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经济的战略影响
“一带一路”的目标之一，是促进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互联互通，包括公路、铁路、港口、“信息公路”等。基础设施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骨骼”。与此同时，通过建设产业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为经济发展提供“血肉”，深化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进而逐步形成“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本是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合作倡议，然而，它在美国、印度、日本等大国看来，却更多是中国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甚而是谋求地区霸权的“工具”。
当今国际事务的一大特点是，地缘经济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显著上升，如何管控地缘经济方面的竞争与合作，是中国需要应对的突出挑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还在迅速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制造业中国”、“消费者中国”和“投资者中国”三者合一的新形象，成为全球瞩目的对象。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全球投资追踪”项目统计，2014年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总额约为980亿美元，签署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合同。
在19世纪，围绕亚洲、中东和非洲的铁路建设及其“路权”问题，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在20世纪，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饱受“二战”摧残的欧洲国家修筑基础设施、恢复经济发展，从而建立和巩固了应对苏联扩张的“大西洋共同体”。至少从历史上看，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之间的联系，似乎从来就是异常紧密、难以割裂的。如今，全球人口数量已经突破了70亿，但现有的基础设施仅能满足30亿人的需求。谁能掌握基础设施建设和全球供应链的主导权，谁也许就能获得可靠而持久的大国地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地缘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受到其他大国的高度关注，后者担心中国利用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服务。8月，美日两国的政府官员、军事将领和智库人士在华盛顿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日本《朝日新闻》前主编、“亚太倡议组织”主席船桥洋一称，日美等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经济工具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美日印加紧合作
实际上，美国战略界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影响关注已久，担心中国以经济合作为先导，带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打造“去美国化”的地区秩序。比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专家霍姆斯（James Holms）等人称，中国不仅想要“条条大路通北京”，还希望借助“海上丝绸之路”联通太平洋与印度洋，使中国海上力量进一步“西进”。
应对中国的策略之一即是推动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共同帮助解决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重新连接亚洲”项目主任古德曼（Matthew Goodman）等人提出，美国和日本可通过世界银行、亚开行等机制加强合作，共同制定地区性互联互通项目的综合规划，促进对“高质量基础设施”（quality infrastructure）的投资。
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即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投资规则，包括以项目寿命周期成本为基础的采购要求以及涉及应对自然灾害、环境和社会保障、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降低基础设施项目的中长期风险，并吸引更多的私营部门投资。不难看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实际上是在影射中国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欲使相关国家不要被中国看似廉价的竞标方案“诱惑”，以免遭遇债务、质量、劳工权利、环保等方面的“麻烦”。
2015年，日本安倍政府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后在2016年对这一计划进行扩展，承诺未来五年将投入2000亿美元用于支持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该计划与“一带一路”展开竞争的意味十分明显。与此相关的是，安倍还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包括在东海、南海和印度洋区域强化互联互通建设。为此，日本政府提高了2018年年度用于对外开发援助的预算。
日本对印度莫迪政府的支持尤为突出，日印联手应对“一带一路”的趋势越发显著。印度是目前少数没有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它不仅感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其构成“威胁”，还认为中国通过在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建设港口对印度进行“围堵”。印度还希望将“印度洋”变为“印度之洋”，对中国在印度洋区域的活动尤为警惕，包括中国在吉布提修建后勤保障基地。
今年5月，非洲发展银行会议在印度总理莫迪的老家古吉拉特邦举行，莫迪在会上提出“亚非增长走廊”设想，这是印度和日本共同推动的“印度洋-太平洋自由走廊”的一部分，旨在扩大印日两国对南亚、西亚和非洲地区发展的影响力。此外，印度还与伊朗、俄罗斯等合作开发“南北运输走廊”，尤其是与日本合作帮助伊朗修建恰巴哈尔港。恰巴哈尔港与中国推动建设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相距仅不到100公里，制衡中巴合作的意图不言而喻。
9月中旬，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期间，双方再次确认了在“亚非增长走廊”等问题上深化合作的共识。日本政府还将为印度“东北各邦道路网络改善计划”提供386亿日元的优惠贷款。印度东北部地区与中国邻近，且长期存在地方分离主义武装。“洞朗对峙”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印度担心中国修建边境公路对该地区的“西里古里走廊”构成安全威胁。也正是出于对东北部地区的担忧，印度对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态度总体消极。
中国如何应对
面对上述大国加紧制衡“一带一路”的动向，中国需要筹谋积极、灵巧而审慎的应对之道。习近平主席已经明确提出，“一带一路”要建设成为开放之路，欢迎美国、日本等各方参与这一国际合作倡议。互联互通建设，一定需要“互联互通”的理念和战略思维作为支撑，中国需更加主动地引领各方探索“合作共赢”之道。
一方面，要看到美国、日本等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至少是做出了愿意与中方增进沟通的姿态。今年5月，特朗普政府派出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Matt Pottinger）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特朗普本人也曾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有关项目上进行合作。安倍晋三也公开称，如果条件成熟，日方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安倍提出的条件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要确保实施透明、公平的采购；项目具备经济效益；贷款国家要有能力偿还债务。
另一方面，要看到美日等国企业对于“一带一路”的兴趣在提升，中国可以推动更多非官方的“第三方合作”。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称，很多西方国家企业希望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向相关中国企业出售设备、技术和服务，2016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从“一带一路”项目的设备订单中赚取了23亿美元，大约是2015年的三倍。此外，在中国经营的日资企业所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已经专门成立“一带一路”联络协议会，帮助会员企业获得相关信息和参与“一带一路”项目。
再者，中国还可以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与美日印等大国开展合作。自2016年正式运营以来，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美日主导的多边机制展开合作，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联合融资。这样既可以提升亚投行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又能够分散相关项目的金融风险。考虑到未来15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高达26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表示，融资需求巨大，不需要将亚投行视为竞争对手，双方可以进行合作。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妥善应对大国博弈因素，尤其是美日印协调推动的“印太”发展计划。促进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固然是实现“合作共赢”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如何管理互联互通带来的“副作用”和“反冲力”，依然是一个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