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文化”这个词组，伴随着中国近3亿打工群体的诞生和衍化而出现，伴随着打工群体在生存中挣扎、在发展中创造，其对打工群体的出路和中国社会的未来有着重大的意义。“新工人”指的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和“打工者”指的是同一部分人，但从精神内涵上有所差异。多数传媒用“农民工”来指称我所说的新工人和打工者。
“新工人”是一种诉求意义上的概念。过去三十年，是打工群体在人数上的形成过程，那么今后的几十年是这个群体谋求社会进步和群体地位的过程。而代表这个群体诉求和发展方向的词也许就是“新工人”。随着“新工人”这个词汇的诞生，也在诞生其他新词汇，比如：新穷人、新农人。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出版，让“新工人”这个词汇成为探讨新时代打工群体的一个所指。我之所以选择用“新工人”这个称呼，主要是因为：
首先，是一种与劳动内容相关的身份，用于区分国企的“老工人”，狭义上说，“新工人”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第二，“工人”和“打工的”这两个词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工人”这个词从历史上讲还是被赋予了一定的主体性的含义，它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而“打工的”更多的是指自己是个被雇佣的劳动者。第三，“新工人”是我们的一种诉求，它不仅包含我们对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这个诉求的本质是：不做被资本雇佣的劳动者。那么，什么样的劳动和劳动者才是我们的方向和追求呢？这就需要在前进中去探索和实践了，这也正是新工人文化实践的内涵。第四，我之所以不使用“农民工”是因为：这个词有歧视的语义；还有，一个人一般不会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季节工除外；在出路和待遇上，如果沿用“农民工”这个词汇，有一种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制度安排的认可。
二、日常生活的现实是结构性要素的后果
我们有保留地选择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是日常的，既是个体的更是社会的，是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人才能有的体验。其内容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最关键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人对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整体生活方式的体验。因此，“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明确却难以触摸，它细微却影响重大，它是一种感受却可以决定个体和社会抉择。
我们更倾向选择汤普森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我们正处在一个资本全面胜利和资本霸权的时代，资本和人／劳动者的对立是我们所处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所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是一个“文化的战场”。
上述定义显得抽象和复杂，让我尝试用新工人的生活现实来解释一下文化的定义。打工者在一家工厂工作，没日没夜地劳作，收入很低，挣的钱不够在本地买房子，结婚生孩子以后子女不能生活在身边，这些日常生活的现实是下面的结构性要素的后果：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家庭结构（家庭不能团圆，城乡分裂）、打工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得不到完善的保护、打工者在工作场所的交流和社会交往非常有限并受到压制。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打工者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思想非常迷茫，感到痛苦、绝望，或者选择逃避和麻木，或者选择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成功学和传销，这个时代的躁动、不安、断裂等等感受只用亲身经历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体会这中间的感受，而这些都是由结构性的（相对稳固而明确的、在这个时代带有共性的）原因造成的，也会产生结构性的后果，决定了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人生道路。这就是我理解的一个人和社会的文化。只有理解了“感觉的结构”（躁动、不安、绝望是感觉，但是这些感觉不是无中生有），才能理解文化是日常的（在工厂上班时，上厕所需要拿“离岗证”；工友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少沟通，间休的时候都在低头看手机），和文化是社会的。
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什么是文化，我们还可以分解地去思考。文化的主体指的是，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文化主体，比如，工人文化和资本家文化是不同主体的文化。但是，不是说做为一个工人就必然具备主体性，一个工人如果一心想当上老板，那么这个工人所具备的就不是工人文化而是资本文化，这其实是今天社会的普遍现象，即工人已经内化了资本文化，失去了主体性。
文化的本质指的是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这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又时时左右和影响着我们，就如同空气中的氧气，也如同海水中溶解的盐分。工厂文化有着明确的目的：控制工人、提高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有很多具体的方式／工具：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层级管理、加班制度、打破社会交流空间、让工人没有自由时间，等等。
文化创造需要主体，如果新工人的主体还没有形成，那么就谈不上文化创造，而主体的形成是需要一个过程的。2008年，当金融危机威胁着千万打工者的城市就业的时候，好像没有人质疑这些打工者的归宿是农村。但是，最后短暂返乡的打工者又回到了城市。2010年，很多工友主动放弃社保，因为觉得自己早晚要回老家，缴纳社保是浪费钱。时隔不到10年，近几年，多地多家企业的打工者为了争取补缴社保而进行维权。可见，打工者认识到自己的工人身份和工人待遇经历了几代人近30年的时间，打工1年、打工10年可能还认识不到自己是工人，但是，打工20年以后，就不能不思考自己到底是谁。我这里并不是说打工20年了就只能把自己的身份固定下来，而是说，无论自己想成为什么，先得思考自己是什么，并争取得到这个身份下的合理待遇。
文化创造的前提是，要面对自己，并且认清自己是谁。苏浩民是《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书中讲述的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浩民1984年出生在湖南农村，初中毕业，经历了很多坎坷；母亲自杀、被骗入传销、父亲车祸死亡；换了很多工作；交往女友过程中也非常痛苦，打工地的亲戚和室友堕落不堪，等等。浩民在痛苦中挣扎，他在沉浮中抓住的想法是：安心学习技术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模具工人；不做坏人；做平常但是正常的人；先要有自信才能被尊重……。浩民也许还没有找到出路，但是他做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文化状态是社会积极文化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文化批判是积极文化产生的动力和过程。文化批判一定要与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产生关系，一定要让劳动者听得懂和看得明白。争取让劳动者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与个人幸福、群体出路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连接起来，只有建立了这种联系，个体和社会才有出路。现在，资本文化对社会和个体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所产生的破坏性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其产生破坏的速度是迅雷不及掩耳的。那么反抗资本对人的控制和迫害的可能性在哪里呢？还在于人本身。资本为了牟利要将人“去人性化”，而人作为人，被剥夺人性应该感觉到痛苦，这种感觉痛苦的能力就成为人的希望所在。一个人如果想建立主体性进而去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首先争取做一个精神健康的人。实现精神健康绝对不能通过去看心理医生来实现，只能在真实的生活中去实现。
新工人文化的建设不是说出来，而是做出来的。一个人的文化本质是什么？不是他／她说自己是谁，不是她／他说自己想做什么人，而是真正做的是什么，做了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社会处于转型期，新中国70年国史，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祖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两大奇迹：前三十年，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后三、四十年，我们是全球市场经济下的世界工厂，创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工人。基于这样的历史前提，我们如何思考？从对雇佣劳动关系上去思考，新工人文化实践中要去思考和创新新型的劳动关系，既不是国家体制中的自上而下被保障的劳动者，也不是市场经济中被雇佣的劳动力，也许是：在社会企业、合作社模式下的、自下而上管理模式下的、平等互助型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从对城乡关系和打工者出路上来思考，新工人文化思考的不单纯是打工者的出路，而是劳动者的出路和社会的出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是打工者所处的尴尬处境，那么出路就应该是反过来：“待得下的城市，回得去的乡村”，这就要求我们同时建设城市和乡村，这是历时赋予新工人的使命。其实，城市的现状并不乐观，并不一定是适宜生存、发展和幸福生活的乐园，所以，即使继续待在城市也必须去改造城市；农村的现状更不乐观，如果不尽快改观，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社会安定等都是巨大的威胁。因此，无论待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都要求新工人群体建立起主体性和劳动价值观，开拓出和谐互助的社会经济模式。
现在，我们已经星星点点地看到了新工人群体中的一些积极创造。在打工者聚居区，我们看到一些公益机构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上的文化实践，如：建设对打工者友善的工人合作公寓、工人图书室和活动室、儿童活动室和辅导班、家长课堂、女工合作社等；我们也看到一些返乡青年的实践活动，如：创办生态农场、乡村图书室、农村淘宝店、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等。这些行动还不是社会的主流，但是，却给新工人群体带来点滴希望，让大家觉得，即使暂时改变不了自己的境况和社会大环境，也许我们可以为下一代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创造条件和可能性。所有的打工者都有这样一个期盼：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像我们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