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战略的逻辑来源于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即国际政治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所处的全部地表自然环境所规定。在这个主要以地理定义的大背景下，各类不同的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内外属性、行为方式以及它们之间基本的政治关系和互动，很大程度上是由被称作“国际关系物质基座”的地缘秉性或地缘动能限定的。因此，地缘战略就是在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维持、巩固乃至扩展其国际政治权势的国家大战略。它所涉及的是经久的地缘空间关系对国际权势关系和权势重心的影响，是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与之关联的技术、社会政治组织及人口状况变化趋势对国家间权势对比和权势使用的内在含义。“空间”（space）与“权势”（power）是地缘战略最基本的概念，而权势在特定空间方向上的积聚、收缩或扩展是其致力于回答的根本问题。
与国际学术界的通常看法不同，中国有着异常丰富的地缘战略理论与实践传统。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时期到公元19世纪的清王朝时期 中国的战略学者和国务活动家在大战略的筹划与实践过程中一直有意识地将地理知识运用于政治、军事与对外政策领域。一方面，在地理研究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和军事隐喻。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战略家们在其政论和兵法中相当重视地理因素的制约效应，“地利”成为战略筹划所必须加以考虑的若干致胜机理之一。在这一点上，中西战略学界可谓有着渊源不同但精神相通的“地缘战略偏好”。尽管地缘战略的内在逻辑实际上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军阀与谋士的思维习惯，不间断地作用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和军事实践，构成了极富特色、异常牢固、毫不逊色甚至远胜同时期其他国家一筹的战略传统，但由于中国学者尚未对此进行较为细致的学术梳理和体系建构，因而尤其值得加以深究。
作为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战略思维习惯，中国的地缘战略是一种以维持、巩固乃至扩张特定政权、国家或帝国的总体权势为目标，通过对特定空间地理区域之位置、形态、地形、资源、人口等地缘政治要素的通盘考虑，得出对特定强权综合实力和可用资源的大致评估和特征分析，并循此推算出该政治行为体在处置与地理空间上相接近的其他强权之关系时应当遵循的恰当路径。这种战略特别集中地反映在历史上各王朝权威崩溃后，各种类型的军事—政治集团在相互攻伐和蚕食、鲸吞过程中，对如何成功实现区域霸权乃至席卷天下战略的筹划及实施中。
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出现在公元前约300年到200年期间的战国时期。以司马错、苏秦、张仪为代表的古代中国战略天才在分析地缘政治形态的基础上，致力于为秦国谋划其实现霸权乃至争取天下的地缘战略。尽管他们在具体建议上存在明显分歧，但他们的战略主张至少在精神逻辑和战略分析基础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寻找一方能够足以支撑强秦席卷天下的战略总基地。在这些战略天才眼中，这个基地就是“关中”。
在冷兵器时代，这一由黄河、秦岭、崤山等地理天险以及一系列军事要塞（函谷关、武关、萧关）所环绕的区域，在战略防御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与此同时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关中平原在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可耕地面积和粮食产出等方面显然也足以支持盘踞于此的强权以“耕”“战”向东争取中原，从而确立对全中国的统治。中国的历史也一再证明，由于地形对军事行动的巨大阻滞作用，关中地区在面对由东向西的军事进攻时，几乎是无法被攻破的。少数的成功案例只有汉代的刘邦，但刘邦偶然性的成功是建立在秦帝国境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秦国统治几近崩溃军事主力（章邯军）被项羽所牵制的情况下，不具有普遍意义。从这一点来讲，至少在公元10世纪初唐朝倾覆之前，关中平原之于整体中国的战略意义，正如英国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J.Mackinder）所揭示的“心脏地带”（heart land）之于世界权势的意义。关中就是中国的心脏地带。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这一时期的许多战略家几乎已经得出了类似麦金德的结论：“谁统治了关中，就控制了中国的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就控制了中原（关东）；谁统治了中原，就控制了天下”。基于此，战国时期的战略天才们为秦国所谋划的地缘战略无一例外是固守并开发这一心脏地带的战略资源，充分发挥其优势，稳步且坚定地扩大势力范围，并选择一个战略方向，先是南方（蜀地和汉中，司马错的主张），最重要的是东方的中原（关东诸国，张仪的主张），发动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攻，最终席卷天下。自秦孝公尤其是秦惠文王开始，除少数时期外，秦国始终在一以贯之地执行这个战略，并最终于公元前221年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巨大成功。
大约在半个世纪之后，汉代首屈一指的政治学家和战略家贾谊在从意识形态角度（国家战略的成败在于是否施行“仁义”而非单纯地依赖地缘政治）根本否定秦国政治经验的同时，也不得不对秦国所占据的有利地理位置和正确的地缘战略表达出足够的敬意（尤其是秦国在战略防御上因其“形”最终获得的“势”上的巨大优势）。东汉的学者和诗人张衡也对秦汉时期的关中平原在地形地貌、可用资源、人口密度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及其对秦国兼并其他诸侯的巨大助力有过极为精彩的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关中平原并非是中国心脏地带的唯一候选者，稍晚更为有名的对中国心脏地带的论述，当属后世战略学家对四川盆地地缘政治优势的论述。尽管在公元前300年前后 四川盆地还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主要为蛮夷所占据的落后地区，但有眼光的战略家们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地区潜在的地缘政治价值。最早是司马错。正是在他的建议下，秦国展开了对四川盆地的远征并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极大地扩展了其地理空间范围和综合实力，为后续攻伐山东诸国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物质基础，“蜀既属秦，秦以益疆，富厚，轻诸侯”。
而最深入阐释四川盆地优越的地缘政治价值的，当属公元3世纪初的战略天才诸葛亮。东汉末年，在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下，作为同时存在的近二十个军阀之一的刘备的首席顾问，诸葛亮曾力图为刘备集团谋划一种夺取天下的宏观战略。他特别重视长江以南地区（益州、荆州、扬州）之于整个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强调中国地缘政治重心有由关中和中原向长江以南地区转移的趋势。尤其在关中平原被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所摧残之际，长江以南地区在地理、人口、资源等方面之于整个中国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愈发凸显。
其中四川的战略优势尤为明显，这既体现在由秦岭、岷山和三峡等构成的一系列利于战略防御的地理天险上亦体现在四川盆地内部大面积的、主要由先进的水利系统灌溉的土地以及稳步上升的人口数量上。因此在诸葛亮看来，四川是中国的另一个心脏地带，它足以取代关中在中国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心地位，“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在此基础上，诸葛亮极力建议刘备夺取并有效开发这一区域，同时在与另一个占据长江流域的军阀孙权结盟的基础上，对抗北方政权并最终攻取天下。
尽管诸葛亮前瞻性地意识到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出现了由关中地区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向长江以南地区转移的趋势，但他显然过早预言了这一趋势的到来。至少在他生活的时代，这一趋势还不足以动摇北方在中国地缘政治上所占据的压倒性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诸葛亮的地缘战略是建立在趋势预测而非现实地缘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其结果则是导致战略目标与可用资源之间严重不匹配。而这种目标（不要守成、而要进取；不要总体防御、而要战略进攻；不要割据、而要夺取天下）与可用资源（人口、兵力、资源）之间严重脱节的情形，在持续的战略进攻背景下不断恶化，导致诸葛亮所主政的蜀汉政权在财政和资源上几乎被拖垮，并最终被北方政权所征服。
在历代旧王朝的大混乱中，中国军阀或霸主所关心的问题一般都集中在如何采取一种恰当的战略以获得战争的胜利，从而夺取政权并重新建立大一统的帝国。而通过对中国内部地理条件的细致考察，可以看到，发现、占领和开发一方在地理上相对完整的、有利于战略进攻和防御、并且可以提供足够资源的领土区域，对于个别竞争者实现帝国统一目标大有裨益。相反，不恰当的分析或预测，往往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也为历代雄心勃勃的争霸者进行地缘战略实践提供了机会，因此对中国心脏地带的定位以及围绕对心脏地带的争夺、控制和开发所进行的战略设计，也构成了中国地缘战略的永恒主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同于中国历史上诸多政治/知识精英以“修齐治平”为目标、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意识形态主张，中国地缘战略传统从不低估“形”“势”乃至人性的险恶，而是一种以称霸为终极目标以积蓄和投射军事力量的方式完成控制具体地域空间为特点，异常冷静（有时甚至稍显残酷）且具有严重物质主义倾向的政治现实主义。
长久以来，周边区域尽管在文明程度和社会财富积累上远逊于中国，但却时常能对中国的繁荣甚至生存构成非同一般的影响。尤其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往往凭借麦金德所说的“优势机动性”发动持续的军事进攻，对中原的生存构成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威胁。这一点从公元前8世纪晚期游牧民族犬戎攻破西周首都镐京，4世纪内附匈奴攻破洛阳，13世纪蒙古占领中原，到17世纪另一支半游牧民族女真开始统治中原，均得到了证实。
基于这种军事威胁的现实存在，两千余年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战略家都已充分意识到位于中国北方群山（贺兰山、阴山、燕山）及黄河河套以北的地理区域，在地形地貌上与中国其他区域的差异及其所代表的地缘政治意义。而这种地理差异诚如美国当代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所总结的那样：“长城以南，从西藏到大海，所有河流最终均流入大海；除边缘部分的极少数例外，长城以北的河流多为内陆河和季节河，均不流入海。长城内侧，气候主要受东南亚季风影响；而在蒙古及中亚内部则是一个“独立的”、不属于中国或西伯利亚的气候系统；……长城内侧有发达的农业和众多人口，长城以外则人口稀疏，虽有个别依托绿洲的农业耕地，但绿洲之间被沙漠或干旱的草地所割裂，在几千英里的范围内根本没有农业。”正是在这种地理现实的塑造下，长城以外的异族在生活方式、文明形态、军事战略和军事技术上，均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迥然不同。
正是基于以上事实，中国古代的战略家多将这片位于黄河与蒙古戈壁沙漠之间的地理区域视为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前进基地和战争的策源地。因此，只要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帝国的安全，中原统治者的战略就是致力于派遣大军北出草原地区进行周期性的、目标明确的军事远征，以期彻底摧毁该地区的战争潜力。这种军事远征多发生在中原王朝始创、武力振作和国力伸张之时。而从对游牧民族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看，个别案例甚至可以被视为是中国的“亚特兰大进军”（Atlantic March）。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汉初对匈奴的讨伐。
一般而言，这种预防性军事远征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维护帝国边境的和平。例如，公元前3世纪秦帝国统一中国后，便开始实施对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军事攻势；公元前2世纪在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汉朝对匈奴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打击；公元6世纪，隋帝国及后来的唐帝国对突厥的军事讨伐和政治攻势使其先是分裂为东、西两部，之后被完全驱逐出中国的边境；公元15世纪初，明帝国对退回到草原的蒙古实施的连续且猛烈的军事打击，至少在1449年“土木堡之变”前确保了帝国北部边境的总体安全。
但是客观地讲，中国历史上这种军事远征的效果只是短期的、暂时的。历史多次证明：游牧民族在某些时候可以被逐出中原王朝的边境但永远无法被彻底消灭。生来便为优秀战士的游牧民族在机动性、后勤 组织、动员等方面享有的独特优势加之对地理条件的灵活利用，使其在对抗中原王朝武装力量时往往能够轻易占据上风。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之一晁错有过精辟的论述：“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典型的例证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对匈奴的军事远征取得重大胜利仅仅十余年后，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匈奴便再次向汉帝国发动进攻。在汉帝国最主要的机动兵力浞野侯赵破奴部约二万骑兵全军覆没后，汉帝国边境再次面临匈奴全面入侵的严重威胁。
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在军事技术、战略战术方面的优势，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逐渐认识到对其发动军事进攻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即中国北方的群山、黄河以及军事要塞）进行总体防御，将发达的农业地区与草原牧区进行空间隔离，这成为次佳的战略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是，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在对匈奴采取军事进攻后不久便意识到利用地理优势来防御匈奴，于是开始修建长城以实现这一目的。汉哀帝时期的文学家和战略家扬雄曾评论道，“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馀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
中国周边地缘战略另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传统是在中国周边地理区域内构筑朝贡体系。朝贡制度来源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这个制度是在承认中国皇帝最高统治权力的前提下，将“天下”划分为以皇帝（天子）为核心，向外依次为中央王朝（天子直接统治）、朝贡国（天子间接统治）以及化外之地的一系列同心圆。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看来，这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几乎覆盖亚洲全境的朝贡制度（即朝贡贸易体系），这是亚洲历史上的独特体系”。
在这种典型的“中国中心”的世界观中，中国借助其强大的力量和文明，居于朝贡体系的核心和顶层。周边国家必须承认中国的统辖权和至高无上的地位，除非其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沦为夷狄。这样一个等级化的、在地理上涵盖中国周边甚至整个东亚的、本质上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在东亚历史上长期存在，尤其是在中国中原王朝始创、国力强盛的时期。除了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处于敌对或战争状态外，朝贡关系是中国处理与西域诸国、朝鲜、中南半岛和东南亚邻国关系的一般模式。
对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而言，在朝贡体系中，周边国家同中国的政治关系是统辖者和被统辖者之间、具有明显尊卑和不平等特点的等级关系。周边国家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国朝贡称臣，奉天朝正朔（以中国皇帝年号纪年），中国对周边国家则进行敕封（即中国皇帝对藩邦的国王、王妃和世子的册封）。在经济上，朝贡体系主要表现为藩邦向中国皇帝贡献方物，与之相应，中国皇帝对番邦进行赏赐，同时伴随着数量和价值更大的双边贸易往来。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朝贡体系中的宗主国和核心，中国并不直接插手朝贡体系中其他政治行为体的国内治理，一般也不要求进行任何的领土调整 但要求周边国家必须在军事、政治上发挥“篱”的屏障作用，并向中国皇帝称藩，表达象征性的臣服，否则将面临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甚至直接军事打击。例如，中国隋、唐两代对高句丽的讨伐，明、清时期对越南的讨伐，其根本目标大多不在于扩张领土 而在于展示兵威、要求臣服、扶植友好政权和维持势力范围。这与因安全目的而对北方游牧民族发起的军事打击在战略目标上存在巨大差别。例如，唐朝在武力征伐百济后，依然使其保有政权和领土。
公元14世纪，当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成功推翻蒙古统治，恢复中原王朝统治后，宣布永不征伐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三佛齐、渤泥国、湓亨、白花国、西洋国等周边藩属国家，“共享太平之福”。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君主之一，朱元璋以其审慎的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手段来经营周边，这集中反映出中国政治/知识精英长久以来对朝贡体系性质的基本认识。
虽然周边国家对这种以中国皇帝为核心的朝贡体制有着“从自身文化出发、特殊的理解甚至利用的情形”，朝贡体系的建立也往往是中国周边国家慑于中原王朝强大武力的结果，但在多数历史时期，周边国家一般出于经济（极为有利可图的朝贡贸易）、政治（希望凭借中国皇帝的承认以压制国内的反对势力）、安全（希望与邻国发生纠纷时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等目的，能够主动遵从这种政治安排。在朝贡体系中最为典型的国家是14世纪后的朝鲜，特别是16世纪末明神宗时期明军援助朝鲜击退日本侵略后，朝鲜成为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成员。
正是通过推动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中国成功在周边营造了一个在地理上环绕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缓冲地带。这个区域基本覆盖了今天的整个东亚，并确立了延续千年的地区国际秩序。尽管这种体系在当代常因“等级化色彩强烈”“否定国家间平等权利”等遭到指责，但它与更晚出现的、以领土占有和经济掠夺为主要目的，以冷酷逐利和血腥压迫为特点的西方殖民体系相比，至少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维护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秩序，确保了相对公正的国际关系，并在维持区域国家内部稳定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而朝贡体系强调统治的正统性与国家间秩序以及基本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实施领土空间扩张的作法，对于塑造当今世界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三、道义至上与以华变夷：“反地缘政治”的战略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历代政治/知识精英在谋划大战略时，同样关注文化、信仰、道义等因素的作用，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地缘政治”的战略传统。这种战略传统最根本的主张是反对滥用武力、反对领土扩张尤其反对向地理上遥远的国家运用武力。这种战略传统不是策略性的（尽管还有不少案例是策略性的，是在国力不济时对被迫实施防御甚至收缩态势的道德美化）而是被真诚信仰的。例如，早在中国周王朝时期，当周穆王准备对西北的犬戎进行军事打击时，大臣祭公谋父的对答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道义至上”战略最主要的精神要旨。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以实现正义为目标（推翻暴政、建立秩序、巩固和平）发动的战争外，其余那些以领土扩张为目的发动的战争，一般被认为是道德可鄙的，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也是不确定的，相反大多是为了满足皇帝本人的好大喜功甚至个人贪欲，其结果是导致国内经济社会失序，严重损害国计民生必须坚决反对。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汉武帝数度用兵匈奴和西域并在新征服的领土范围设置新的郡县，显著扩大了汉帝国的领土疆界之后，却遭到国内政治/知识阶层的强烈指责。
这种战略实际上主张，即使有一些周边国家表示不臣服，拒绝履行朝贡义务甚至直接挑衅中国，但是中国的正确决策绝非武力讨伐，而是应从自身文化、道德水准、国内治理等各方面进行真诚的检讨，以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和再度依附。孔子曾指出，“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只有当这些方法皆不奏效的情况下，中国才可以进行相应的战争准备，以使中国皇帝“威德遍于四海”。
除了审慎使用武力、拒斥扩张的战略克制传统之外，中国“反地缘政治”战略传统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倾向，还体现为一种“进攻性”的以“以华变夷”为主要代表的意识形态输出战略。实际上，早在春秋末期，在中国周边非华夏部落不断入侵中原的大混乱中，孔子最早也最为权威地将“华夷之辩”作为界定“中华—他者”的主要标准和依据。根据对中国周边地区政治地理的一般性理解，环绕在中央王朝和周边诸朝贡附庸国之外的化外之地，分别是北方的狄、东方的夷、西方的戎和南方的蛮。这些族群的文明程度较低，言行被认为是不可信的，他们被作为先进的华夏文明的反面而存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中国相互敌对。
正是这种对“中华—四夷”的政治地理定义，构建起中国政治/知识精英对国际空间和政治认同的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但如上所述，在面对作为华夏文明反面的他者时，中国对其军事打击和领土占领是异常困难的和不可持续的，倘若中国加大对先进的华夏文明的推广力度，更多地凭借软实力而非代价高昂且效果不确定的军事手段，对于实现“天下大同”梦想能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正是依据这种判断，中国政治/知识精英长期以来坚信，在先进的华夏文明的吸引和感召下，中国周边的蛮族终将放弃其原始的、落后的生活方式，接受中国的道德文字、衣冠礼仪和政治制度，从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就是“以华变夷”。
“以华变夷”作为一种洋溢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和文化优越感的战略主张，其核心是对华夏文明超脱空间地理限制的普世主义信仰，体现出数千年来中国政治/知识精英对这一战略正义性和必然性的笃信。孟子曾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以华变夷”所强调的战略路径，即主要以文化力量而非武力实现华夏文明的一统天下，以文化、礼仪和制度而非领土作为这种“反地缘”战略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志，即“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在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因素（对于非暴力、道德至上原则的坚守以及对于循此路径有望达成的“天下大同”目标的信仰）始终是中国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即使在中原王朝致力于消除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边界的安全压力而展开的军事远征的情况下，其战略意图亦被归之为“消除罪恶”“惩罚不道德”等意识形态原因而非追求帝国的安全。
作为一种有着深厚思想渊源的战略传统，地缘战略在中国历史上持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总体来看中国的地缘战略体现为一整套的、由多层次战略目标与多种战略路径及可用手段构成的国家大战略传统。在中国传统权威崩溃、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地缘战略始终作用于诸多权力竞争者的军事和政治博弈中；在实现国家统一、新兴王朝实力呈现上升趋势时，地缘战略开始在中国的周边或区域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影响而“反地缘政治”战略传统的长期存在，在强化了中国的“软实力”基础和道义感召力的同时，亦使中国在对外战略的选择上更具多样化和可替换性，极大丰富了对外政策的路径手段。而地缘战略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中的几度兴衰沉浮，也再度证明了荷兰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海尔曼·乌斯滕（Herman Wusten）的观点，“一般说来，如果地缘战略在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与日常政治辩论中的作用开始大幅增强，表明其国内社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权力地位或者正在面临极大危险，或者正处于急剧变动中”。
应当看到，在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中，尤其是在营造周边安全环境和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无论是发动军事远征，还是依据地形进行战略防御以寻求周边安全，或是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和塑造地区秩序，都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的实力基础密不可分。总体来看，中国地缘战略运用最为集中、成效最为显著之时，一般都是中原王朝初创、国力强盛、国势上升之时，国家的强盛无疑是中国成功推进地缘战略，有效经营周边的前提和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反复证明，地缘战略的成功运用，不仅有利于营造一个安全、友善的周边安全环境，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国势气运。由是观之，国力国势的大勃兴与地缘战略的大成功可谓相辅相成。总体来看，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这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国家大战略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国内秩序应是中国大战略制定中最重要的战略关注点。从历史上看，中国地缘战略理论实践的几大高潮期往往出现在原有政治秩序崩溃、社会秩序混乱、各种权力竞争者争夺中原控制权的过程中。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中国传统的政治/知识精英一贯的认知——中国就是“天下”，中国内部的政治秩序（而非中国传统统治范围之外、实际价值较小的化外之地）是历代战略家关注的重点。事实也确实如此，除了少数几次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全面入侵外，中国只要能够维持国内良好的政治秩序、经济局面和社会稳定，实现国力、国势的大复兴绝非难事。因此，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急剧变化的今天，除了直接关乎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件和大趋势外我们仍然应该保持战略定力，稳住阵脚，统筹协调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切勿顾此失彼。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战略手段和国力未逮时的卧薪尝胆，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广阔历史视野、深刻洞察力且必须长期坚持的国家大战略。
其次，无论是出于军事安全还是意识形态的考虑，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并不存在对领土扩张的物质崇拜。历史上 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确实存在营造周边安全环境甚至维持势力范围的现实冲动。但这与西方经典地缘战略过于强调以军事实力谋求领土扩张不同，中国地缘战略传统更多地体现出相对保守、不过于注重空间扩张的精神特质。这尤其体现在即使在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中国一般也不谋求极大突破既有的边界范围 也不将占有领土、扩张领土视为国家生存和民族发展的必要手段。即使是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远征，其主要目的也多在于破坏对方的战争能力和消除现实军事威胁并非占领或扩张领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地缘战略传统的精神内核是寻求安全特别是确保帝国边界的安全，而非领土空间的无限度扩张，这有效避免了对领土的物质主义崇拜和对滥用武力的迷信。由此可见，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与西方经典地缘战略有显著区别，后者将空间与权势相联系甚至互为因果的理论逻辑，及其体现出的异常悲观的、冷酷的、宿命论的精神情调和在现代世界历史中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如催生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大规模的武装侵略），这与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
再次，中国地缘战略传统极为关注周边秩序的塑造和区域中心地位的获得。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长期作为东亚的文明核心和权势重心，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乃至“天下”应有的政治秩序有着独特的理解。在这一秩序中，周边国家必须承认其与中国在实力、文明上的差距悬殊，并至少在口头上对中国表示顺从和臣服，同时承担藩篱义务，相应获得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相反，如果对该区域性政治安排公开表示不服从，或者对中国的中心地位和帝国威望进行挑战，必将面对中国的不快甚至部分时段的军事打击。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中重要地位的确立，以海洋权益纠纷、领土边界争端、军备竞赛、核扩散为代表的地区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激化，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地区稳定和中国周边安全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周边的个别国家在屡屡上演“以小欺大”闹剧时必须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中国进行的对外军事讨伐尤其是针对除北方游牧民族之外的军事讨伐，起因多不在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而在于个别邻国对中国威望的持续挑战。
最后，“反地缘”的战略传统是对中国大战略的有益补充。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政治/知识精英极为推崇文化、道德等“软实力”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中的重要作用，并始终存在着将先进的、优越的中国模式进行推广的冲动。这种战略传统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很长时间内超越了地缘战略的范畴，而体现为一种文化传播战略。从实际效果来看，鼓吹道义至上而非迷信暴力，推进文化交融和精神传播而非依赖占有空间和控制领土，这样一种战略传统在构筑东亚文明共同体进而确立中国在东亚区域的核心地位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自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东亚的军事入侵，加之中国的积贫积弱，导致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急剧下滑和地区核心地位的完全丧失。但一个多世纪后，在和平发展效应的不断聚积下，中国由于能够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国家历史演进，同时又被证明为成功的社会发展道路，可以也必将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国提出推动构建有着鲜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印记的“和谐世界”，正是这种“反地缘政治”战略传统在当前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体现 而这种战略传统效应的持续，也必然会助力中国国家大战略的有效推进并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