日欧经济规模大致为世界的三分之一，同属发达经济体，在规则制定上同样有类似诉求，日本认为如果日欧EPA能够达成，那将会为世界树立一个样板，最终将美国拉回来。
第三个支柱为建立日美之间以副首脑级别的高级经济对话框架（日方为副首相麻生太郎，美方为副总统彭斯带队），日本认为，此次的日美经济论坛与90年代不一样，那时日本有很多的弱点，现在只有农业了，因此日本能有主动权。如果说前两个做法是间接方式拉住美国的话，第三个支柱就是直接方式拉住美国。
日本上述战略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要实现现有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秩序的延续和升级，按照安倍的说法是“为亚太地区的模范规则建立框架”。
可以看出在日本的上述经济战略考量上，中国并没有被放在战略优先的地位相反的，日本的思路是在建立好规则的基础上来包容或者规范中国。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安倍在演讲中，尽管评价“一带一路”是一个具有潜力的构想，但另一方面，他又说基础设施整备必须以公开和透明公正的方式招标，并且具有经济合理性，以及不损害借贷国家能够还款和财政健康为前提。他还说“中国也需要足够地引入国际社会共通理念”。
对于亚投行，尽管二阶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见后说，现在不是是否参加而是以多快方式来决断的问题，然而同一天，安倍在接受采访时说，参加的前提是需要保证内部治理公正，借款国家财务可持续性以及基于社会环境影响分析等，还要同美国紧密联络。
今后不排除日本为了尽快实现TPP 日欧EPA以及日美经济新框架建设进程，必须有意识地强调中日经济构想的不同性，甚至可能以批评中国构想存在的不公平、不透明、不守规则，来突出日本构想的高质量、公平透明以法治规则为基础的色彩。
其次，在政治安全领域，日本主要依靠两个方面的政策。第一，强化日美同盟的直接方式拉住美国，让美国新政府认识到其东亚战略必须以日美同盟为基石。5月底在七国（G7）峰会前，日美首脑会谈中，安倍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再三表示评价，希望进一步增强，并且提及南中国海问题以及建立在法律规则基础上的秩序，这实际上是在向特朗普暗示，不能够同没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中国）过度接近。
尽管他也提及了要强化中日之间对话，但这是基于美国同中国保持距离，日美协商基础上来对应中国的看法。第二，通过强化日本在七国集团框架中的作用来拉住美国，并且提升日本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一方面，特朗普执政后带来的美欧关系的困难，让日本感到扮演西方集团内部的桥梁作用的机会，同时目前七国首脑中只有安倍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其他都是新面孔，这更增加了安倍的自信。
另一方面，日本可以展示其作为亚洲事务的代言人的存在感。日本在七国集团日程设定上积极体现领导力，安倍在2月访美后不久访问了今年的轮值国意大利，并以上一届轮值国身份向意大利对议程提出意见指南，认为经济议题分歧大，从民主自由等基本理念为基础，以外交安保入手比较容易展示团结。
此次七国集团峰会上，安倍拿着地图说明朝鲜的威胁，并在首脑声明中将朝鲜问题定义为进入了国际安全重大威胁的新阶段，同时对南中国海和东海行动表示担忧，强烈反对任何的单方面行动。
在政治安全上，日本有可能为了强化西方内部的团结，维护现有的美国中心西方主导秩序，将自己树立为法治规则和自由民主为基础的秩序维护者，塑造中国挑战规则、非民主的国际秩序破坏者的形象。这些都孕育了今后中日关系不稳定的因素。
按照上述分析，尽管中日关系比前几年会相对稳定，中日之间对话沟通会逐步增加，但与此同时要看到日本从战略上调整中日关系并没有准备好，中日关系很可能会呈现出对话与矛盾，甚至间歇性的对立交替出现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