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新趋势、政府政策支持和国际经验，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有望蓬勃发展，未来十到十五年，整个湾区的人口会增长1800万，大部分集中在总人口为3400万的七个卫星城，此区域将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群，创新竞争力跻身世界一流，引领中国经济到2025年步入高收入国家。
大湾区规划出台的宏观背景
过去20年，中国城市人口剧增3.8亿，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大城市。然而，污染、交通拥堵、高企的房价和地价正侵蚀着一二线城市的发展空间，甚至降低它们的竞争力。为了突破这些瓶颈，城市发展模式需要向城市群转变——即中心城市通过高效的大型公共交通网络连接周边卫星城，形成紧密联通的经济体；每个卫星城可拥有特殊的定位，并承担部分低附加值的产业；而中心城市则主要承载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
在此背景下，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政策，其中典型代表就是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香港出席《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揭开了大湾区的发展新篇章。根据官方规划，大湾区由九大城市、两大特别行政区组成。“九城”分别为广州、佛山、深圳、惠州、东莞、珠海、中山、江门；“两区”为香港和澳门。
大湾区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最近我与摩根士丹利的11位同事们一起做了研究和分析，综合别国湾区的经验和教训。总体来看，目前粤港澳湾区规划的推出，顺应了中国经济的三个新趋势：
第一，消费新趋势。消费越来越多地由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三四线城市拉动，而不是由一两个中心一线大城市拉动。在出境旅游、娱乐、电影等消费中，三四线城市的贡献越来越高。
从人口的角度来讲，当前三四线城市已经占到了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的80%，远高于五年前（那时三四线只占一半）。这当然跟户籍制度改革在三四线小城市进度比较快有关，也跟当地涌现出来新的就业机会提振工资增长有关。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基建互联互通的发展、高铁网络的初步建成，很多企业有更多的空间把产业扩展到周边的卫星城、三四线小城市，在珠三角、长三角尤其明显。这个过程导致了这些卫星城的就业和工资增长，人口聚集。
以广东来说，三线城市平均人口已经有200多万了。这是什么概念？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才有110万人口。卫星城、小城市越来越大的人口基数和密度，能够支撑起服务业新经济，提振消费。这是消费的新趋势。我们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私人消费会从4.9万亿美元上升到11.8万亿美元，而三四线小城市会在其中贡献2/3的增量。
第二，投资新趋势。今年中国经济好转，私人部门的投资趋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但近期这一轮投资的趋势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从去年至今，民间投资的复苏主要是由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换代类投资带动的，而非简单的扩大产能。广东在这一方面独占鳌头，因为这一区域民营经济非常活跃，而且当地的科技产业、新经济在全国独树一帜，投资的科技含量快速上升，自动化、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这将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
根据我们的调研，中国企业IT领域投资的增速已经超过美国，并将在2020年前持续加速。这种投资反弹的好处在于它没有创造新的产能，而是提升了这些企业的生产率。
第三，出口新趋势。过去中国出口主要是依赖利用廉价劳动力、附加值相对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广东为例，广东是出口大省，但不是强省。但最近五年以来，中国出口含金量有巨大的提高。这与投资的转型有关，越来越倾向创新型和投资型。随着这些方面投资的增长，人才和专利不断涌现。中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呈井喷态势，有望今年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的专利申请国。这反映了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而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三分之二来源于深圳、广州，显示了广东在创新上有比较大的优势。随着中国逐步接近世界科技前沿，增强自身研发能力，出口制造业竞争力跃升，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全球高附加值市场的份额，从八年前的8%，翻番到了目前的16%，已经超过了德国、美国和日本。
以上三个新趋势为下一步珠三角经济一体化、打造高水平城市群奠定了基础。这一区域打造城市群有三大主要优势。首先，由于部分经济活动转移至卫星城，往返大都市中心的通勤需求将下降，交通拥堵有望缓解。其次，轨道交通将成为主流，与传统交通方式相比更为节能环保。再次，如果中心城与卫星城之间的相对位置得当，城市群整体的相对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举例来说，珠三角东部地区因IT产品供应链闻名，而西部地区则强于家用电器生产。上下游产业紧密分居珠三角两侧，配送时间缩短，从而增强地区整体的竞争力。
未来的政策重点
围绕大湾区建设，接下来政府具体要做什么？重点在哪里发力？
第一，加强大湾区城市群公共资源均等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对三四线城市、卫星城提升公共资源和服务水平，是题中应有之义。最近三四线城市医院的床位数、学校等教育机构的人数，已迅速缩小与一线大城市之间的差距。未来五到十年，规划应当继续着眼于缩小差距，加强三四线、卫星城的公共服务。
第二，基建互联互通。特别是高铁、移动互联网升级，以及物流改善。高铁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从无到有，再到覆盖大量的三四线小城市，到2020年，一百万人口的小城市基本都会被纳入高铁网。这对当地经济的溢出效应巨大。跟高铁普及之前相比，目前中国的铁路出行者每年省下了30亿个小时，提升了生产率。如果省下的30亿个小时用于消费，譬如去电影院看电影，则相当于十部《战狼2》的票房。
粤港澳地区过去在高铁方面并不发达。但这几年规划迎头赶上，到2020年，广东大部分的卫星城和小城市都将被高铁或城际铁路覆盖。2016年起建的深中通道也将于2024年完工。在2030年，广东境内城际铁路总长将增加3倍。而根据东京城市圈的经验，卫星城的发展十分依赖铁路交通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也逐渐从4G投资升级5G。这些会进一步缩小三线城市居民在享受服务和商品方面与一线大城市之间的差距。
高铁除了带来人流的改善，也催动了物流领域的进步。目前跨城快递的费用已经下降到只有平均九块钱每个包裹，跟同城价格类似。未来的规划应进一步支持物流仓储发展。
第三，人才的流动。粤港澳各个城市各有优势，其中广州和香港由于大学众多，人才优势储备比较大，深圳又恰恰需要很多人才支撑企业的创新研发，所以亟需让人才的雇佣流动在大湾区更加自由，这牵涉到从户籍到跨境人才等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最后，决策者应继续大力鼓励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对于大湾区的崛起，以及中国经济这一轮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以创造就业为例，过去四年，上游的传统旧工业受去产能的影响，岗位流失，总共下降了近400万个岗位，但是全国就业增长仍然强劲，工资增长也比较快，因为服务业每年创造1000多万个岗位。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中，可以发现旧工业（譬如工程装备公司）数年内大幅裁员几万人。但是新兴的服务业（譬如网购、外卖等）一年增加十几万个岗位，完全抵消了前者影响。中国重要的互联网创新之一的微信，就是诞生于广东。随着包括网购、移动支付在内的新经济的发展，以及物流的进步，使得三四线的居民第一次突破了过去传统销售渠道不畅的障碍，享受到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同等的商品和服务。
我们认为，大湾区规划应重点在上述领域设计政策。旧金山湾区、东京首都圈的经验都表明，当互联互通、公共资源均等化和人才自由流动实现之后，城市群中的卫星城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会大幅度快于中心城。东京首都圈的人口总量、密度和占地面积与粤港澳大湾区均较为类似。战后东京市人口快速增长，而无规划的发展、恶化的生活环境和交通状况逐渐成为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首都圈建成区内工业等限制法》在1959年通过，限制东京市区内新工厂和大学的建设。1965年起，得益于高效的铁路网（特别是前一年的新干线开通）和政府规划，周边卫星城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过东京。东京市人口增速放缓，而周边地区的人口持续扩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