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优劣程度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应联系，这可以从世界列强的崛起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并产生了无序式经济增长的一般特征。在当前中国社会，无序式经济增长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依靠粗放式投入，二是收入分配基于势力型博弈。无序式经济增长的“无序”是一种相对无序，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有序程度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无序式经济增长往往会受到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的制约，从而也潜伏着增长中断的危机。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面临着一个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无序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
基于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嵌入了强烈的制度原教旨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信条：它一方面将基于先验假设和形式逻辑所推出的制度结构视为公正合理的；另一方面又认定由理性经济人互动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符合这种要求。前者如科斯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所说，生产建制结构的选择源于经济当事人对交易费用节约的理性计算；后者如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所说，制度变迁源于理性的政治和经济企业家为节约交易费用，而诉诸的制度创新和变革的种种努力。相应地，经济学界流行的制度观就认为，自由竞争将会降低交易费用和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剔除低劣制度而促进社会制度不断优化。受此影响，众多中国经济学人也热衷于基于经济达尔文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将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优劣程度联系起来，进而将持续的经济增长视为制度不断改进的结果。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降，中国经济学界就转向并大肆照搬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并在制度问题上出现两个流行认识。一方面，“主流”经济学人认为，发达国家经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成熟以及自由市场体制不断完善的结果。相应地，他们为发展中国家所开出的药方也就是，首先应该建立当前西方社会所实践的那些社会制度，这些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严格”证明。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人又倾向于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非凡经济成效，正是社会制度不断优化和市场体制不断完善的结果。相应地，他们否定现实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不合理性，反而以依旧处于高速增长的经济来证明当前社会制度处于帕累托改进之中。譬如，在当前的产业政策之争中，很多学者就将中国经济增长归功于市场导向的“三化”（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革，并强调这种方向和制度是不可动摇的。
那么，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否意味着一定存在着好的社会制度呢？或者说是否意味着这种社会制度是合理的而不可改变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北洋军阀控制的1914～1922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制度并非有了真正的改善（而仅仅是相对于清政府），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全国局势而被迫对产业放松了管制。同样，在中世纪晚期，热那亚就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城市崛起为意大利北部最大、最富裕的城邦之一。究其原因，这不能用技术和经济的因素来解释，热那亚经济最初主要依赖于海盗行为（包括有组织的大规模袭击），后来则主要是建立在“特许”远途贸易的基础上。因此，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如何取得的呢？要解释这一点，根本上就涉及人类经济增长中所呈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无序性。无序性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经济增长中断设下陷阱。显然，一个真正的学者对经济增长的无序性应有充分的认识和警惕。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及其潜含危机的剖析，并由此来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现实社会经济问题上的适用性。
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短期内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并不构成明显的正向关系，相反，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发生在旧制度已经崩溃而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即社会制度还没有成熟和完善的时期。关于这一点，剑桥大学的张夏准在《踢掉梯子：历史视角的发展战略》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譬如，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近代崛起而言，与其说应归因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强调的产权保护、市场竞争等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如说应归功于历史学家关注的地理大发现，以及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滋生出的扩张。彭慕兰、霍布森、弗兰克、戈德斯通以及兰德斯等历史学者都指出，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无论是在经济体制上还是科学知识上，都并不比中国的长三角地区更为发达、更为先进，欧洲的经济起飞也远不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些制度，如保护私人财产、有效竞争和有限政府；相反，这主要是源于军事力量的逐渐壮大，从而得以保障它能够从新世界获得廉价的原材料。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一点，这里举几个经典案例加以说明。
其一，就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萌芽地荷兰而言。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荷兰是西欧率先逃脱马尔萨斯抑制的第一个地区，并将之归功于发展了比其对手有效的经济组织。问题是，作为号称建立了人类社会第一个共和国的荷兰，当时根本不具有任何共和制的原则，其元首继承是从贵族世袭而来的；这些领主不仅拥有土地，而且拥有私人武力，还拥有铸币和民事及刑事的最高裁判权。也就是说，荷兰开始在经济上称霸世界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半主权性质并正在为法律上的国家地位而斗争的联合省，它更像意大利北部衰落中的城市而非西北欧的那些新兴民族国家，又何来出现了制度的有序？显然，只要探究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当时的荷兰并不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也没有建立起更为健全的社会制度；相反，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主要是因为，荷兰处于东西和南北贸易通道的交叉路口，它充分利用了地理位置提供的各种机会而发展了渔业和运输业，并依靠海军提供的后备力量而控制了海上贸易。荷兰的发展契机在于，一方面充分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争斗激化情势而发展了海上力量，经过8年战争打败了集权性的西班牙，签订了确认主权地位和霸权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地理大发现和波罗的海的地理优势发展了航运业，进而将阿姆斯特丹变成了当时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其二，就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和壮大地英国而言。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一国之所以能够取代荷兰成为世界上最优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根本上在于仿效荷兰的所有权和制度规定建立专利法来保护知识的使用权，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但历史也表明，当时的英国并没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制度（尽管有些人可能称道那些专利制度的出现），普遍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它明显侵犯了人们的公共财产权，却推动了毛纺业的发展和工业革命）。同时，英国的崛起也有赖于它在战场上的成功：1588年成功地向西班牙无敌舰队进行挑战，17世纪通过三次战争摧毁荷兰的贸易和海运而成为欧洲最强的商业民族，18世纪又借助了法国的扩张而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尤其是，与荷兰的三场战争导致了经济中心的转移：第一次英国的《航海法》旨在将英属殖民地变成英国商人垄断的贸易区而威胁到荷兰的运输和中转贸易，第二次为争夺西非奴隶贸易的控制权，第三次是英国为阻止荷兰船只通过斯海尔的赫赫马斯河的收费机构。显然，这三次战争不但削弱了荷兰的贸易控制，而且还使荷属的纽约、新泽西、特拉华等转入英国之手，并间接地导致荷兰人在印度受到遏制。1688年，威廉登上英格兰王位后，荷兰开始与英国结盟而成为英国忠实的、附属的军事盟友。英国的目的是利用荷兰作为一道屏障来抵御法国在大陆的领土扩张，荷兰则是为了避免被法国吞并。1815年，英国在荷兰金钱的资助下打败了法国，英国则把荷兰失去的殖民地交还给了新成立的荷兰王国。这样，英国就取代荷兰成为世界的商业与金融中心而确立经济霸权，并逐渐废除一些重商主义限制政策而在全球推行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政策。
其三，就新古典经济学高度推崇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基于一系列抽象假设而获得了逻辑化的自由竞争市场，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视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和保障；但实际上，不仅荷兰和英国的崛起并非依靠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都并非完全也非主要依赖于此。纵观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史，可以明显地看到政府强权和军事力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早期的资本被用于海外探险、移民和贸易，而且新型的金融制度和军事财政模式，也都是为了方便组织武装移民和海外贸易。当时频繁出现的列强争霸所直接依赖的就是军事力量，进而以军事力量为资源掠夺和经济扩张开路。英国正是通过对内实行高度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对外实行掠夺资源的帝国主义而实现工业化，英国经济的“腾飞时期”也正是其军费、国债、税收和关税都达到了令人惊愕的高水平时期。为此，张夏准就指出，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的制度发展水平远低于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收入水平测量表明，1820年的英国处于比现在的印度更高的发展水平，但它甚至没有那些印度如今已经具有的诸多“基本”制度。而且，即使在英国取得经济霸权而在国际上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之后，大多数国家在权衡利弊之后都认为，自由贸易只是诱使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于英国的圈套，从而大多只是浅尝辄止或采取抵制政策。进一步地，随着西欧诸国普遍进入资本主义扩张阶段，干预、武力和争夺的特征更是明显：一方面，随着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逐渐降温，欧洲国家之间开始单独或竞相向海外扩张，通过殖民掠夺来维持持续的高增长。另一方面，随着殖民地扩张的相对饱和，对殖民地争夺的竞争开始激化，从而导致欧洲国家之间争斗的再次升级，这些事件都显著地影响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其四，就西方世界崛起衍生出的欧洲中心论而言。流行的西方中心观认为，西方社会到了15世纪末,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并由此设计了资本主义的轨道，整个世界都将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从而逐渐摆脱贫困和悲惨的处境而进入近代化的光明。相应地，社会经济理论也必须完全建立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之上，经典的理论概括就是诺思等提出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产权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但实际上，这一流行观点面临历史学家的两大质疑：一是，在19世纪之前，亚洲而不是欧洲才是世界经济的重心，欧洲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根本就没有竞争力，欧洲的兴起根本上是拥有源源不断的美洲金银，而购买了亚洲的劳动和资源所生产出的商品，从而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也减轻了欧洲的资源压力。弗兰克就写道：“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而是）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二是，在19世纪之前，西欧资本主义之所以迅速崛起，所依据的与其说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还不如说是政府对经济的深入干预，至少西欧诸国的政府干预要远甚于中国等其他地区。彭慕兰就写道：“至少对中国来说，可以认为一个通常能够依靠现行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税收制度生存的政府，比它的欧洲同行对其商人干涉较少，但为商人创造机会和特权地位也更少……或许欧洲最大的企业通过与政府的关系获得的特许权值得它们接受政府干预，所以欧洲的政治经济比中国的政治经济更有助于资本主义积累。”
其五，就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背景而言。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各国经济的大发展往往都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相联系，而不是像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说是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或成熟的结果。北洋军阀时期的经济增长源于当时的一次世界大战，而英国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殖民掠夺，荷兰则是充分利用了地理大发现所掀起的海上贸易热潮。显然，所有这些国家的相应社会制度并没有跟上，没有基本的劳工权利的保障，甚至没有相对完善的财产保护；相反，存在很多诸如特许证等维护垄断的制度。同样，当前中国社会的快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新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国家管制的放松。事实上，如果没有国际经济的一体化浪潮，没有技术的全球扩散，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快速的增长的。经验事实也表明，每当西方社会对中国经济进行封锁或制裁，都会引发中国社会经济的一阵萧条或衰退；相反，每当中国进一步拓宽了世界市场，都会带来经济新的发展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实在并没有多少是那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指导”之功，如果说有的话，也主要只是体现为：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市场化的轨道后，现代经济学可以进一步昭示人们和当政者认识到，让市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正如当年斯密所告诫人们和英王室的一样。而且，即使仅仅就这一层面的意义而言，似乎也很难说是当前中国经济学家的功劳。经济学理论或实践已经表明了大量的市场失灵现象，但经济学家迄今没有去分析市场作用的“度”，没有为防止市场失灵作出应有的努力，相反却依旧在积极鼓吹中国的经济只能在“盲目”却被“神话”的市场机制之下运行。
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一一对应起来，更不能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社会制度的优劣。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依凭其抽象理论，就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认定为符合“优胜劣汰”的优良制度，就将西方社会的现有制度视为西方社会起飞和经济快速增长的保障和原因。但大量的历史经验却表明，社会制度的完善往往会滞后于社会实践，这也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所强调。进而，大量的社会发展史都表明，人类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每个时期几乎都不是制度健全和政治清明时期，相反往往处于某种程度的混乱之中。譬如，尽管英国和欧洲确实存在某种制度上的优势以推动经济起飞，但如彭慕兰所指出，在1800年以前的世界中，它们似乎仅仅适用于战争、武装的远程贸易和殖民。由此，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审视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从而可以更深刻地认知：尽管中国的总体经济呈现高速增长之势，但并不反映出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相对健全了；相反，现在所出现的乃是一种自发而无序的增长，这与世界其他先发国家历史上所走过的历程非常相似。
进而，要真正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我们需要从广泛的社会兴衰史实中作系统的考察，而不是受制于特定的经济学理论和说教。究其原因，活生生的历史比抽象的理论更有助于拓展我们分析问题的视野，更有助于提供观察现实问题的有意义的启迪。譬如，按照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等正统经济学的观点，自主经营的企业才是社会经济中有活力的细胞，才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翻看西方发展史就可以发现，“早期殖民企业是对领土限定范围，目的（很像一个国家）是把其他所有人排除在它们的地理范围之外，而不是一系列跨越很多地区的具体的生产领域或劳务领域的专业化。总之，它们像原始的跨国公司一样具有准政府的性质，获得特许权，常常既基于经济目的也基于军事/政治目的”。再如，现代经济学往往将新型金融制度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视为西方经济起飞的重要润滑剂。但纵观西欧经济成长史，早期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只是为方便不动产交易而发放短期和即期贷款，而创业所需要的资金主要依靠自身的积蓄、向亲朋好友的借贷以及设备租赁；当这些来源的资金还不足时，往往就会通过发行股票等形式吸收外部伙伴，而这种新型股票的出现也伴随着大量的投机行为。
人类的历史实践表明，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是在制度不很健全或者社会无序状态下取得的。米尔博格就写道：“资本主义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动态性，也就是说它们是不断变化的。并且，这种变化通常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增长与贫困，更多的财富与更严重的污染，技术创新与工作保障下降，消费便利与健康状况恶化。早在18世纪初叶末，亚当·斯密就已经看出了这种‘进步的悖论’，即积极进步的社会（即道德）成本。”很大程度上，无序式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发展史中的常态，甚至成为现实经济发展的基本通例。那么，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无序式经济增长规律呢？这就涉及社会无序对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一般地，社会无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个基本机制：（1）在相对无序的状态下，资源的占有往往取决于个人能力而出现明显的不平等，资源的使用往往不受法制的严格限制。相应地，那些权势者（权力、社会关系、物质资本乃至武力的拥有者）就可以无节制地廉价使用本属于全人类乃至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而资源的大量投入显然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2）在相对无序的状态下，收入分配主要由不平衡的社会力量结构所决定，而呈现出明显不公正甚至出现两极化的马太效应，财富大量集中到企业主、管理者以及一些高新技术者等少数人手中。相应地，富人们得以在享受奢侈生活的同时，将那些大量剩余财富投入再生产中，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高涨，而那些贫穷的生产者只能通过更勤劳的工作来维持生活，从而导致劳动力投入的增多，两者共同推动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
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英国的发展历程：在流行的经济史教材中，英国成功的工业化都被归因于自主的个人主义精神，归因于“无形的手”的作用；但实际上，英国当时是收入分配极不平均的国度，国家通过实行“强制性储蓄”政策而实现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譬如，英国政府利用间接累退税来向金融投资商支付利息：英国政府主要从伦敦资本市场借款，所支付给伦敦金融投资商的利息款占其总利息支出的80%，而通过累退税方式由低收入阶层支付的利息款约占50%~60%。因此，按照霍布森的估算，中央政府税收总额的近40%是从穷人那里再分配给了富人，1715~1850年间，约有5%的国民收入是从贫穷的工人阶层或中低消费阶层转移到富裕的金融投资商身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再分配资金总额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9%。也即，英国的“强制性储蓄”机制是，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军事的、工业的、金融的、税收的政策，而将来自贫困消费阶层的资金通过再分配形式，给了那些大金融投资商，而后者再将这些资金投入到经济中。
值得强调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无序”，不是指极端的无序和失范，而是相对的，它凸显出古典主义时期的市场竞争和经济放任，而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一般而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相对性无序具有这样一些特征：（1）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由市场机制引导的逐利行动已经兴起，但一般规则和市场伦理还不成熟；（2）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由此来制约人们的行动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法律制度更多地体现为“法制（rule by law）”而非“法治（rule of law）”；（3）具有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的政府，但政府及其官僚行为还没有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正是在这种状态下，绝大多数个体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劳动的努力程度或劳动贡献，但人们的所得并不一定完全与其努力程度或劳动贡献相对应或同比发展，社会收入分配更无法体现出每个人的应得权利。
基于无序的相对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剖析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与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倒U型”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呈现出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各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大致呈现出一个“倒U型”轨迹。
首先，极端无序的“野蛮丛林”时代，这也是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或亨廷顿意义上的“普力夺”社会。此时，社会中充满了不断升级的争斗性，“强权即正义”得到充分的展现；相应地，不仅积累的财产没有保障，甚至人身安全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关心暂时的生存，而对未来的生活缺乏信心，自然也就不会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物质的生产和积累，而更倾向于把主要精力用于对既定资源和财富的争夺。显然，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都经历了这一阶段，这是长期以来人类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甚至导致整个社会在很长时期内几乎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发展。同时，纵观近现代社会，那些处于军阀混战的社会大致也属于极端无序的情形，很难有明显的经济增长。目前非洲一些国家内部存在严重的种族冲突，北非和中东一些国家内部则存在宗教争斗，这些都是无序性的表现，从而也就可以解释这些国家为何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失败者了。
其次，工业革命开创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则处于相对无序状态。此时，社会整体上已经跳出了“野蛮丛林”困境，人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获得了一定的保障；相应地，人们开始通过契约而不是武力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纠纷，特别是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之后，人们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于财富创造和积累的活动中。但同时，社会制度并没有充分体现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正义，市场规则、市场信息以及资源分配等都很不公正；相应地，强者往往可以利用一切可能使用的资源来发展和积累财富，并通过迫使劳动者付出更多的劳动或努力来获得收益，进而也就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显然，各国经济起飞时期都处于这种相对无序的状态，从而在经济高度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进而导致了社会分层；同样，当前中国社会也大致处于这一状态，因而无序式经济增长的特征就非常明显。
再次，社会制度体现每个人应得权利的有序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这表现为社会基本权利得到不断拓展。此时，人类生活和安全的权利而不是私有财产权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公平而不是效率得到更高程度的推崇。相应地，这从两个方面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1）人们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从而限制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2）人们对公平和自由的关注，使得收入分配更为平均，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降低了资本积累和投资水平。事实上，人们日益关注环境、心灵以及自由等社会性需求，而不是致力于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相应地，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准往往因社会性需求的不断满足而得到提升，但经济增长速度或GDP指标确实下降了。显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这一阶段，此时，国民生产总值一般不会出现非常剧烈的震荡（就像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国家一样），往往都是围绕1%~3%的支点上下波动。
关于社会有序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比较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英国之所以能够领先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而取得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英国在19世纪初之前就建立相对稳定的国内秩序和社会制度，从而激发起创业投资浪潮；法国等国家却经受长期革命和战争，财产往往无法获得保障，当然也就不可能致力于创办企业和发展贸易，大量的发明也无法运用于生产。
可见，制度的相对无序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甚至无序式经济增长也似乎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经济学所称的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替代关系，其原因在于：（1）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带来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和资源占有，少数强势者就可以将集中的资本和资源，投入到再生产中而推动经济的增长；（2）在不公正的收入分配下，绝大多数没有财产积累的弱势者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劳动以维持基本生存，从而创造出更大量的社会财富。
当然，一些国家也存在相对无序状态，但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高，这又如何解释呢？一般地，相对无序的制度是否能够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还取决于这样一些条件：（1）剩余产品的流向，如果流向必需品的生产领域往往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如果流向奢侈品的消费领域则会抑制经济的快速增长。（2）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在人们的容忍限度内，就会促发改善生活的更大劳动努力；如果收入分配不公程度超出了人们的容忍限度，就会激发出相互斗争和掠夺活动以改善生活。尽管这些也与社会制度的有序性程度有关，但也涉及一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
就中国3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表现而言，它基本上也是在无序状态中取得的。这在两个方面表现突出：（1）中国经济增长往往以无节制的能源消耗为代价。事实上，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包括石油、原煤、粗钢、氧化铝、水泥等资源消耗量）是发达国家数倍。正是由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污染性或高能耗的产业，如果考虑今后对环境的治理成本，那么实际GDP就将大幅度下降。我们也可以从几个迅速发展的城市对资源的耗费，来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增长的无序性。如以“黑金资源”创造经济神话的鄂尔多斯，因2011年底的煤炭量价狂跌而陷入债务危机；曾经是中国六大产铜基地之一的云南东川，已被列入资源枯竭城市名单。（2）中国经济增长往往以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为前提。这只要看当前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变动状况就知道了：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有鉴于此，尽管社会制度的相对无序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无序式经济增长也不能持久，它必然受到自然和社会资源的制约，进而也会被社会冲突而打断。
1理论上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无序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源粗放式投入所促动的，从而会出现无发展式的增长。显然，这种增长动力必然是有限的，如果无法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那么社会发展最终将趋于停滞。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后劲都跟不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粗放型的发展耗竭了资源。克鲁格曼就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的产出增长是没有什么值得宣扬和推崇的，因为这主要是粗放式投资的结果，正因如此，“简单地用它们过去的增长速度预测未来，很可能大大地高估了它们真正的前景”，因为“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报酬递减的约束”。其实，不仅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东亚新兴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不仅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经济起飞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也是如此。有鉴于此，我们一定不能简单地根据经济增长的速度来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无序导致强势者或投机取巧者从经济增长中取得了大部分收益，从而使得财富分配极不合理。显然，这种发展以正义不彰为代价，最终必将会引发社会矛盾而导致经济增长之路突然中断。首先，如果劳动收入与其贡献很不相称，那么就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正如克拉克所说，“如果他们只创造了财富的很小一部分却得到了全部财富，他们可能就不会追求社会革命了。但是，如果他们看似生产了很多但却只得到了一部分，很多人就可能变成革命者，而且全社会都有权这么做”。其次，即使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也会将社会劳动时间引导到财富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生产上。关于这一点，即使是观点右倾的巴罗也承认，“如果差异十分巨大——比方说，用潜在收入上的不平等衡量——那么人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将它们的精力花在重新分配收入上，而不是用在生产商品上”。事实上，尽管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在以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不稳定和不连贯的，经常是大起大落，形成了周期性的冷热循环，这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2实践中的困境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一方面，尽管一些经济学人往往把西方社会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完善的社会制度，与被认为具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联系起来；但是，西方社会的经济高速发展却是发生在古典主义时期，而当时的社会制度非常不健全，收入两极化和贫困现象非常突出。正因如此，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等就成为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根本问题，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都关注现实制度的改革，以致当时的经济学根本没有形成所谓“完善而严密”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尽管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建立起了严密的分析逻辑和研究范式，但自新古典经济学以降，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地降低了；不过，由于社会制度的相对完善，西方社会已经逐渐从粗放式发展道路转向了集约式发展道路，相应地，西方社会的总体发展保持了相对稳定，人们的福利水平也得以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
无序式经济增长的近代典型例子就是南非。在相当长的时期，南非国内生产总值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由黑人廉价劳动力，以及有利于白人圈地的土地制度所支撑的。这又可归因于南非政府1940年代就正式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一方面，主要工业化国家早已越过原始积累时代，高税收、高福利、强势工会导致产业外移的潮流，南非搭上了全球化这班车而融入国际市场，并依靠“低人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另一方面，尽管南非因多数人口（黑人）消费能力低下而长期“内需”不足，但它成功地利用外资开辟“外需”。确实，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提高了那些被欺负的黑人的生活水平。纵向看，南非黑人的生活比以前要好；横向看，他们比周边那些黑人掌权的邻国的大众生活水平也高出一截。正因如此，南非白人经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任何地方（的黑人）”来为自己辩护。但是，这种说法当然掩盖不了南非“经济奇迹”背后存在的白人与黑人之间触目惊心的收入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更不能替当局剥夺黑人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权利的恶行遮羞。南非的基尼系数达到0.55，是所有有统计的国家中最高的，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最高峰。正因如此，南非的社会、经济和种族矛盾日益尖锐，奇迹难以为继：70年代末经济减速；到了80年代，政治极端不稳定以及国际金融制裁导致南非的投资环境恶化，从而使南非的经济增长率下降，198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当前，中国社会也因无序式经济增长而面临着经济发展中断的危险。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珠三角地区的现实情形。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起步最早的地区，也是目前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同时也是非常无序的地区之一，迄今还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模式，经济增长粗放、环境污染加剧、区域整体生态功能脆弱，已成为制约广东省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例如，广东省单位GDP的用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在31个省市中居21位，远远低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最近的资料也显示，广东省工业、农业、生活用水等污染源60万个，占全国的10.1%，位居首位；其中，经济最发达的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江门五市的工业排放总量就占全省65%以上。显然，无序产生出了依赖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这日益成为制约广东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阻碍；同时，无序产生的收入差距正在导致大量的劳资矛盾，这也是近年来广东省不断爆发恶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增长，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相对健全了，而在很大程度呈现出无序式增长的特征，这种特征典型地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目前正位于社会制度的无序程度与发展速度之间所呈“倒U型”函数关系的第二阶段：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和平和的状态，没有剧烈的武力或专制冲突，而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依然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强势者和既得利益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各种资源，而那些弱势者也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投入，两者都在客观上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正因如此，在这种基于供求决定的纯粹市场中，社会分配制度往往遭受到极大的扭曲，以至个人收入所体现的主要是其权力而非贡献；相应地，整个社会的合作并没有坚实的认同基础，不存在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私利和公益之间自然和谐的预定协调”。
一般地，任何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面临着一个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有序、从高速而震荡到低速而平稳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显然，欧美在没有任何外来竞争压力的情形下经过两三百年才逐渐调整过来；东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台湾等）在经受了一定的阵痛后也已经有了较大的调整。而实行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尚没有很好地完成这种调整，因而在经济增长受到内外因素的限制之后，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就会急速暴露出来。同样，尽管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增长方式转换，社会矛盾总有一天也会集中爆发。显然，这是很值得中国主流经济学者和执政者深思的课题。
当前中国社会中大众的应得权利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严重背离，而且背离程度还因为放任的市场机制而变得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情形，一些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仍普遍认为，通过经济的不断增长可以缓和人们对应得权利的诉求。这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显然，从历史上看，德国的俾斯麦、法国的基佐、韩国的朴正熙、英国的撒切尔等，都曾希望用不断增长的物质供给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试图用福利的供给来取代公民权利。然而，他们的想法几乎都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一旦强权减弱或不再之后，整个社会就陷入了混乱，经济的持续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了。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本来拥有吸取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后发优势，进而减少社会良性发展的摩擦成本；但不幸的是，不少经济学人却热衷于重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面对当前的问题则以发达国家的历史情形进行辩护。
社会制度的好坏并非没有标准：一般而言，好的社会制度能够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和各类资源，能够调整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从而可以促使社会秩序的持续扩展。相应地，社会收入分配状况也就反映出分配制度的健全程度：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该社会的分配制度越不公正。由此来看，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以及当前中国经济大增长时期，社会矛盾往往都呈现出迅速激化之势，都造成了社会贫富极端的两极分化；由此，我们可以说当前社会制度处于“失范状态”。罗尔斯曾指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即一个由一种共同的正义观有效调节的社会里，对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也有一种公开的理解”。不幸的是，当前中国社会却充斥了正义的不可知论。尽管西方学术界已经发展出了相当成熟的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包括资源平等、福利机遇平等以及以不平等对待不平等的平等主义等；但是，中国社会中大多数主流经济学人却往往不甚了了，乃至于故意视而不见，还想当然地以评价标准的主观性宣称，制度好坏没有一个直接而一致的评价标准，倾向于歪曲地利用“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一“尚方宝剑”，为那些功利性的现实制度和政策辩护。与此同时，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受到现代经济学中肯定性理性思维的影响，不少经济学人也热衷于基于经济学原理来“精心设计”制度，或者照搬西方社会的“先进”制度并通过权力部门来正式付诸实施。但显然，这些有意识的改革措施大多并没有取得什么明显成效，如国有企业改制、新农村建设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等攸关民生大计的改革等都是如此，这反而使得社会制度遭受进一步的扭曲。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