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读现象本质上是家庭对下一代教育的投入，甚至可以理解为投资，其根源上既包含着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同时也暗含着各阶层在社会竞争中的撕扯，尤其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与固化加剧。陪读现象的出现与流行，映射出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成员在教育资源竞争中的社会心态，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社会心态。
对功利化评价标准的社会认同
陪读家庭之所以选择陪读，是因为城镇学校、海外学校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优质资源意味着学生能“赢在起跑线上”，即能够在考试中获得更高的分数，升入更好的学校。对家长而言，分数高低、学校规模大小、优秀教师多少决定着家长愿意投入资金的意愿与决心。
在一些陪读家长心中，优质教育资源等于更高的分数，进而等于更好的教育资源，进而等于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未来，分数作为一种功利化、数字化、单一化的考核指标，深刻地反映出家长对子女的评价标准。对学校而言，升学率、就业率几个简单的指标就可以大体上评价整个学校的质量，在评价一所学校好坏的时候充满着工具理性的影子。正因为学校能够提供令社会满意的升学率、就业率，才会推动家长愿意费尽千辛万苦送子女进入好学校，为子女的教育掷下重金。家长选择学校时就直指子女的毕业，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表现，只注重对子女的教育结果而忽视对子女的教育过程，考一个好分数、升一个好学校、找一个好工作就是整个家庭的一切，也是教育投入的直接目的。
对未来预期的弥漫性焦虑
狭隘地说，绝大多数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终极目标就是希望子女能够在未来获得一份“好工作”。但是在大学扩招、毕业生数量逐渐攀升的时代，“好工作”岗位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甚至孩子还在读中学、读小学的时候就出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现象。因此，父母在培养子女时，往往采用加大投入的方式以期获得更高的产出。在陪读的过程中，家长可以进行监督，既能监督子女全身心投入学习当中，还能监督教育投入是否有效，通过参与子女学习生活的方式获得对焦虑的控制感。
广义地说，对教育的投入是为了子女能够获得更多社会资源与向上流动机会，在教育平台约等于教育输出质量的时代，削尖脑袋进入一个好学校往往还不只是学习成绩的问题。在国内，学区房概念的出现使得教育从隐性资源变成了一种显性资本，使得不少家庭耗尽家财购买破旧又拥挤的学区房，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购买学区房的资金都遥不可及，通过学区房，又进一步将部分社会成员排除在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之外。而那些买得起学区房的家庭，还有可能花更多钱送子女出国受教育。教育的投入能力实际上扮演着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作用，而被标记为“经济实力弱、社会地位差”的群体（尤其是在地域相近的熟人关系网中）总会让人感到焦虑，正是由于不想被固化在“较低阶层”，才使得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倾其所有，而陪读只是其中一种形式。
对基层教育资源质量的隐性担忧
在客观上来说，陪读现象的出现是我国教育布局与规划政策调整的结果之一。一方面，乡村学校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学生无书可读，所以他们不得不前往县城或城市异地就读，而家长陪读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另一方面，乡村学校因为师资、财政等因素，教育质量下滑，尤其是在一些学校，多个年级合并一同授课，教师精力有限，难免顾此失彼；而且有的农村学校教师多为全科教师，对于知识掌握不够专业、深入，只能保证最基本的知识传递，难以满足音乐艺术等学科的教学需要。导致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送子女异地就读，以便接受更优质的教育。
在主观上来说，自古以来“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深植家长的脑海，不论是古时候科举考试高中之后的“得道”，还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现在都身居要职，现实的例子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社会成员教育力量的强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对于身边的教育资源与教育质量不够信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父母将子女送入国外的中小学进行学习。家长不满足于社会提供的基本教育资源质量，认为私立的、花费高的才是更好的教育资源，这和功利且单一的评价标准密不可分。视通过一番周折与努力获得的教育资源为珍宝，教育资源攀比与担忧落后的焦虑，使得家长对已有教育资源的不信任在社会关系网中蔓延。
对传统家庭教育伦理坚守下的代际矛盾
传统的家庭伦理文化要求长辈尤其是母亲担任起照顾子女的重任，这也是社会所期待的行为方式，这意味着父母需要牺牲时间、精力、资金甚至是工作去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与学习生活，所以陪读现象是满足社会行为与传统文化对父辈行为方式的期待的。传统家庭伦理文化使得父母过多地进入到子女的生活之中，双方的代际矛盾往往表现得较为突出。
首先，孩子深知且在意父母对自己的付出，尤其是父母节衣缩食鼓励读书时，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无论是好分数还是好工作，将自己的生活与父母和家庭的荣誉紧密联系起来，一边面对着自身的学习与就业压力，一边还要承受会否让父母失望的担忧。其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很多家长没能完成学业，所以将自己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为孩子投入时间、金钱、精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梦想的投射。父辈与子辈之间过分亲密的亲子关系会降低子女逐步独立的心理需要，双方不能控制好他人与自我的距离，父母将自我的荣誉与希望附加在子女的学业之上，对子女的教育来说未必是鼓励，反而成为负担与压力，在学校学习压力与父母期望压力的双重叠加之下，会造成子女的过度焦虑状态。社会心态并非像教育政策那样可以依靠行政力量转变，要想改变陪读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杨宇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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