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混”，按照《辞海》的解释，是指“苟且过活”。混日子、混饭吃等即是这一含义的具体运用。毫无疑问，“混”的心态是一种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使命意识的不良社会心态，由此而衍生的“混”现象则是社会病态的反映。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中国，“混”现象几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病。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于2010年进行的一项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混”现象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72%的受调查者表示，事业单位“混”的现象“非常严重”或“严重”，其中49%受调查者选择“非常严重”，23%受调查者选择“严重”。其实，“混”的现象并不只是在事业单位存在，它在整个社会都是存在的。应当说，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相违背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一社会现象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在此，笔者仅就当下中国“混”现象产生的原因作一分析，以期待人们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
人生价值立场的退却：“混”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味着“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毫无疑问，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尤其是在2010年，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并带来物质上的丰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出现了极大的反差。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不少的国人中间，追求和占有物质利益成为了人生的第一需求，“物欲横流”可谓是描绘当下社会生态最为贴切的词语，人变成了赚取物质利益的工具，并最终成为了物质的奴隶，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也极大地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甚至连“人的尊严”也“变成了交换价值”。这种冷冰冰的、纯粹的“金钱关系”浇灭了人们精神世界之火，摧毁了那些“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几乎完全被物质利益和欲望所占据，而留给精神和价值的空间却日渐狭窄。或者说，当下的世界，已经没有了精神和价值的位置。失去了神圣和可以敬畏的价值观念，失去了精神世界的依托，还有什么可以再去抱以崇敬的东西呢？于是，人生不再神圣，并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工作也不再神圣，并失去了以往“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这样，“混”的心态也就有了得以滋长、蔓延的空间和土壤。
欲望犹如黑洞，它要把所有的物质都纳入到自己的怀中。在改革开放伊始，为了调动民众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给予人们的欲望以合理、合法的理由就成为中共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条件。再像以前那样强调“大公无私”、“忘我”甚至“无我”，像“文革”期间提出的所谓“狠批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就无法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也就难以推动改革开放。所以，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然而，欲望一旦调动起来，便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应当说，中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在1980年底就强调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他还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但是，在具体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更由于在对地方干部政绩考核中的唯GDP倾向，从而造成了物质文明建设的“一手硬”，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手软”。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但是，却没有一个地方真正把心思投入到精神文明建设上来。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的无限度膨胀，甚至这种无限度膨胀的欲望成为了制度鼓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道德滑坡、价值断裂和价值混乱的现象。而对于具体的个体来说，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生价值立场的退却。
总之，人生价值立场的退却和长期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有关，同时也和当下中国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现代性有关。这便成为当下中国“混”的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
当然，“混”的现象并不是当下中国的专利，它在过去也是同样存在的。譬如，在计划经济时期，一些机关干部经常是“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来混日子，国有企业职工和集体所有制之下的生产队农民则以“磨洋工”来打发工作时间。行政事业单位的办事效率低下，国有企业和生产队的效益不佳，都和“混”的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过去的“混”和现在的“混”还是存在着重要差别的。如果说，过去的“混”是由平均主义分配方式造成的，那么，当下的“混”则是由竞争性分配方式造成的。在过去“大锅饭”的时代，人们“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虽然那时有政治动员和所谓的精神激励，但是时间一长，精神激励也就失去了作用，“混”的现象也就成为了常态。这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而在当下强调竞争的时代，虽然打破了过去那种否认差别、强调统一和一律的观念，肯定了竞争的价值与意义。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发育的不完全性和契约精神的不彻底性，存在着垄断性竞争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公平竞争的情况，进而造成了在竞争的表象之下竞争消失的局面。譬如，在经济领域，一方面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总是能够占尽天时地利的优势，其实，这种优越的地位不仅不能有效保证国有企业的竞争意识，反而容易形成一种惰性；另一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则会受到政府各种政策的限制。这就是说，在政府主导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下，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兴衰基本上受制于政府的政策与偏好。这样，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既然没有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担忧，日子也就好混；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所谓的市场犹如江湖，它们的自主性在政府面前毫无意义可言，于是只好为了赢得政府支持而混迹于江湖之间，于是所谓的官商勾结、官商一体也就成了民营企业混迹于江湖的重要手段。在这样一种经济场景之下的个体，在代际固化的社会现实重压之下的个体，“混”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行为方式了。
所谓先赋性身份，是指个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社会赋予的客观条件；所谓自致性能力，是指通过个人后天努力所达到的身份和地位的主观条件。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能够为其社会成员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么，它就是充满活力的。当然，向上流动机会的获得必须以自致性能力的发挥为前提，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于社会活力发挥正能量。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以释放人们的欲望为动力的，而从社会身份的角度视之，这种欲望便表现为人们向上流动（社会地位和职业的提高）的强烈预期，表现为对自致性能力的向往和尊重；而从社会流动的角度视之，这种欲望的结果表现为自致性因素的增加和先赋性因素的减少。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前,那种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因素基础上的家庭出身、户口等“先赋性”身份，一直成为判断和决定人们命运的重要标准，甚至可以说，那时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是建立在先赋性因素的考量之上的。譬如，一个人的家庭阶级出身在“文革”期间乃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整个时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赋性因素，并影响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尤其是那些家庭阶级出身“不好”的人，所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因为“不好”的阶级出身这一先赋性因素是受到制度的歧视和排斥的，其社会流动的管道是被国家管制的。这不仅成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身能力与素养提高的障碍机制，而且也导致了社会竞争和活力的丧失。而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流动环境，激活了社会流动机制，提高了社会活力。而自致性因素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改革开放的动力之一。在不少情况下，这都被看作是我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不能不看到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流动的空间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扩展，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出现了先赋性以及类似先赋性因素（如单位制、所有制等）对社会流动限制作用的回潮。被社会各界热议的“官二代”、“富二代”、“民二代”、“穷二代”等社会阶层固化的“二代”现象的出现就是证明。所谓“二代”，是指父辈拥有什么身份，子辈便继承性地拥有了这种身份。阶层固化是先赋性因素在当下中国广泛存在的反映，是先赋性身份压制了自致性能力的结果。虽然现在还不能对先赋性身份压制自致性能力的社会影响，作出全面而准确的判断和评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一现实的社会环境引发了“混”的不良心态。
现在成了一个“拼爹”的年代。“我爸是李刚”能够成为网络热词并进入到日常话语之中，就在于它和当下中国的现实是如此的贴切。当然，这个“拼爹”中的“爹”自然是指强势的、或富或贵、或既富又贵的“爹”。有了这样一个好爹，对于子辈来说，自然是“好事”，因为他可以凭借先赋性因素获得较别人更多的资源。但是，这样的“好事”却在向着坏处发展：他们学习不需努力、就业不用操心、花钱不必在乎……似乎一切都不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只需要动用一下“爹”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就可以轻松搞定，这不仅养成了他们飞扬跋扈、狂妄自傲、懒散懈怠、不求上进的心理，而且失去了培养自致性能力的耐心和毅力。可以说，“混”的心态在这些“拼爹”的二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他们在大学里“混”日子，玩酷甚至炫富，作为主业的学习却抛到了九霄云外，与其他同学相比，他们的自致性能力差了许多，却照样可以在毕业时得到一份体面的职位；他们在工作单位“混”日子，却不必在意单位领导和同事的看法和意见，即便如此，奖励、荣誉甚至晋升等各种机会都会如期而至。
“拼爹”一族存在的现实，在强化他们这一群体的先赋性身份的重要性，弱化他们自致性能力获得动力的同时，也在整个社会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和“我爸是李刚”这一霸道的网络热词相对应，“为什么我爸不是李刚”也迅速蹿红，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社会上弱者的无奈。对于社会上的弱者来说，先赋性的身份是无法选择的，但后天获得的自致性能力的作用不彰，这无疑堵住了他们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大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减弱了他们自致性能力获得的动力。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是何等响亮，它激发了许许多多的贫寒子弟努力拼搏，而且他们正是通过自致性能力的获得，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转折。2008年麦子的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网文，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就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城乡户籍这一先赋性因素所产生的不平等，但农家子弟经过努力与奋斗，还是能够取得和城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然而，2011年的另一篇网络文章《我奋斗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实实在在地道出了那些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的无奈、无助甚至无望。在作者的笔下，让人强烈感受到的一种意识是：竞争已不再发挥作用，能力、业绩的作用也已微不足道。毫无疑问，这击碎了“知识改变命运”给人的激励和梦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会强化先赋性身份在他们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弱化他们自致性能力获得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愤慨、不满，但这都无济于事，于是，“混”也就成了他们的基本人生态度。
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如此，队伍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更是如此。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只是为改变他们的身份提供了名义上的可能。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安排，也由于目前我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固化，形成了严重的社会结构壁垒，阶层、群体之间的流动受阻，导致绝大多数农民工最终只是空间的位移，他们改变身份的愿望经常会化为泡影。想改变身份，反映出他们对自己先赋身份的不认同；而身份改变不了的现实，反映的是先赋性身份在社会上的顽强存在，反映的是先赋性身份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由于无论自己做出何种努力，都无法摆脱先赋性的身份，于是，他们便有了“混”的人生态度，留下的也只能是“混”的人生轨迹。
特殊主义的标准战胜了普遍主义的准则：“混”现象产生的制度困境
按照社会学家T.帕森斯和E.希尔斯的定义，所谓特殊主义是指凭借与行为者的特殊关系而认定行为对象身上的价值至上性；而普遍主义是指独立于行为者与行为对象身份上的特殊关系。这一对概念通常被用来描述一个社会的制度的价值取向。在帕森斯看来，那种不是因人而异的、而是尊重制度的普遍价值取向的普遍主义，被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一个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就是普遍主义逐渐取代特殊主义的过程。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亨廷顿所主张的政治制度化的过程。然而在当下中国，制度和规则的作用机制则呈现出一种特殊主义的标准战胜了普遍主义准则的态势，即按规章制度办事的普遍主义准则失效，而因人而异、差别对待的特殊主义标准则被广泛运用。这可以被看作是“混”现象产生的制度安排。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法治经济。其运行需要的是普遍的制度准则，而不是非理性的情感作用。因此，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的改革就是以制度化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应当说，自十四大以来，我国在制度化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传统的以特殊主义的人情联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模式构成了冲击，同时也使我国朝着法治化、民主化国家迈进了一大步。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等重大事件，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致力于改革开放、致力于市场经济建设、致力于政治透明的毅力和决心，是寄希望于普遍主义的制度化建设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这种以制度化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强化了普遍主义的制度和规范的作用，弱化了特殊主义的人情，而且也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十四大之后，政府放松了对经济领域过多、过细的管制，出现了体制内人员向体制外转移的“下海潮”，他们抛掉了官本位的束缚，享受着体制松绑的自由，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勇气，运用着普遍的制度规则，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遨游，而且也的确培养了不少成功人士。因为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体制内的官员和国企并没有什么特权，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前景甚至是不被看好的。但是，总体上看，那时体制内的黯淡并没有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步伐，并没有影响到体制外的社会活力。这种社会活力的源泉，就应当归功于普遍主义的制度和规范的建立及其作用的发挥。
但是，由于我国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一方面，政府主导和市场经济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政治权力的寻租和国企改制中的暗箱操作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国进民退”，以及部分行业垄断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形成，不仅给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改革带来了阻力，而且政治权力和利益集团也不断抵触和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始终未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使得普遍主义的制度和规范在当下中国已让位于特殊主义的人情标准。
于是，在当下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普遍主义的制度和特殊主义的人情之间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大量制度和规范的建立，却又不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特殊主义的人情标准的盛行。在特殊主义的人情标准盛行的情况下，其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只能是：制定的制度和规范越多，不仅不能带来秩序，反而只会带来更多的社会混乱。这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缺乏的不是制度，而是如何按照普遍主义的要求去贯彻和执行。但是在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较量中，前者占据了上风，因此，按照特殊主义的标准来实施制度，其结果只能是混乱。例如，对于公务员的录用，既然规定了“凡进必考”，那么也就有了特殊主义作用下的“萝卜招聘”；对于公务员的晋升，既然有了相关的条例和规定，那么也就有了特殊主义作用下的“举贤不避亲”之裙带和任人唯亲；甚至是一些再小不过的行政事务，有无关系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于是，无论办什么事，都要找“关系”，“关系学”成为了一门虽不上台面但人人必修的显学。
其实，这种情况对于人的精神面貌的影响也是至为深刻的：它削弱了人们到社会上去闯荡、去竞争的勇气和能力，因为面对特殊主义的陷阱，即使有再大的勇气和能力，也不免折戟沉沙的风险。它使人们日趋保守，《南方周末》在2011年3月1日刊发的一篇题为《年轻人，到“体制内”去》的报道，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问题：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达60万，比2004年翻了近5倍。2011年国考报名人数更是超过140万。在2000年前后，还不大有吸引力的国企，近年来却成为了年轻人趋之若鹜的首选。有数据显示：2009年，国企在中华英才网公布的“最佳雇主50强”中占据29席，2010年升至33家，而外企只获3席。没有闯劲、没有竞争精神、日趋保守的精神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和“混”有着不解之缘。这种现象，对于那些进入体制内的人来说如此，对于那些未能进入体制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多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没有多少特殊主义之下的关系资源可以依托，因而在这场“关系”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他们，便不得不安于在“混”中生存了。
结语
不论是人生价值立场的退却，还是先赋性的身份压制了自致性能力，抑或是特殊主义的标准战胜了普遍主义的准则，这三者都构成为“混”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而要防止“混”现象的蔓延，消解“混”现象的不利影响，并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自然需要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去寻找答案。
在当下中国，最为紧要的或许是：消除因先赋性身份压制了自致性能力而形成的社会流动的身份壁垒。因为这是目前中国社会不平等最为重要的原因，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它不仅削弱了普遍主义准则的力量，遏制了竞争，制造着新的社会不平等，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生价值立场的退却。应当看到的是，只有承认身份的平等，方能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培育平等的竞争主体，方能因平等的竞争而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而这种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等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里，谨记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教诲是有益的。他在强调民情对于政治民主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民情“随着身份平等而日趋温和”的事实：“我们看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身份逐渐平等；同时我们还发现，民情亦日益温和……在我看来，身份的平等化和民情的温和化不只是同时发生的现象，而且是相关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