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进展可以用“超预期”来形容。不仅经济增长超预期，房价涨幅和随后调控均超市场预期，雄安新区的出现超预期，环保督察的力度超预期，十九大提出的社会基本矛盾变化更是超预期。这些超预期事件均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深远影响。
2017年，中国金融领域的动态可以用“防风险”加以概括。MPA考核趋严、汇率定价机制引入逆周期因子、金委会成立、双支柱框架正式提出、资管新规的推出等，均是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2018年是十九大后的第一年，是“十三五”继往开来的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三年要抓好三场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通往高质量发展的路上不会一帆风顺，坎坷和荆棘会持续考验施政者的综合能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难在化解
三场战役，首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2017年以来，监管部门在推动金融部门去杠杆，促使资金脱虚向实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MPA考核运转良好，银行间同业业务同比增速快速收缩，M2增速稳定下台阶。再配合即将实施的资管新规等新规则和新制度，监管部门有足够多的工具、足够强的决心和足够大的定力防范金融风险。这一点毋庸置疑。与此同时，在引入逆周期因子之后，央行获得了市场预期引导的合法性和渠道的有效性，不必再消耗大量外汇储备来保汇率，使得保储备和稳汇率的“两难”程度下降。中国将面临一个比较适宜可控的外部环境，全力以赴防范金融风险。即使在金融部门去杠杆的过程中出现局部的、暂时的风险，央行也有很大的空间，利用灵活的货币政策应对相关风险，大可不必担忧金融领域出现崩盘的情况。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是防范，难点却在化解。防范金融风险只是第一步，是治标之策，治本还需化解金融风险。反思过去几年的金融风险事件，2013年“6·20”钱荒、2015年6-7月股市“非理性波动”、2015年“8·11”汇改、2016年年初“熔断”、2016年底国债期货跌停、2017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接踵而来的“压力测试”显示出金融风险日益凸显以及金融监管有效性正在弱化。金融监管强化势在必行，五大“关系”亟待理顺：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中央监管与地方监管、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是需要重点防范和化解的风险之一。债务问题是典型的金融风险，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同时蕴含了金融因素和体制因素，PPP正是一个典型案例。经历了三年爆发式的增长，PPP等似乎成为了地方政府融资的新渠道，而且又与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等深入纠结在一起，地方政府融资乱象频出。乱象之后，必有规范。财政部50号文和92号文正是规范PPP的转折点。2018年，PPP的扩张速度必然会受到抑制，此前狂飙突进积累下的违规风险更要逐一排查。但更需要反思有关PPP的更根本的问题。
一是社会资本的界定问题。目前，参与PPP中的社会资本许多都是来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背后往往对接的是大型国有银行。在PPP的帽子下，国有企业很容易成为替代地方融资平台的地方融资新渠道，这就背离了发展PPP的本意。二是如何引导更多的民营资本深度参与PPP。国有企业大量参与PPP的另一个后果是挤占了民营资本参与PPP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地方政府同民营资本之间信任感的建立，比具体的PPP项目更为关键。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明确制度，恐怕比项目的盈利性对民营资本更有吸引力。三是PPP在地方财政中的定位。PPP是解决基础设施缺口的有效补充，但肯定无法替代地方财政的主要职能，更不能妄想通过PPP来解决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总之，规范PPP是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首要环节，但核心依然是理顺央地财税关系。
理顺金融和实体的关系则是化解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2013年之后，金融领域一度出现了过快自由化的倾向。在宏观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大背景下，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行业内部空转的现象越发普遍。究其实质，除了金融行业发展过快和金融监管部分缺位的因素，金融和实体的关系出现扭曲是导致金融乱象的根本。理顺金融和实体的关系，一是要逐步解除房地产市场与金融部门的引线，通过发展租赁市场、因城施策的调控政策等方式，逐步引导房地产市场走向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二是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弱化国有企业在银行融资方面的绝对优势，抑制国有企业杠杆率和债务水平过快上升；三是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提防部分地方政府以新的名义和手段实现新一轮债务快速扩张；四是开放重点的服务业领域，为社会资本提供新的投资机遇和空间，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精准扶贫是长期战役
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相比，精准扶贫则是一场更加长期且艰巨的战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市场经济带来的激励机制，释放出了巨大的增长潜力，也积累了许多问题，贫富差距持续就是其中之一。皮凯蒂等人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出，1978年至2015年，中国最富裕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值从27%上升到41%，而后50%的人群收入占比则从27%下降到15%。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并没有被每个人分享，更没有被更贫穷的人分享。而个人财富领域的贫富差距更是惊人。皮凯蒂等人的研究发现，1995年至2015年的二十年里，中国最富裕的10%的人群掌握的财富总量占居民财富总量的比重从40%上升到67%，这一贫富差距水平显著高于法国的50%，与美国70%的占比相近。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精准扶贫，并做出了“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扶贫”的庄严承诺，可谓是沉疴用猛药。农村贫困人口扶贫的核心是理顺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同时要将农业功能从农村解放出来。这样的改革比单纯提高农民收入更为根本。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正与此方向不谋而合。可是，当前中国上百万的自然村中，一部分村落的归宿并不一定是走向振兴，而很有可能是走向消亡。哪些走向振兴，哪些走向消亡，既有市场的力量，也有乡村政府的努力。2018年，最值得重视的不是扶贫的力度不够大，乡村振兴的速度不够快，而是地方政府出于“抢在末班车前上车”的动机下，出现新一轮的投资过剩和恶性竞争，为今后的农村人口扶贫、乡村振兴埋下长期隐患。
依法治污保证高质量发展
污染防治则会时刻考验中央政府推进环境治理的决心和定力。2017年9月，为期近两年，涉及中国31个省市区的四轮环保督察正式完成。两年间，因环保不力而被问责的各级官员数不胜数，环保俨然成了新时代中国政府官员执政能力的试金石。环保不力的官员受到了惩罚，环保不力的企业更是难逃一劫。大批重污染行业的散、乱、污企业被责令整改，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
环保督察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但也不是毫无代价。问题的关键在于，短期高强度治理环境的代价是否可承受。有观点认为，环保督察对经济的短期负面冲击太大，难以持续。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既低估了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增长韧性，也低估了中央高层对环境治理的决心。无论从财政、就业还是GDP增速来看，环保督察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均不显著。特别是就业方面，2017年下半年环保督察叠加冬季限产，城镇失业率依然在5%以下。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看似与环保相关的事件，实际是反映社会治理水平的事件，不要轻易与环保政策挂钩。
2018年，环保督察力度不会减弱，真正值得引起市场关注的是环保政策可能继续加码。2017年，环保的重点领域是空气治理，重点对象是散、乱、污企业。2018年环保政策或许会全面铺开，不守规矩的大企业也可能被问责，相关行业的产能也要继续受到压制。谁想硬挫其锋芒，勿谓言之不预也。不过，环保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的是依法实施、以人为本、统一标准、一视同仁。
2018年，中国经济正式迈上了通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纵然前路坎坷，却是通途大道。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固然会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仍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从长远来看，中国还有诸多长期趋势可以持续提供经济发展的动能。中国的消费升级正在引领各类新业态、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国产品牌在快速崛起，军民融合在不断深化。中国在制造业升级、城市化和市场创新等方面仍然大有可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研究员的最新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完全符合现有的国际经验规律，既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也不存在转型迟滞的问题。中国经济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的动作很标准，现阶段中国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速快于GDP增速，研发投入、出口复杂度等指标亦表明中国的产业升级仍在快速进行。真正需要重视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这些方面的改革将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