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城市结构与功能的转换，是一个城的作用不断减弱，市的作用不断加强的过程。落实到上海这座城市，19世纪初，受租界内工商业发展以及中外移民聚居的推动，不到两年时间，就已将包围在自己周边的城墙基本拆除了。这种将地界隔绝拆除的举动，在当时只是出于对政经形势的被动顺应，有便利商贸活动的考虑。但过了不久，它所隐含的更精深的文化意义便显现了出来——随着城墙的拆除，城市的所有屏障，包括城市人的观念屏障也渐渐松动了。结果是，它锻炼出一批心态开放的市民，并挟地理位置的优势，吸引了更多的人往来出入。在这种我们称之为“去城化”的往来出入中，不同文化开始频繁地会面与融合，为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有了更自觉的输出与交流，城市的视野由此变得开阔，城市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也因此变得更为强烈。这样才给了后来的人们一个机会，使他们在咀嚼自己文化的同时，得以有可能体会所谓城市的意义，并从词源上明白它不仅源自罗马人关于地方自治的创造，还在多大程度上表征着“城市”、“市民”与“文明”的三位一体。
21世纪的上海，除了有意识地保留着让人凭吊的一小段城墙之外，具有实质功能的城市围墙早已不复存在。这里要说的是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围墙，它是否已被尽数拆毁，似乎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了，观念更新无处不在，但当上海人尝试着对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作再度确认，一些地方，新一重的故步自封与另一种意义上的因循保守开始显现出来。尤其是过分突出这座城市的经济属性、物质功能和数字化特性，而忽略在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更广大的背景下，培植适合人诗意栖居的人文关怀，已使得城市的人性化质素多少有些减退，以致它看上去有足够的喧腾，但精神上的安详似少了些；它不断向外输出，但全方位的给予总嫌弱些；它面上的表达日见繁密，但对人的养护与包容却多少存在着欠缺。而崇尚利润与效益的商业习气的深度弥漫，日渐波及精神领域，使得城市的文化创造也多少沾染了求近功、食短利的习气，更让人的内心承受了过多的压力。而一些影视剧、娱乐节目过分沉浸于财富与欲望的争逐，缺乏对激情和崇高的回应；各种刊物、网络一味以能与市井趣味平齐作为生存之道和发展之方，甚至不惜主动迎合，出让引导受众的责任。凡此种种，最终使衡量城市精神成长的尺度在某种意义上被搁置了，文化对城市人心灵的滋养作用和提升作用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略，“市民气”由此成为肤浅和媚俗的代名词。
与此相联系，由于过分关注市场，城市文化策略的制定便多应景式的即时反应，而缺少主动长远的整体规划，文化上的原创性相对匮乏。结果是，我们可以成功地承揽一项文化工程，使之按市场化运作并赢利，但这项工作的核心主体和思想设计往往不是我们的。其情形一如当年的《新青年》在上海出版与发行，但编辑部却在北京。诚然，今天的上海早已不是当年陈独秀《三论上海社会》中所说的，“竟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的学校，竟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处是算盘声、铜钱臭”。但比之银行与商务楼，它引以为傲的博物馆还是太小，大剧院座位的间隔还是太局促。今天上海的文艺创作虽不像当年王钝根《小说丛刊序》所批评的那样，“试一究其内容，则一痴男一怨女外无他人也，一花园一香闺外无他处也，一年届破瓜一芳龄二八外无他时代也，一携手花前一并肩月下外无他节候也”，但唯美散文、隐私化写作是不是仍在？至于一般市民，如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所说，“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袍马甲，坐了新式的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是不是还有？
推进城市文脉建设的三个维度
一切的开放说到底是观念的开放，一切的进步说到底是文化的进步。如何使上海在进一步“去城化”的同时，又扎扎实实地保护好实存的文化遗产，从物质的到非物质的，需要首先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城市治理与文脉保护问题。今天，城市文化建设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实际上是由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沟通与融合趋势加速这个大背景决定的。在世界范围内，已有许多学者指出，以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有更重要的文化维度需要实现。城市文化建设与文脉保护的提出与被重视，正是对这种维度的关注与回应。这一点，应该详加论证与展开。
上海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城市化的进度与程度是一个指标，城市化的品级与水平又是一个指标。前者着眼于量的扩大，后者重视建成过程是否有序合理，是否充分地体现了民主，维护了市民的权利，凸显的是文化的维度，着眼的是质的提升。而这正是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对此，只需看看前些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文化与持续发展：行动主题》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表的《我们的创造力与多样性》就可知道。上海要真正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城市文脉保护的关系，进而建成文化大都市，决不能自外于这个潮流。
上海要建设的文化大都市，是国际性的（现阶段或许首先是洲际性的），其文脉的保护因此必须立足全球化这个大背景，高起点设计，大格局规划。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文脉的凸显与传承，不仅是基于当代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阶段性需要，更基于回应全球化与人类文明发展总体走向的本质需要。故仅将它看成是一个阶段性的政治任务或工作目标是不够的，这很容易在进行过程中走向功利与偏颇。所以，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一定要首先做到不狭隘地理解全球化包括现代化的世俗性特征，片面强调城市规模、硬件等物质的发展而忽视精神。诚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所说，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话题、政治话题与社会话题，“还是一个思想话题”，城市文化、城市价值与城市精神与之息息相关，自然也是一个思想话题。其次，不应泛用和滥用国情作为理由，来拒斥人类共同执守的文明规约与评价标准，或拖延实施这种规约与标准。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如果不能越出上海乃至中国，并使之切实具备与当今世界的全息沟通，与人类优秀文化的切实关联，就很难完成自己的设定。而当上海没能做到这一点，没能建成文化大都市，或文化中心不在上海，那么其他什么中心也就很难在上海。再次，不应以搞活动、搞工程的方式与“赶工”的心态做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工作，如此很难避免割断传统，毁弃自然，盲目追赶，低水平模仿等弊端。在这些方面，以往的教训不少。
二是必须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凸显城市文化建设与市民主体的关系问题。21世纪，继资源、资本、技术、人才与信息之后，全球竞争已进入到文化竞争的时代。城市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文化的竞争，城市的进步说到底是基于文化的进步。文化影响着城市发展的速度与方向，是一个城市跻身国际化大都市不可或缺的准入证。其中，作为创造性主体的城市人的地位尤其得到大大凸显。“文化”一词的拉丁语原意，正是“城市居民”或“市民”。
21世纪同时还是最崇尚人的素质与能力的时代。21世纪的社会历史已日益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史，人本身的历史已经到来，人的主体性维度从未像今天那样得到牢牢的确立。故保护城市文脉，乃至建设文化大都市，都离不开市民主体。如何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精心培育和充分调动市民的主体意识，全方位维护市民主体的基本权益，实现市民主体的理想期待，当然，也包括提高市民主体的整体素质，应该有切实的举措。
为此，应认真开展与普及公民教育。从传统的普法、艺术等基础性教育，到新形势下正方兴未艾的“媒介教育”，等等，都需要我们好好设计与推展。我们以前多道德教育，虽然有必要，也不乏成绩，但不能不承认有时有泛而不切、大而无当的弊病，入人心者少，为人自觉照奉践行的不多。首先，应该接轨国外的成熟做法，吸纳传统文化资源，从基础做起，从孩子教起，引入公民教育的理念，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基础性准则，包括仪式性规范。其次，应努力提升已有的里弄文化，积极营造以市民为主体的社区文化，以便通过建设切合初级阶段特性的包括生活、工作、休闲、学习和创造等综合内容的社区文化，来再造社群，丰富市民的精神生活，最终形成不靠他人组织，仅依个体自觉介入积极参与的市民文化。而现在推出的许多城市文化活动，包括保护与传承城市文脉的活动，因种种原因，与普通市民的联系不能不说太过疏远；所提出的建立学习型社会的举措，能覆盖的人群也实在太少。再次，应努力培育城市的“公共空间”，拓宽市民参与城市建设与文脉保护的渠道，制定能保证其充分享受城市文化发展成果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从而增强其主人翁意识，并最终汇成共识，形成为全体市民自觉执守的城市形象与精神。这个“公共空间”可以是多样的，实现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尤其是面对新崛起的网络虚拟空间，还得有创新的应对方法。
三是必须在城市学的学理研究基础上，审视城市治理与文脉保护的科学性问题。在西方，都市研究兴起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后滕尼斯对“通体社会”与“联组社会”的分殊，迪尔凯姆对内“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区别，都增进了人们对乡村与城市所具有的不同文化的了解。当代城市文化研究，是被放置在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依照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城市是一个具体的分析单位，它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它的建成和发展与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密切相关。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传统需要继承与发扬，这也非常关键。
上海要在保护好城市文脉的基础上实现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乃至最终建成国际性文化大都市，不吸纳这些成果，不向建成长安、汴梁、北京等都城的传统与历史学习，静下心来开展深入的有关城市学的基础研究，必然会留下遗憾。为避免这种遗憾，个人以为，以下数者可为文化大都市建设提供学理支持：首先是城市视角的总体史研究。大都会（metropoli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指“母城”。故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特别需要秉持“总体史”的理念，在解说开埠以来上海城市政治经济等大问题之外，对以前不够重视的市民的日常生活、习尚信仰、禁忌礼俗，以及由此形成的民间传统加以深入的研究。它们是上海城市历史文化中最隐性的部分，也是最活跃的部分，它们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保持城市的历史记忆与个性，赋予城市以独特的人文气息意义重大。相比之下，类似石库门等，只是一些外在符号。其次是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的研究。在西方，从西美尔、马克斯·韦伯到本雅明、大卫·哈维、雷蒙德·威廉斯、简·雅各布、托马斯·班德尔等人，都有关于这方面的专文与专著。譬如从城市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城市的经济特性与市场规则对市民的影响，探索“完全社区”的建立机制，以规避人被城市裹挟的不适感，既力求完善城市管理者在支配与服务关系上的处理方式，又引导城市居住者正确把握责任、义务与个体自由的关系，等等。又以城市生态学的视角，研究城市的资源保护与合理配置，城市在时间与空间、资金与技术的科学分布，城市人群的地缘区隔与精神一体，等等。当然，人与自然、与环境关系的模块、定量分析，也是上述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只讲政策需要、形势迫切等道理，容易流于肤泛和表面。再次是城市的现代性与都市生活的心理学研究。这方面有西美尔《大都会和心灵生活》开端，许多成果足资借鉴。我们应依照中国国情和上海的特点，建立自己的调查机制、机构，有确切的量化指标与统计分析数据，从而准确把握城市的现代性特征和市民的真实心态。譬如有特定职业快乐指数的分析数据，特定人群的死亡、自杀原因分析数据；有社会分层加剧后不同收入人群最佳沟通平台与渠道的问卷调查，社区权利与市民参与意愿的问卷调查，等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这座曾经最“洋气”，现在依然最富国际性的城市的文化脉理，把握市民的心理诉求，从而使城市真正成为人的精神家园。
今天，中国要发展面临着两大不可回避的任务。一个是社会治理，一个是道德重建。城市治理与城市的文脉保护无疑是城市社会治理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故必须从这个高度上认识与定位，任何仅从文物保护或旅游等角度出发的局部措施，都不足以搭准它的脉搏，并完成这一工作。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以上三方面的建议意在努力拓宽问题的“景深”，看似务虚，其实都关乎上海建设文化大都市这个大本大宗。个人真切地感到，哲学问题把握并处理好了，必将对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对上海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等任务的完成大有助益，对上海城市文脉的保护与城市精神的凸显更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