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社会学文献都将现代历史视为从可控且安全的共同体向危险的科层制社会的演变，并饱含乡愁地将共同体重构为这个世界早已失落的源头。还有许多人追随卢梭浪漫化的古代城邦和中世纪瑞士城镇，对现代社会的商业、混乱和无法控制的大众哀叹不已。在整个现代时期，城市都被视为不道德、不自然、混乱和危险的象征，是滋生叛逆阴谋、非法性事、犯罪、变态和疾病的温床。在现代城市的典型形象中，充斥着社群的重建旨在涤除的一切耻辱。
然而城市化是现代的地平线——更不用说是后现代社会的前提。当代政治理论必须接受城市化——它是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所面临的根本物质条件。城市关系不仅规定了庞大都市中人们的生活，也规定了郊区或城镇居民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生活，是由人们以时空为中介形成的庞大网络所构成的，因此几乎每一个人都依赖于可见或不可见的陌生人的行动，作为自身与他人之间、自身与自身的欲望对象之间的中介。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发现自己在地理上的联系越来越广，对于跋涉七十英里去上班，或者为了一晚上的娱乐而开上一小时的车，早就习以为常。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不时地与陌生人相遇。我们的物质环境和物质结构，规定和预设了城市关系。巨大的人口，加上日益增长的民族或族群认同意识，证明消除城市的愿景不过是一个无望的乌托邦。
现代城市生活早已是既成事实，以此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可欲的。即便对于那些谴责资本主义父权社会之异化、官僚化和大众化特征的人们来说，城市生活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现代文学、艺术、电影，都为城市生活而欢呼，赞赏其活力、文化的多样性、技术的复杂性与活动的丰富性。即使是许多对于分散社群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乐意去拜访居住在波士顿、旧金山或纽约的朋友，爬上高塔欣赏城市的夜景，尝试当地最好的民族餐馆。
我希望构建一种城市生活的规范性理想，来取代社群理想和被其斥为反社会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这里所说的“城市生活”，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我将其界定为与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关系。在城市中，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在相同的空间与机构中相互交往，他们在此感到归属感，但并未在这些交往中被消解为某种统一或共性。城市生活由各种具有亲密关系的人群组成，包括家庭、社会群体网络、自愿性的社团、邻里网络等各类小“社群”。然而城市居民却常常冒险超越这些熟悉的领地，进入更公开的政治、商业、节庆当中，与陌生人相遇和交往。在城市居住，意味着将人们的身份与活动与各种各样其他的活动相联系，使人们意识到这种未知的、陌生的活动对其自身的影响。
城市生活是一个由生产、分配、交通、交易、通讯、服务和娱乐构成的庞大甚至无限的经济网络。城市居民以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和庞大的组织资源为中介，以达成其个人的目的。由此，城市居民聚集在一起，彼此紧密相连。这带来了一些共同的问题和共同的利益，但并未创造一个有着共同的终极目标、相互认同、互利互惠的社群。
城市生活的规范理想必须从我们给定的城市经验开始，并寻找这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的美德。定义一个理想的未实现的可能性的实际，我推断从这种经验四个这样的美德。
一种城市生活的规范性理想，必然从我们对城市的既有经验开始，并寻找这种社会关系的美德。理想意味着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从上述经验中，我推出了四种美德。
一、 没有排斥的社会分化
大城市的生活与支持性社交网络和亚文化社群并不矛盾，甚至构成一个必要的前提。社会群体差异在城市中蓬勃发展。现代化理论预言，随着普遍主义的国家制度更直接地触及人们的生活，以及人们与拥有不同身份、不同生活方式的他者相遇，人们的地方、族群及其他群体从属性将会弱化。然而大量证据表明，城市生活实际上往往强化了群体差异，甚至鼓励新的群体亲缘性的产生。离经叛道的群体或少数群体只有在城市中才能保持匿名化，并达到足够的人数，而这在小城镇中是不可能的。例如，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现代城市的条件，同性恋群体能够得以建立。再如，尽管与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活已然改变了墨西哥裔的生活和自我概念，但在消解墨西哥裔的传统习惯或者促使其被盎格鲁语言和价值同化的同事，城市生活也促进了其群体认同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渴望。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城市里的人们对其所不认同的群体的成员表达出强烈的反感，但与生活在小城镇中的人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将社会群体视为一种他们必须与之共存的既成事实。
在理想的城市生活中，自由导向了群体分化，形成了各种亲缘性的群体，但这种群体的社会与空间分化并不包含排斥。城市的理想表达了这样一种差异，即一种并存的特殊性，既非被简化为同一性，又非全然的他者。在这一理想中，群体间并不处在吸纳或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不会导向同质化的交迭与混杂。尽管我们当下的城市生活中仍然存在许多边界与排斥，但即便是这样一种城市生活经验，也能够就何为非排斥性分化给予我们提示。许多城市社区有着明确的族群认同，但其他群体的成员也居住在其中。在一个美好的城市中，我们从一个有着鲜明特色的社区走到另一个社区，并不会知道二者的边界在何处。在城市生活的规范性理想中，边界是开放的、不可确定的。
二、多样化
城市中的群体融合，部分要归结于社会空间的多重分化。使城市空间变得有趣、吸引人们投入其中、给人们愉悦的，正是这些空间所容纳的活动的多样性。当住宅区中点缀着商店、餐馆、酒吧、俱乐部、公园和办公室时，人们会对其邻居有一种邻居的感觉，他们在街道上彼此相遇并相互寒暄。他们会觉得他们的社区是一个“地点”或一个“场所”，因为酒吧里独特的顾客群，或者餐馆中全市闻名的比萨。与一个纯居住性的社区相比，商务人士和居民都会对这样的社区产生更多的认同和关注。多功能的街道、公园和社区也比其他单一用途的空间更为安全，因为人们大多数时候都在街头，并感觉对这个地方负有责任。
三、爱欲
城市生活还将差异实体化为爱欲，在宽泛的意义上，爱欲指的是对他者的吸引，指的是将一个人从其安全的日常轨道上拉出来，与一些新颖、奇怪和令人惊讶的事物相遇时所感到的愉悦和兴奋。城市的爱欲，往往是城市令人恐惧的一个方面，因为它导致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人有可能失去其身份，会堕落。但是，在向那些我们认为不同的人保持开放和兴趣的时候，我们也获得了愉悦。我们花一个下午穿行唐人街，或者评选本周公园怪咖。我们寻找有新东西的餐馆、商店和俱乐部，寻找新的民族美食、一种不同的氛围、一群不同的人。我们在城市的各个部分穿行，在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混杂之处体会到一种非我所有的独特特征，然后回家。
这种爱欲的吸引，正是社群理想的对立面。在社群的理想之中，人们感觉到被肯定，是因为他们分享着共同的经验、观念和目标；他在他人之中看到了自己的投影。但是还有另一种愉悦，来自我们与一种不同的、不熟悉的主体性和意义体系的相遇。当一个人被抽出自身，理解在这个城市中还存在着其他的意义、行为和观点，并且可以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来学习或体会更多不同的东西时，人们也会感到愉悦。
城市的爱欲，也源自其物质存在的美学：明亮多彩的灯光，宏伟的建筑，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不同目的的建筑相互毗邻。城市空间提供欣喜和惊奇。走过一个街角或几个街区，你将遇到一种不同的空间情绪，新的视听体验，新的互动。城市的爱欲意涵源于其社会和空间的不可穷竭。城市是一个众地之地，它将如此之多的层级和关系折叠在自身之中，以至不可理解。对于一座城市，一个人永远不会觉得再无新事或新的乐趣可探索，没有新的有趣的人可相遇。
四、公共性
赞颂社群价值的政治理论家常常将公共解释为一个统一的、相互理解的场域，但这与我们队公共空间的实际经验并不相符。因为根据定义，公共空间是一个容许任何人进入的空间，任何人皆可参与和见证，因此在进入公共空间时，人们总是有遇见不同的人的风险——这些人认同的是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意见，过着不同的生活。城市中的群体多样性在公共空间中最为明显。这有助于理解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与激情。城市提供了重要的公共空间：街道、公园和广场，在此人们坐立在一处，互动和交织，或仅仅只是看到其他人——而并不是被统一在拥有“共同的终极目标”的社群之中。
政治——提出问题并决定制度和社会关系该如何组织的最重要的活动——极其依赖于人人皆可获得的空间和论坛的存在。在这些公共空间，人们与他们可能并不理解或者并不认同的其他人、意义、表达和问题相遇。例如，公共集会和示威的力量，往往便在于向穿行这一公共空间的人提出他们的问题和要求，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避开这些人。作为一种规范性理想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公共场所和公共论坛，在其他，任何人都可以说话，任何人也都可以倾听。
由于城市生活是陌生人的共处，聚居着多样化又彼此重叠的邻居，社会正义就不可能从一个启蒙运动式的普世公众的制度中产生。恰恰相反，城市中的社会正义要求实现一种差异的政治。这种政治为承认和肯定多样化的社会群体提供了体制和意识形态工具，包括赋予这些群体政治代表性，颂扬它们独特的特征和文化。在这种无压迫的城市中，人们对未被同化的他者保持开放。我们都有我们所熟悉的关系和亲缘所系，有我们感到亲密的人并与之分享日常生活。这些家庭和社会群体通往一个人人皆可参与的公共空间，而这一公共空间也必须向所有人开放。不过，与社群主义传统不同，这里的公共不能被理解为一个超越群体差异的统一体，也不能被理解为要求彻底的相互理解。在公共生活中，差异仍然是未被同化的，但每个参与的群体都承认并且愿意倾听他人。这种公共是异质的、多元化的、游戏的，是一个人们见证并欣赏多元化的文化表达的地方——尽管他们并不共享，也并不完全理解这种文化表达。
注：本文选自《正义与差异政治》第八章部分内容，艾丽斯·M.杨著，李诚予、刘靖子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本节原题为《作为规范性理想的城市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