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在记录今天人类正在经历的历史时，哪些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一定会最先进入他们的视野？
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所谓大衰退有可能入选。
“9·11”事件及后来的“伊斯兰国”兴衰和此起彼伏的种族宗教冲突有可能入选。
西方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及其引发的统治精英分裂和治理体系式微有可能入选。
一度高歌猛进的“全球化”陷入四面楚歌境地的同时全球问题解决障碍重重有可能入选。
特朗普在“美国第一”宗旨下推动的税收改革有可能入选。
美苏旧冷战结束1/4世纪后美俄新冷战浮出水面有可能入选。
70年前爆发过大规模国际冲突的朝鲜半岛再一次因核导试验成为全球关注点有可能入选。
然而真正不可或缺的选项，则应该是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复兴和全面回归世界舞台中央，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系进入一个质变期，从而使得双方博弈的复杂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美关系进入质变期的重要标志：中美两国产出持续接近，以致达到临界点
经过近40年的高速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估算，2017年中国GDP按当年市场汇率计算已接近美国的2/3（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则中国的GDP两年前已经超过美国）。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中美两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之差。依照大多数机构的预测，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年增速都将比美国高3~4个百分点。这对一个规模超过1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言，无疑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与更大的能力。
和经济规模密切相关的是中美两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就2016年的数据看中美两国可谓相差无几的全球最大贸易国。当谈论一国是否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主导地位时，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市场规模。尽管美国仍旧是全球第一大进口国，但鉴于中国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以及高储蓄带来的75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能力，当今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会置中国于不顾！
在经济总量快速追赶美国的同时，中国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方面也奋起直追，且逼近或超越美国的相关事例不胜枚举。
中远程宽体客机一直是美欧的优势产业，在全球航空市场上其他国家很难与之比肩而立。然而就在2017年，中国自行研制的中程客机C919实现了首飞。
也许意义更为深远的是中国与俄罗斯9月29日将其联合生产的中远程宽体客机命名为CR929。该机计划2025年完成首飞，2045年销量达到800~1000架，其280座基本型售价1.35亿~1.78亿美元，较之售价为2.22亿~3亿美元的波音787系列同类机型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在此特意以中远程客机的设计制造为例，是因为该产业领域可以说是中国在重要制造业领域中唯一的空白。C919的首飞成功和CR929的研发，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所有重要领域都已经或将成为一个主要玩家。
面对强有力的市场竞争者的出现，尤其是当竞争者通过企业并购和利用市场换技术战略谋求技术更新换代时，既得利益者或技术领先者绝不会听之任之。
中美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关键变量：中国全面且坚定地回归世界舞台中央
2017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5月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做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和《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
在第一篇演讲中，习主席详尽阐述了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特别强调了当今时代的领导者要顺应大势，主动作为，勇于担当，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在第二篇演讲中，习主席面对120多个国家的来宾宣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并指出其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
在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点明了中国推动建设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强调了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还体现在改革开放近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使得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成为不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研究乃至效仿的对象。
2017年6月，七八十位来自20多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聚会于非盟总部，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本至少通读过一遍的习近平所著《摆脱贫困》英文版或法文版，聆听中国官员和学者对该书的讲解并共同讨论。一些非洲国家的最高领导甚至要求自己的部长们人手一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希望从阅读和研讨中找到实现本国工业化与致富的答案。
中国无意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实事求是地讲，同时也鉴于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一系列棘手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中国所走过的和平发展道路确实正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路径选项，中国的软实力也随之得到提升。
“美国第一”：可能会鼓励特朗普进一步强化其经济政策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
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多边舞台上积极主动作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新一届政府改弦更张的对外政策。特朗普极力奉行“美国第一”的经济民族主义，重视现实利益甚于捍卫西方民主价值或意识形态，怀疑国家间多边合作安排，倾向于通过双边谈判以实力政治维系美国霸权。
当政一年来，特朗普政府在重新审视美国参与国际机制的权利与义务后，致力于“国际义务瘦身”，宣布退出或威胁退出多个多边机制，弱化与传统盟友的联系沟通且与盟友分歧增多，提高军费预算，强推带有种族歧视性的出入境及移民政策，推行以所谓“对等贸易”为名的保护主义，具体措施则包括反倾销调查、降低公司税、敦促海外资金回流、振兴制造业和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等。
在上述政策施行期间美国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这可能会鼓励特朗普进一步强化其经济政策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其结果或将导致美国国内甚至共和党内部进一步撕裂。
1. 美国内部分裂在主流媒体上显露无遗
著名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2017年10月17日）上对“特朗普主义”进行了无情声讨：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特朗普总统的立场都是“奥巴马建，我来拆，大家擦屁股”；他乐于一股脑地彻底推翻国家的长期政策和制度，并且不针对事前事后做任何实质性准备；他没有任何严肃的论证说明，也没有达成更好协议的计划；欧洲盟友表示不会追随我们退出伊核协议或恢复制裁；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同时又限制美国政府资助国内外节育活动，而移民难民涌向美国正是气候变化、环境恶化、人口激增以及治国无方的结果；在所有科技巨头都在建造使用清洁能源数据中心的时候，在太阳能和风能相比化石燃料越来越具有竞争力的时候，在气候变暖可能引起更严重的飓风、森林火灾烧掉我们数千亿美元的时候，特朗普的核心能源计划却是推翻奥巴马的政策回归火电；美国会为此付出代价。另据美联社2017年10月8日电，目前仅有24%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这甚至比已经处于历史低点的6月数字又低了10个百分点。
2. 盟国的质疑
除了在国内引起争议外，盟国对特朗普力图推行之政策的质疑亦随处可见。
德国赫蒂管理学院院长赫尔穆特?安海尔在题为《美国的政治悲剧》的文章（《日本时报》9月18日）中指出，特朗普8个月任期的作为是一个长期政治悲剧的最新表现。美国不再是世界的山巅之城。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白白浪费了冷战后的和平红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就没有出现一个积极的和具有前瞻性眼光的政府。而特朗普政策的焦点在于破坏而非建设。目前他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立法胜利，除了要清除奥巴马遗产也没有显示出任何政治动量。他拒绝理性地讲话，不尊重事实和证据，还具有无限操纵大众舆论、利用种族主义和阶级仇恨等被压迫情感的能力。特朗普路线的后果是美国原有问题的变本加厉。
日本《选择》（9月号）刊文指出，美国政府缺乏清晰目标，特朗普外交退化为交易。盟国的怀疑、批评、独立性无疑都将构成对美国国际行为的某种程度上的掣肘，这多少也意味着美国联盟体系处于十字路口并且开始朝着解体的方向迈进。
3. 年轻一代民主理念的淡薄
美欧年轻一代人对西方民主理念的淡漠，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深陷泥潭，进而令美国在与中国博弈时备受掣肘。
在美国《福布斯》刊发的《千禧一代放弃民主理念了吗？》（11月3日）文章中，尼尔?豪罗列了2017年西方国家和部分风行西方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政坛上的各种“异象”：10月年仅31岁的民粹主义者和反移民者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当选奥地利总理；9月德国选择党获得年轻选民支持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在议会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极右翼政党；6月马克龙虽然获胜但在青年选民中他只是第三选择；安倍、莫迪和杜特尔特的支持者大多是年轻人。
由此该文作者得出结论说，让全球千禧一代团结起来的是一种对自由和民主中心的背离。
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中只有30%认为生活在民主国家是绝对必要的，而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人中有75%这样认为。千禧一代对他们眼中故步自封、腐败不堪、面对棘手问题束手无策的政府讨厌透顶。单凭年轻人对更有力的治理的渴望可能还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但是可能为需要他们支持的年长激进派打下基础。而激进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则被美国主流知识分子视为国家真正的心腹大患。
4.西方法律体系濒于崩溃
哈佛大学重量级法学家伯尔曼在其《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中提出并严密论证了西方法律体系濒于崩溃这一命题：西方的法律正在变得更加零碎、主观，更加接近权术和远离道德，更多关心直接后果而更少关心一致性和连续性，20世纪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土壤正在受到侵蚀，并面临崩溃的威胁。
这种崩溃只是部分因为1917年10月俄国革命并逐渐传播的社会主义，也只是部分地缘于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面官僚化，更多的是来自西方文明自身的危机，即西方对作为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共同体的西方本身的信念和对9个世纪以来维系西方文明的那种法律传统普遍丧失信心，表现为对法律玩世不恭的态度，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以某种形式规避政府的规章，政府本身从上至下都卷入非法活动。
更严重的是，只有那些罪行已经暴露的少数人才似乎对这类问题感到良心不安。伯尔曼写作此书时距今已34年。然而今天又有谁能够否认“西方文明解体和社会共同体破裂”这一预言没有至少部分地变为现实呢？
至少未来的5~10年，美国仍将是世界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
尽管中国综合实力在急剧上升，但必须看到至少未来的5~10年，美国仍将是世界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即使仅看按照汇率计算的GDP，中国要超过美国也绝非易事。
“二战”结束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这一历史时段，作为产出最大的国家，美国曾经有过两次被其他国家逼近赶超的经历：一次是其冷战对手苏联，另一次是其亚洲主要盟友日本。然而苏联和日本对美国的赶超都止于经济规模略超美国2/3之时：日本GDP在1995年达到峰值为美国的71%后一路下滑至2017年的20%（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1960年以来GDP历年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在1978年前后达到美国的67%的高点（见周荣坤、郭传玲等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而目前俄罗斯的GDP仅为美国的11%。
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特别关注与大国博弈高度相关的“大国赶超陷阱”，意即为什么“二战”后赶超美国的国家其经济规模止步于美国的2/3？苏联相对实力止步的原因很多，其中就包括美国对苏联施行的“遏制政策”，即几乎把苏联及其盟国与西方国家及其盟国友邦之间的贸易投资往来全部切断。美国对日本则是迫其接受不情愿的规则（广场协议）和采取不得已的行动（自愿出口限制）。
如果按照联合国大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前几年开发出来的“包容性财富”（IW）指数体系计算，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则会被进一步放大。
在《包容性财富报告2014》的作者（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等一批知名教授）眼中，一个国家越是倾向于知识型经济生产，越是具有高的全球化水平，其GDP越是低估其真正的经济规模。
为了矫正被GDP扭曲的数字，联合国有关机构推出了IW，后者由经过技术处理的三大资本相加而成，其中生产资本（权重20%）包括公路港口、建筑物和机器设备，人力资本（权重57%）包括技能、教育与健康，自然资本（权重23%）包括底土资源、生态系统和大气环境。
报告给出的计算结果如下：美国IW为144万亿美元，中国为32万亿美元，同时日本和德国均排在中国之前。与作为流量指标的GDP不同，作为存量指标的IW在考虑地缘政治时比流量更易军事化。
报告显示，1992~2010年，全球GDP增长50%，IW同期仅增长6%。1990~2010年，美国GDP增长33%，印度增长155%，中国增长523%；同期三国IW各增长13%、16%、47%。
一年多前斯蒂芬?布鲁克斯等在撰写《曾经的和未来的超级大国》文章（见《外交事务》2016年5~6月号）时得出“中国将无法取代美国”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便是来自对IW的计算。
中美关系的典型事实: 斗俱伤，离招损；道不同，相为谋
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近来从忽视逐渐变为关注，其主要动机则是如何防范与利用。
在10月公布的《丝路2.0：美国应对中国一带一路之战略》的报告中，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联合主任盖尔·拉夫特认为这一倡议“具有改变规则的颠覆性质，并且涉及几乎所有与美国有重要利益关系的地区”；尽管“在一些情况下美国甚至试图使用软实力破坏中国的这一倡议，但是忽视‘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美国不应停留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边缘，目睹其盟友们被中国所吸引，而是应该建设性参与其中，即公开接受区域联系和能源安全的总体构想，同时有选择地积极支持与自身地缘政治逻辑和意识形态观念相符合的项目，抵制该倡议中破坏美国战略利益的部分。
为了做到后一点，报告明确画出了四条“红线”：远离甚至反对那些具有地缘政治性质的倡议或是被用作烟幕以掩饰中国地缘政治优势的倡议；反对以倡议为借口实行军事扩张，包括在倡议参与国领土上部署破坏地区稳定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确保在争议地区的任何计划是在争议涉及的所有国家的同意下执行的；确保倡议不被用于掩护对美国价值观（民主、人权、反腐败、透明度和航行自由等）有害的政策。随着特朗普与建制派不断磨合，美国未来对华政策在此可见端倪。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中美关系：阻力与动力》（《经济导刊》2014年第8期）的短文中说过，所谓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只有中美合作才能解决问题。
这句话虽然说得有些夸张，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随着中美力量对比进入质变期，两国博弈的界面、强度和方式都会有所改变。两国密切关联和不断膨胀的共同利益是不以双方好恶或爱憎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更重要的是，作为经济规模数一数二的大国，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早已超越了双边范畴，成为世界发展的推进器和全球秩序的稳定锚。
中美两国本身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利益攸关者。面对数量和复杂性都不断凸显的全球问题，特别是与日俱增的网络安全、核威胁、气候变化等挑战，所谓的权力之争还是会被关键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急迫性所盖过。
超越传统智慧，给一些重大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打破常规习见的新思路，中美尤其需要得到对方的理解和支持。只有充分认识双方在这些与人类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上巨大的共同利益，才不会被各自的狭隘利益限制住中美合作的想象力。
中美两国关系的典型事实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斗俱伤，离招损，道不同，相为谋。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的领导力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见《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7》，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行为并非试图完全抛弃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而是致力于在从中获益的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
诚然，有雅量来容纳这种对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大有裨益的中国影响力，对美国而言殊不容易，但绝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美国无论如何都算不上苛刻的条件。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期许，恰是2017年的中国给世界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