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建构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彼得卡赞斯坦在其所著的«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一书的开篇中就提到,“可以将世界视为一个美国帝权治下不同地区所构成的世界。”随着全球化、地区化以及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地区”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新地区主义对“地区”的界定不再局限于以地理板块为划分依据的古典地缘政治研究法,而更加推崇以共同认知为基础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分析维度。“印太”是当下最受瞩目的地区架构,是美国为了维护２１世纪霸权所推行的最新一轮地区化运动。在“印太”语境下,美国继续以传统的“轮轴—辐条”(ＨｕｂａｎｄＳｐｏｋｅｓ)结构为基础维护亚洲秩序,同时积极推动盟国之间、伙伴国之间、盟国与伙伴国之间的关系,构筑起美国主导下的更为复杂的多边安全网络。美印日三边关系是“印太”地区最重要的一组三边关系,它的形成使美国得以将传统的大西洋—太平洋安全战略转变为太平洋—印度洋安全战略。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双边层面分别探讨美印海洋安全合作和印日海洋安全合作,并且对于美印日三边合作大多数文献关注的是美印日三边对话,而对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的专题研究则较少。故本文将以新地区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分析“印太”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探讨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的形成、发展及影响。
一、“印太”内涵与美印日合作
通过在谷歌学术以及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搜索可以发现,起初中西方学者对“印太”概念的使用都局限于地理生态范畴,此术语未被纳入国际关系学科领域。进入２１世纪后,“印太”逐渐从一个单一的地理概念发展为地缘战略概念,但对于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具体范围还存在争议。随着“印太”一词相继出现在日本、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的发言和政府文件中,“改变了人们如何运用战略术语理解世界的‘思维地图’”,“印太”进入了战略话语。国内学者也大多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的角度对“印太”的缘起和含义做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毫无疑问,“印太”的确是一个地缘战略词汇,但它突破了以往地区主义所强调的地理毗邻,而通过塑造共同战略利益和认知,将原本两个孤立的地理区域结合起来。具体到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印太”既是美印日海上安全互动的地理界线,又反映出美印日三国海洋安全合作的诉求。笔者认为,从新地区主义角度而言,“印太”是美印日共同打造的集体性认知,以强化三国共识。
首先,“印太”是美印日三国合作的“黏合剂”。长期以来,构建盟友关系是美国得以成为世界霸主的重要保障。“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为了维护在中东的利益,主要发展了与西半球盟友的关系,而对亚太区域的关注度有所降低。奥巴马总统上台后逐渐意识到“在经过十年耗费我们(美国)极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的两场战争后,美国将把注意力转移到广袤的具有潜力的亚太地区,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美国全心投入。”由此,“印太成为美国再平衡的指导战略框架”。为了维护美国在“印太”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加大对“印太”地区的兵力投入,同时加强发展与日本的传统盟友关系,深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印太”概念的提出,恰好为美国重振与亚太盟友及伙伴的关系提供了新机遇。“印太”与日本安倍首相所倡导的“大亚洲”(ＢｒｏａｄｅｒＡｓｉａ)具有异曲同工之处。２００７年安倍在印度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到“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汇成为大亚洲地区自由繁荣之海的联轴器”。从而日本成为“印太”概念的积极推动者。印度也是“印太”理念的响应者和推广者。２０１０年以后,印度政府开始频繁使用“印太”概念。印度前外秘夏亚姆萨兰表示:“随着印度在地区和全球地位的提高印度不可避免地向这一广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的中心移动印太概念正好契合这一变化趋势。”来自印度尼赫鲁大学的米什拉也认为,“印太这个新框架赋予了印度印度和澳大利亚领导角色。”
所以,印度学者呼吁“印度应当继续培育印太这个概念以确保它包含在不断变化的战略词汇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印太”就成为美国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战略举措,将日本和印度拉拢在一起,使美印日三国成为利益共同体。其次,为巩固美印日共同利益,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战略聚焦点的立体的“印太”空间体系。“印太”不仅包括了海面及陆地区域,还囊括了与之相对应的大气层、太空、海底等除了确保区域内各国领土、领海、领空及海洋专属经济区免于冲突外,更重要的是该区域公共产品及资源——公海、海上运输线、飞行航线、网络、电缆等的安全。此外,不同于地理意义上的东南亚、南亚、东北亚等具有明显边界的区域,印太是由陆地、空气和海洋相互连接构成的关联体。因此,“印太”不仅是一个地表概念,还是一个三维区间。中国恰处于这个三维空间的核心位置,而美印日为战略空间外缘国家。在这个局部空间内,美印日的战略举动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如领海、领土争端,会被外缘国家视为决定该空间安全框架稳定性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这样,“约束”中国的行为就成为美印日在该区域的重要战略目标。“印太”战略空间是如此多元且广泛,单一国家仅凭一国之力难以对该区域进行有效管理,这也是美国在“印太”事务上逐渐由单边主义转向寻求多边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通过美印日三国合力,将“印太”发展为一种以安全和经济为核心议题的分离式地区结构。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太是一个基于在开放的安全的海洋进行无障碍物流的经济走廊,并且强调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印太也呈现出一种包容性的及整合化的经济和安全架构。”换句话说,“印太”体系以经济和安全并驾齐驱,并相互确保。然而,现实中不少政治家的逻辑是繁荣的经贸关系并不能完全确保和平并从而免于战争。这促使“印太”框架下经济和安全议题发生了分离。这一现象比较典型地反映在美印日三国与中国的关系上。美印日三国与中国保持了一种既合作又具有挑战甚至是防范的关系。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５年中国更是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然而,美国仍将“中国崛起视为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权的最大挑战”。同样,中日关系由于历史和钓鱼岛问题,使得“政冷经热”一词成为两国关系的最大特质。近年来,虽然中印经贸关系不断攀升,但是印度对中国的不信任依然存在。美印日三国认为,“与中国开展国际合作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三国需要认识到在诸如气候变化、金砖国家那样的新机制框架内的多边合作等国际事务上达成共识的努力,以及在其他全球机制中与中国进行合作,并不能调节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行为。”因而,在谈及经贸合作时,“印太”呈现为一种开放式的、包容性的地区主义,中国是此框架内最重要的行为体和合作伙伴。然而,在涉及地区安全时,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印太”秩序的挑战者,“印太”也就成为封闭性地区主义,将中国置于其对立面。这样就导致了在“印太”架构内,美印日与中国在经济和安全两个领域的合作增长趋势为负相关。
最后,“印太”是三国顺势之举,反映了新时期美日战略调整、印度“大国梦”以及三国的海洋战略。在整个２０世纪,印度以及印度洋都不是美日对外战略的优先国家和区域。进入２１世纪后,印度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印度洋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使得被排除在传统“亚太”范畴之外的印度和印度洋难以再度被忽视。美国开始寻求与印度一道维护南亚、印度洋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华盛顿一些人默默地希望印度成为一个关键盟友,成为印度洋地区的日本。”与此同时,日本也逐渐发展起与印度更为积极主动的战略合作关系。为了获得更多的海洋资源并确保海上航线畅通,陆路匮乏的日本在巩固自身在太平洋利益的同时,开始谋求在印度洋的权益。同时,“印太”的出现,让印度和印度洋得以包含在一个关乎世界格局稳定的战略词汇中,迎合了长期以来印度所追求的“大国梦”,并提升了印度在印度洋区域的天然地缘优越感。
二、“印太”框架下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础
在“印太”成为美国主导的新地区主义潮流后,美印日三方合作更加密切,海洋安全合作成为三国合作的重点。美国企图将印度和日本打造成为其亚洲海洋安全战略的两大侧翼并构筑战略三角。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得以机制化的基础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三国具有共享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群体身份认同。基于归属性的群体身份认同是构建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如果把“印太”视为一个地区系统,那么对这个系统内的主导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获得其他国家对其领导权合法性的认可及追随。为此,主导国家将积极塑造自身与其他国家的同类属性。而且,“民主和平论”为相关国家构建身份认同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２００４年印度洋发生海啸后,就有人提出建立“类民主同盟”(Ｑｕａｓｉ－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②以加强印度、日本、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间的协调。美印日三国学者也曾提议建立“一个志同道合的海洋民主国家群体,以协调并管理对海洋公共资源的和平使用”。这个群体的作用在于“维护现有的地区秩序,反对单方面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美印日三国自认为是天然的民主伙伴,三国构建海洋民主同盟有利于维护“印太地区内外的和平、开放、公平、稳定和基于规则的秩序”。为了巩固美印日的民主基础,美国致力于在全球推广美式民主价值,其盟友日本不遗余力地将民主同盟思想“兜售”给印度。２０１１年安倍访问印度时呼吁印度“与美国一道建立亚洲海军民主同盟以消除‘专制的’中国在亚洲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印度也乐于强调与美日的“天然民主盟友”关系。第二,塑造共同威胁,预设共同战略目标。建立海洋民主同盟的目的在于应对共同威胁。在安全威胁类别上,海洋安全是“印太”安全框架下的核心议题。海洋安全特别是自由航行原则是美印日等这类推崇“印太”概念的国家最为关注的。海上自由航行是美国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秩序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印太”地区分布着众多的海上运输线及战略要冲,美国一直担心这些航线和海洋战略咽喉会受到该地区复杂的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威胁影响。在安全威胁来源上,美印日的一种共识就是威胁主要源自中国。为了充分说明应对“中国威胁”的必要性,２００９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亚洲的战略精英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发现:“８０％的受访者都欢迎印度在‘东亚共同体’中发挥作用,７９％的人欢迎美国在其中发挥作用。６５％的人认为未来１０年中国在亚洲将更具影响力,但是中国被列入了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名单,而美国被列为在未来对地区和平稳定具有贡献的国家。”日本也将中国发展视为最重大关切。１９９５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虽然提及了拥有核武器的邻国,不过没有明确指出中国。但是２００４年日本«国家防御计划指南»首次指出来自中国的威胁。尽管印度政府在公开场合都表示印中友好的重要性,然而“中国威胁”在部分印度媒体及政客的鼓吹下仍具市场。２０１３年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公布了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印度与日本两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从表中可以发现,多年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较为负面,而印度在２０１０年后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有所抬头(见表１)。为了消除威胁,有学者还提出美国及其“印太”盟友、伙伴的政策目标是:确保所有国家都能使用印太公共资源；阻止并遏制对公共资源的争端；保持优势军事能力以阻止或打败对地区安全最有可能的威胁；鼓励自由—民主规范的形成以促进自由的传播以及对形成上述努力开展合作。
第三,美日同盟是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石。美日同盟是美国主导亚洲秩序的关键筹码。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就从战时敌人变成美国的关键盟友。１９６０年美日两国达成的«共同防御条约»是两国结盟的法律性宣示文件,同年签署的«驻军地位协议»承认了美军常驻日本的合法性 １９７８年两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指南»(下文简称“指南”),之后美日两国先后于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１５年对该指南进行了修改。２０１５年版的指南进一步明确了美日两国如何在和平时期以及战时开展军事互动及分工。美日两国安全合作机制化程度较高。两国已发展起了内阁级别的安全磋商委员会年度机制,这个机制由两国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主持,因此又被称为“２＋２”机制。美日同盟也以两国海洋安全合作为主要议题。目前,有５万余名美军部队驻扎在日本,美军驻日冲绳基地是美国在“印太”进行海洋活动的重要后勤补给地。自卫队是日本最重要的国防力量。美国海军与日本自卫队保持了密切的日常化合作,双方每年都要举行百余次军事演习。根据最新的集体自卫政策,美国海军主要保证日本水域的海洋运输线安全,日本自卫队也能够在国际水域对盟国船只进行保卫。在美军发动的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期间,日本自卫队为盟国船只提供了燃料补给。日本自卫队还参与了对索马里海盗的打击行动。美日两国海岸警卫队也保持了密切合作。此外,美日两国还积极参与了与澳大利亚、印度、蒙古、菲律宾、韩国、泰国和越南等国发起的多边军事演习。
第四,美印海洋安全合作程度加深。进入２１世纪后,由于综合实力突飞猛进,印度成为不可被忽略的国家,也成为美国积极拉拢的对象。从２０００年克林顿访印开始,美国就逐渐在南亚展开了“印度第一”的外交策略。防务与安全合作是美印双边关系的核心议题,其中海洋安全合作是关键一环。美印双边海洋合作的深入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多个条约的签署确立了两国防务特别是海洋安全合作的法律基础。美印两国早在１９９５年就达成了防务关系备忘录,而美国真正将印度视为潜在的地区安全提供者则是在２００４年印度洋发生海啸之后。美印于２００５年签署了«美印防务关系新框架»。该协议确定了两国在海洋安全、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反恐等方面进行优先合作。２０１３年两国公布了«防务合作联合原则»。２０１５年两国延长并更新了２００５年签订的十年防务关系框架。２０１５年美印达成«美印亚太及印度洋联合战略愿景»,双方正式确认在印太地区共享利益,并明确了“海洋安全以及确保该地区航海自由和飞行自由的重要性,特别是南海”。目前,最受关注的便是2016年８月两国正式签署的«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根据该协议,美印两国军舰在举行联合军演、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以及打击海盗期间可互用军事基地进行燃料和物资补给。
二是美国对印度的战略角色定位更加明确。为了鼓励印度担负起维护印度洋安全的责任,美国希望印度成为印度洋地区的“净安全提供者”(Ｎｅ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ｒ)。虽然美国官方并没有解释何为“净安全提供者”,但有学者指出这一概念包括四种不同的活动,即能力建构、军事外交、军事协助、为救援和稳定局势直接投放军事力量。换句话说,美国希望印度在印度洋上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能为美国分忧解难,甚至是成为美国在印度洋上的“先锋”。
三是美印两国海洋安全互动更为频繁。１９９２年美印两国海军就建立了联系。根据２００６年美印«海洋安全合作框架»,“美印两国致力于就应对一系列海洋威胁进行合作。这些威胁包括跨国犯罪(海盗、走私、人口贩卖)ꎻ海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船只船员和财产(航行安全、搜救)的威胁ꎻ环境恶化及自然灾害。”为此,美印展开了一系列海上联合军演,其中以始于１９９２年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最具代表性。与此同时,两国还加强了海岸警卫队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双方就海洋安全互换情报。
第五,印日合作发展迅速,海洋安全合作成为重点。在美印海上合作日益密切的同时,印日关系也同步发展。首先,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提升。自２０００年日本首相森喜朗决定构建“日印战略伙伴关系”后,印日合作不断深化。２００５年小泉纯一郎访问印度,开启了轮流在双方首都举行印日年度峰会的机制。２００６年印度总理辛格访日,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２０１４年新任印度总理莫迪首访日本,这是莫迪上任后到访的第一个非南亚次大陆国家。其间,两国领导人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特殊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２０１５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并与莫迪总理举行峰会,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印日“特殊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提升为一种“以行动为导向的更深入、范围更广的伙伴关系”,两国发表了«印日２０２５特殊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愿景:共同致力于印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其次,防务安全合作成为两国重点合作领域。２００１年印日开始全面安全对话。２００６年印度国防部部长访问日本,进一步夯实两国防务合作的基础。从２００７年开始,两国举行年度外长级战略对话。在２００８年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期间,两国发表了«印日安全合作联合声明»。２００９年鸠山由纪夫首相访问印度期间,就安全合作行动计划与印方达成一致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印日年度外交和防卫副部长级“２＋２”对话也于２０１０年开始启动。最后,在具体的海洋安全合作方面,日本自卫队与印度海军开展了密切合作。具体表现为:一是开展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２００９年日本加入美印联合军演。２０１１年印度国防部部长访问日本期间,两国决定日本自卫队与印度海军开展联合军演。２０１２年两国在东京外海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二是建立对话平台。２０１２年印日双边决定就海洋事务建立工作层面的对话机制。三是就维护航海自由和海上航线安全进行合作。印日两国都是«亚洲地区政府间反海盗合作协定»成员。早在１９９９年印度海军就成功解救了遭劫持的日本籍游轮。两国也共同致力于打击海洋恐怖主义。四是两国海岸警卫队合作深入。２００６年两国交换了海岸警卫队合作备忘录。２０１２年印日海岸警卫队在钦奈举行联合演习。五是日本对印度出售海军装备。随着日本武器出口限制的放松,两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开展合作日本向印度出售“ＵＳ－２”两栖巡逻机。
三、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的发展
美印日三边合作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强大、繁荣的印度能让日本和美国获益,一个强大且繁荣的日本也有益于印度和美国,美国继续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有利于印度和日本。”美国不停地通过同属性身份构建、预设威胁及目标、强化双边关系以巩固这种合作逻辑,使得美印日三边关系逐渐朝着战略三角的方向发展,美印日的海洋安全合作也日益深入。美印日安全合作的发展,体现在对话平台、实战演习以及合作网络三个层面。
在对话平台方面,美印日三国政府间一轨对话和智库间二轨三边对话提升了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化程度。美印日三边对话首先从二轨层面开始。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印度工业联合会及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发起了１１次非正式圆桌对话会议。这个对话主要讨论三国在经济、能源、安全和外交方面的合作,其中,中国因素尤为突出。２０１０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提议建立三国间正式官方对话。在得到三国一致肯定后,２０１１年美印日开始了副部长级对话。２０１５年美印日三国外长举行了首次部长级战略对话,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莫迪总理提出的“东向行动”政策和安倍首相提倡的“积极和平主义”协调在一起,成为“印太”地区秩序稳定的强大推动力。在海洋安全议题上,三国致力于采取行动帮助东南亚单个国家增强应对挑战的能力,包括应对中国。很明显该对话的用意是将中国排除在外。
在实战演习方面,作为美印日最重要的海洋安全合作形式,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的规模不断提升。始于１９９２年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起初只是美印双边海军演习。２００７年日本加入演习。２００９年日本自卫队再次参与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此后的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４年军演均在日本外海举行。２０１５年印美决定升级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日本以永久性伙伴国身份正式加入。２０１６年的马拉巴尔军演包括登陆和海洋训练两部分,其中登陆训练在日本佐世保进行,海洋训练在与中国南海相邻的菲律宾海域展开。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由双边扩大到多边,由印度洋海域扩展至太平洋海域,具有强烈的战略针对性。
在合作网络方面,美国所构筑的安全网愈加复杂。美国以日本作为“印太”战略东线支点,以印度作为战略西线支点,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其余盟友和伙伴纳入其中,逐步构建起美印日框架下的四边和小三边关系以进一步巩固印太海洋集体安全被称为“亚洲版北约”的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具有强烈的军事结盟色彩２００７年在日本首相安倍鼓吹下,美日印澳四边非正式战略对话得到了美国副总统切尼、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和印度总理辛格的支持。这个四边安全对话配合马拉巴尔年度联合军演,以探讨和应对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造成的不确定影响。此四边安全对话给人以“包围中国”的印象,企图建立“一个以华盛顿为中心的亚洲安全圈以从体制上孤立中国。”在陆克文担任澳大利亚总理后,由于担心“这个亚太联盟会加剧地区冲突以及地区分裂”,并且考虑到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从而单边退出了这个四边安全对话,美日印澳安全机制随之瓦解。虽然这个对话已终止,但四国“鹰派”还是不断要求恢复对话,四国也不断加强相互间双边及三边安全合作,以构成松散的四边安全网络。２０１０年吉拉德接任澳大利亚总理后,美澳军事合作得到迅速恢复,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驻扎在达尔文港附近,澳大利亚继续参加马拉巴尔联合军演。２０１４年美澳在年度部长级咨询会议上签署了«美澳力量部署协定»,为进一步加深防务安全合作铺平了道路。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两国达成了«美澳军事合作联合声明»。美国继续将美澳同盟视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之锚”,“美澳共享包括南海在内的维护航海和飞行自由及合法使用海洋的利益”。２００７年以来,日澳关系也发展迅速。２００７年日澳发表了«日澳安全合作联合声明»。２０１０年及２０１２年两国先后签署了«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２０１３年阿博特担任澳大利亚总理后也积极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他称“日本是澳大利亚在亚洲的最佳伙伴。”２０１４年两国还建立日澳防务合作办公室。目前两国也设有“２＋２”对话机制。印澳关系在莫迪总理上台后得到了实质性提升。２０１４年阿博特总理访问印度,成为莫迪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阿博特希望将印度提升为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第一梯队。同年,莫迪到访布里斯班,成为２８年来第一位访问澳大利亚的印度总理。其间,两国达成了«印澳安全合作框架»,该协议对两国开展年度部长级会议、常规海上军演联合军事训练、国防科技共享等做了规定。在日本及印度加深与澳大利亚双边关系的同时,印日澳三边安全合作也初具雏形。２０１５年三国外交秘书级别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了第一次三边对话,海上安全成为首要议题。会后,日本副外相表示,“三国在应对中国‘挑衅态度’问题上达成共识。”
美国也极力将东盟纳入印太海洋安全架构内,印日两国与东盟双边关系发展态势迅猛。东盟在美国的印太战略部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地缘经济价值方面,东盟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美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区域。在地缘战略价值方面,东盟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处,这里分布着众多的重要海上运输线。美国发展与东盟的进一步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美国确保该地区海上航线畅通并且能够顺利推进美国与东盟国家的海上军事安全合作。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东盟成为该战略的重要着力地区。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还设立常驻东盟代表使团,将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固定为年度峰会,并积极参与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和亚太安全峰会等多边合作机制。同时,美国加强了与东盟传统军事盟友关系。印度与东盟关系发展迅速。在莫迪总理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后,印度加强了与越南、新加坡及缅甸等国的关系。日本将确保海上运输线安全视为日本在东南亚的首要安全利益。近年来,日本也不断加强与单个东南亚国家或东盟的合作。
美国不断将日本和印度打造成“印太”地区海洋安全的“双引擎”,积极促使盟友和伙伴国间的海洋安全关系构建,推动美印日海洋安全三角的形成。同时,美国企图深化相关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以最终形成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复杂印太海洋安全网络。
四、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对中国的影响及前景
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暗含深刻的中国因素,同时美印日海洋安全联动也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美印日加大对“印太”地区军力投入,中国海上周边面临更大的军事压力。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展开,美国将军事部署重心逐渐由中东转移到“印太”地区,其中“６０％的海军力量由大西洋部署到太平洋区域,太平洋司令部战区(涵盖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大洋洲次区域,覆盖了印太地区的绝大部分)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日本方面也加大了对自卫队的投入。日本计划提高海上情报搜集、监管及侦察能力,提升海上巡逻装备及雷达设施,部署导弹,发展两栖突袭作战能力。并且,日本也提高了海岸警卫队预算。印度也逐步加快了“蓝水海军”建设,将海洋安全特别是印度洋列为印度头等优先政策。印度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７年的１２年间至少投入６１０亿美元用于海军建设。印度海军的舰船总量将由目前的１３７艘上升为２３７艘。印度也将加快自主反潜装备建设并增加核潜艇数量。
第二,导致与东海和南海相关的领土和领海争端更加复杂。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日本深度介入印度洋以及印度进入太平洋做准备。印度和日本都是“印太”地区重要大国,两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有着重大利益。若要成为两洋强国,日本和印度必须倚仗于世界“霸主”美国的势力和支持,同时美国也需要拉拢日本和印度以分担日益增长的海洋安全成本。东海是太平洋上的重要水域,中日钓鱼岛争端是涉及该区域海洋安全的重要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尽管美国宣称不在主权问题上采取立场,但是明确表示«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第５条,即美国有责任保护日本政府所辖领域,适用于钓鱼岛。③而且“美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管理,反对任何单方面行动破坏现状。”④南海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水域。近年来,南海主权争端热度不断上升。美印日将南海视为维护印太地区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的“核心区域”。美国表面上支持各方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争议,鼓励包括外交以及第三方在内的方式,如菲律宾提交仲裁,但实则在南海不断搅局。美国在东海以及南海上的立场显然偏向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当事国。２０１６年美印日先后在距离钓鱼岛较近的冲绳岛附近以及与南海相邻的菲律宾海水域进行联合军演,其中的针对性不言而喻。近年来,印度也开始涉足南海,甚至在有争议的水域进行勘探活动。
第三,美国试图以印日为东西“两翼”、东盟及澳大利亚为南部岛链,形成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新一轮围困。如上所述,近年来美印日防务合作不断加深,除了较为频繁的三国间军事人员交流外,三国还加强了军事情报、科技研发、装备制造、后勤保障等全方位、多领域的安全合作,力图巩固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安全构架,同时增强印日两国与中国抗衡的能力。美国积极支持以东盟为基石的印太多边安全协商机制,企图弱化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加强的安全“话语权”,同时发挥东亚峰会在集体安全构建中的作用。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岛链”战略早已有之,在将印度纳入这个安全链后,从东、西、南三方对中国形成了包围,这对我国提出的重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不利影响。以经济合作为主导、以互利共赢、综合安全为目标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仅强调防务合作的美印日海上互动形成了对比。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若发展为以军事互助为基础的契约式安全同盟将彻底改变“印太”安全结构并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是否会走向海洋安全同盟呢?笔者认为,尽管美国是这一安全合作的主导者,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印度的态度。美国与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签有双边及三边安全协定,但是美国与印度仅有防务合作协议,即使«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达成,也不能将其视为双边军事协定。目前,印度不仅坚持不结盟原则,还不参与美国主导下的多边军事行动。并且,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首先,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是要实现“民主限制”还是“民主遏制”,对此印度与美日同盟的立场不同。美日同盟之所以在“印太”地区积极拉拢印度加入海洋安全“集团”,其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他们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美日所希望的“亚洲民主之弧”是将中亚、朝鲜半岛、东南亚及南亚等中国周边国家包括在内,而唯独将中国排除在外的集体安全体系。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印度虽然对中国缺乏足够的政治信任,但是尚不具备与中国形成对抗的实力和政治支持。印度选择与美日同盟在海上展开合作,其意图是借助美国实力限制中国在印度洋上的行为,毕竟中印两国不存在领海纠纷,印度没有必要通过军事结盟确保自身海上安全,也没有必要过度卷入与自身无关的领海争端。
其次,印度与美日同盟对海上“自由航行”的界定不同。对于南海问题,印度与美日共同呼吁,“相关各方应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纠纷,不应使用威胁或武力,应当充分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①不过,在如何定义“自由航行”特别是“无害通过权”问题上,印度与美日存在分歧。美国坚持包括军舰在内的外国船舶途经一国领海及专属经济区时享有无害通过权。而印度要求外国军舰在经过一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时需事先告知对象国。虽然印度主要是担心接受美国的主张会导致中国军舰能在印度近海进行活动,但是中印在“无害通过权”理解上具有共同立场,这将有利于中印就海洋安全合作达成相互谅解,并且这也会降低未来印度与美国军舰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的可能性。
最后,美日同盟内部结构开始出现变化。美日同盟具有不对称性,根据二战后协议,日本放弃战争权利,由美国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为此每年日本要向美国支付高额的“保护费”,这导致了美日安全同盟的不对等和失衡。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日本要求成为正常国家的呼声不断涌现。安倍上台以来不断推动修宪进程,２０１４年日本内阁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日本国防科技也不断发展,军工技术世界一流。在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后,日本有望成为武器出口大国。这样美日同盟关系的不平衡状态将会发生调整。美国也积极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多样化的防务伙伴关系,如与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加强安全合作。尽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仍将会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但是以现实主义作为安全理论支柱的美国十分清楚地明白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此外,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外战略是否会发生改变,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都非常值得关注。笔者认为,经过多年经营,印日关系已逐渐由经济伙伴关系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也就是说两国关系的基石已非常牢固。２０１６年印度总理莫迪出访日本,印日双方不仅谈及了日本向印度海军出售“ＵＳ－２”水陆两栖飞机、防务合作、联合开发位于伊朗的恰巴哈尔港,还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了两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在２０１６年８月第六届东京非洲国家发展国际会议上,安倍呼吁实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加强日本和印度在亚洲及非洲的紧密合作。这都反映出印日关系已开始主动深化而非仅为配合美国战略就未来的美印关系而言,在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就称赞莫迪是“伟人”,承诺他入主白宫后美印关系将会比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关系都重要,并且期待深化与印度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联系。因此,可以预计的是,继续强化与印度的关系依然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目前,虽然由于特朗普对日本索要天价“保护费”并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导致日本当局不满,但是未来美国依然会将日本视为其在“印太”的重要盟友。因此,美印日海洋合作不会出现倒退。
综上所述,我们既不能高估作为新地区主义的“印太”及其语境下的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的影响,也不能忽略“印太”语境对中国海洋安全的“孤立”,中国应积极寻求海洋经济和海洋安全的有效结合,以塑造有利于中国发展及地区稳定的海洋安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