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今天题目主要是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干涉”话语的分析，标题是“‘征服’还是‘解放’”。首先是问题的提出。法国大革命非常重要，对于法国来讲是重要的社会转型，通过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即整个原来的君主专制体制以及贵族等级制度，这是在整个法国内部的转型。实际上法国大革命过程中也涉及外部问题，既面临着欧洲反法联盟对他的干涉，也面临着对外战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干涉与反干涉还有不干涉都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到底是进行一场征服性战争还是解放性战争？进行防卫性战争还是进攻性战争？这个问题，也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维度，所以我不在法国内政的维度讨论法国大革命，而是从对外的视角讨论这个问题。
简要回顾这场法国大革命中革命者面临的威胁，他们是怎么进行思考的：到底我们是要进行征服性战争还是解放性战争？他们内部有不同的辩论。某种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是最重要的历史时刻，人类历史上或者近代史上第一次碰到这样大规模的战争，这些尖锐的问题都摆在革命者面前，因此他们做出的思考对我们理解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的很多战争都很有帮助。
法国大革命受到了欧洲大陆君主制国家的联合干涉
下面进入正题：法国大革命对“征服”与“解放”的论辩。在这个过程中，面对着相同的政治形势，不同政治家有着不同的话语表达。
首先看一下背景，如我刚才所说的，法国大革命在国内维度上，推翻了君主专制。但是大家知道，在整个欧洲大陆，各个国家都是君主专制体制，革命者在国内推翻君主专制的行动引发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恐慌和激烈反应，这就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你推翻了一个国家的专制体制，也可能会引发整个专制体制在欧洲大陆的垮台。所以欧洲大陆的国家特别是以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为代表开始说，要联合欧洲大陆的力量去干涉法国。某种意义上讲，是欧洲大陆的力量去干涉一个法国的革命行动。1791年利奥波德二世跟普鲁士国王一起签署了《匹尔尼茨宣言》，宣言当中明确说要联合英、俄等国一起干涉法国革命，把国王从困境当中拯救出来。这明显是一个战争的信号，欧洲大陆用自己的力量干预法国、捍卫旧制度。这个意义上，等于说法国面临着外来干涉和战争的危险。
法国人并不害怕欧洲大陆国家发起的战争
那法国人是怎么反应的？他们说“我们不害怕战争”。当时的杜布瓦·克朗塞在雅各宾俱乐部宣读了关于战争问题看法的议案，其中写道：“将用法国人民的全部财力和鲜血来惩罚那些不尊重高尚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狂妄敌人；倘若有专制君主胆敢侵犯我国，法兰西民族宣誓：不把暴君消灭，不把自己的旗帜插到专制制度的废墟上决不放下武器。”
卡腊说，“对于法国人来说，对于自由的法国人来说，进攻是最好的办法。只要发动进攻就能取胜”。吉伦特派的领袖布里索也向立法议会呼吁，“你们不要犹豫不决，必须向胆敢威胁你们的列强主动进攻。”
刚刚度假回到巴黎的罗伯斯庇尔指出：“应该告诉利奥波德：你容忍叛乱分子集结就是违反了国际法，我们对此毫不惧怕，然而这是对我国的侮辱。我们敦促在某一个期限内把他们驱散，否则，我们将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以一切敌视暴君的民众的名义：向你宣战。”也就是说面对欧洲大陆的干涉或者即将发起的这场战争，法国并不胆怯、害怕，而是说要动员起我们的力量，特别是在法兰西民族性的力量之下进行这场战争。
罗伯斯庇尔反对通过对外战争输出革命
对待战争，可以说，法国的主要政治家们没有异议，但对战争的规模和性质却有差异，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说，“战争对法国来说是必需的，这场战争是国家的善行。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我们没有被背叛，我们需要巨大的背叛。这就是普遍自由的十字军东征。”也就是说要对外进行战争，要把自由像过去的十字军东征一样扩展到欧洲大陆，那边还是旧制度统治的地方。所以布里索期待要建立一个万国联盟，用十字军东征的方式在欧洲推行革命，建立以巴黎为中心的世界共和国。
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尽管也主张战争，但是面对布里索的这个主张，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792年1月，罗伯斯庇尔发表讲话批评布里索的主张，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国家的最高利益。此时，国家的最高利益是什么呢？是战争对外扩张，还是肃清内部敌人，巩固新生的共和？罗伯斯庇尔认为后者更为紧迫和重要，他反对对外战争，输出革命。他说：“从一个政治家的头脑里能够产生的最为荒谬的念头就是，相信一个民族只要拿起武器进入另外一个民族中，就能够使他们接受自己的法律和宪法。没有人会喜欢武装的传教士；自然和明智提出的第一个劝告是把他们当作敌人那样赶出去。”所以这里面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输出革命，是否能够在输出地按照革命方式建立起自由的体制。
所以他继续说，“在使国外各族人民感受到我们革命的种种成果之前，必须首先把我们的革命巩固下来。在我们自己取得自由以前就想给他们以自由，这既会使我们、也会使全世界继续遭受奴役。认为一个民族只要一朝制定宪法，所有其他民族就会在一瞬间纷起响应，这种看法是夸张和荒谬的。”“权利宣言并不是可以在同一时间里普照全人类的太阳，它也不是可以同时击毁所有王座的霹雳。”所以罗伯斯庇尔反对布里索的输出革命，认为不能指望通过战争方式输出革命就能够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一个自由的体制。这是他的基本观点。
瓦尔密战役是近代民族主义诞生的标志
1792年3月，利奥波德突然死去，弗朗茨二世继位后加紧进行战争准备，对法战争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法国立法议会在4月份讨论了战争的危险，并起草了一份文件，表明了法国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态度：“法兰西民族宣布，绝不为了征服而发动任何战争，并将绝不使用它的武装力量反对任何人民的自由，这是宪法的条文，这是我们把我们的幸福与所有人民的幸福相连结的神圣愿望。我们将忠诚于它”。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到，在法国革命者心目当中，欧洲大陆是专制统治，他们是要去挽救路易十六这样一个旧制度的专制统治象征。因此，这次战争是一场新型的战争，防卫的战争，是自由的民族对专制暴政的战争，而不是法兰西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征服的战争，它的政治性远远大于民族性。因此，战争目的不是征服其他民族，掠夺其物质利益，而是推翻压在这些民族身上的封建专制统治，让别的民族也获得自由。
反法战争形势急转直下，4月20日，法国正式向奥地利宣战，某种意义上是法国主动进行战争。但在内在原则上讲，法国主动宣战实际是防卫型的战争。所以在法国宣战的时候，进一步发表了一个宣言，重述了上述原则：“国民议会宣告，法兰西民族遵守其宪法上所制定的原则，‘不以战争为征服的工具，也不用武力去妨害任何民族的自由’，只要用武力维护自身的自由与独立，这次不得不参与的战争不是民族间的战争，而是一个自由民族向一个君王的无理侵略的正当防卫，法兰西民族将不会把它的兄弟与真正的敌人混为一谈，它将竭力减少战争的灾祸，保护财产，使破坏自由者单独遭受一切与战争不能分离的不幸，它将接纳一切背弃敌人事业的外国人，使他们在法国的旗帜下为维护自由而作战，并将竭力使他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这场正义的防卫战争在一开始却失利了。所以法国的立法议会发出公告：“祖国在危难中”，号召人民开始奋起保卫祖国。好在大量普通人民参加了军队，在民族热情的激励下，法国军队士气更加高扬，1792年9月20日在瓦尔密战役取得了胜利。瓦尔密战役被认为是民族主义产生非常重要的时刻。歌德在普鲁士军指挥部队里看到了法国士兵挑起帽子高呼“民族万岁”，然后冲出战壕的场景，他说：“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也就是说，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以瓦尔密战役作为标志性的。这个战役胜利之后，法国武装力量全面出击，一直推进到阿尔卑斯山脉和莱茵河流域。法国变成了是在法国国境之外打这场战争，等于是解放者还是成为占领者，这样的问题后面成为了突出的问题。
本来我们前面已经说到法国国民公会已经确立了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保卫自己，实现自由和人权，而不是说要去进行一次征服性的战争。但是现在这场战争在境外开始打，因此到底进行一次侵略和征服的战争还是进行一次解放战争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从法国的主导思想来讲，他们希望进行解放战争，而不是侵略和征服性的战争。他们还认为，只有全欧洲各国都起而进行革命，法国的自由、独立才有保障，因此，法国也有义务帮助、支持他们进行革命，号召他们进行民族起义。11月19日，国民公会发出了第一号鼓动宣言书，“国民公会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宣告，它将给所有希望恢复他们自由的人民以友爱和支持，它将告知行政机关给予将军以必要的命令去支持那些在自由的事业中受到压迫的公民。”随后，国民公会根据康邦的要求，在12月15日又发布了第二号鼓动宣言书，它有一个文件附录，其标题是：法国人民对_____人民。这份文件被分发给所有的将军，他们将在空格中填上他们征服或给予“解放”的国家的名字。在文件中，它还向被占国家的人民宣布：“从今，法兰西民族宣布人民的主权，……所有人在权利上是平等的，所有人在管理、服务和保卫你的祖国的要求上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法国把人民的主权理念普及到被占领的地区，实际上是在被占领地区实现现代政治理念和自由体制，而不是说征服这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当时的法国坚持了对被占领国的封建统治者和人民以区别的原则，“给宫廷以战争，给茅屋以和平”正是其最精炼的概括。事实上，法国军队所到之处都被作为“解放者”受到欢迎，很多被占领地区也志愿要求加入法国。但是，不能不看到，在这种传播革命、要去解放其他民族宣传的背后，一种民族的野心、民族扩张的欲望在滋生膨胀。
1792年12月，国民公会宣布：“法兰西民族宣布，凡拒绝或排斥自由平等，希望保持、恢复君主和特权阶级地位或与他们进行谈判的民族都是法国的仇敌；另一方面，法国绝不与之缔约也绝不放下武器，直至共和国的军队所在的地区主权恢复，人民独立，并按平等的原则建立起自由民主的政府为止。”这显然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政体强加于其他民族，无视其他民族权利的民族沙文主义的体现。同时，吉伦特派在传播法国革命原则，帮助其他民族获得解放的旗帜下，还想进行一场征服其他国家的扩张战争，以确立共和国的自然疆界。
自然疆界政策实质上是封建王朝扩张政策的继续
实际上，法国的自然疆界政策早已确立。亨利四世时期，他的谋臣秀利就曾提出过要为法国确立一条“自然疆界”，到红衣主教黎塞留执政时，他孜孜追求的目标就是“要为高卢收回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大革命爆发后，一些革命领导者就开始追求共和国的自然疆界。当时的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认为，法兰西共和国必须以莱茵河为边界，他指出：“如果把我国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如果比利牛斯山隔开的只是自由的各民族，我们的自由就万无一失了。”
1793年1月31日，丹东提出兼并比利时的要求，并明确提出自然疆界政策，“担心共和国过分扩张疆界是杞人忧天。共和国的疆界是自然确定好了的。我们将在地平线的各个角落——莱茵河畔、大洋之滨、阿尔卑斯山麓达到这些边界。这些应该是我们共和国的最后疆界。”就实质而言，布里索、丹东等人的自然疆界政策只不过是封建王朝扩张政策的继续，是法国民族欲望的显露，只不过他们在这种过去古老陈旧的王朝目标的框架中加进了革命的原则。同时，他们要把已经激昂起来的民族热情引向对外征服，甚至还设想通过建立自然疆界，通过在欧洲建立一系列共和国，将在法国的外围形成一条“共和国圈”，并且，当自然疆界确立后，在自然疆界之内的各民族将组成一个“大民族”，这样对法国而言也是安全的，这些大民族本身也是一个共和国，同样也实现了解放。
所谓建立大民族，实际上就是要征服吞并别的民族，把法兰西民族置于其他民族之上，成为其他民族的领导者和保卫者。这种民族主义明显带有民族扩张、民族压迫和牺牲别的民族服务于本民族利益的意味。玛丽—约瑟夫·舍尼埃曾说道，大民族是“胜利者的民族，然后是征服者的民族，再后是统治、压迫、吞并其他民族而全然不考虑其人民意愿的民族”。这的确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在丹东、布里索等人的主张下，这场解放战争即将要转变成为一场征服战争。实际上，法军已经开始在一些地区采取强制措施，并开始掠夺，肆意侵犯所在地区的民族主权和民族利益。当然这也普遍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愤恨。
雅各宾派革命者主张民族自决权原则
另外一些雅各宾派革命者则反对自然疆界政策，也反对大民族的扩张。他们认为建立大民族就是要征服别的民族，把法兰西民族置于其他民族之上，成为其他民族的领导者和保卫者。这个意义上解放战争变成了征服战争。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再次发表讲话，反对丹东、布里索借革命的名义进行民族征服的观点，重申要真正进行一场解放战争，要在法兰西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民族关系。罗伯斯庇尔说，“我们要进行一次真正的解放战争，而不是进行一次征服的战争。”罗伯斯庇尔认为在应该确立权利宣言和民族至上，权利宣言意味着法国革命的原则，民族至上意味着尊重所在地区的主权。有一段话明确了表达了罗伯斯庇尔的看法：“国民公会已经以法国国民的名义向世界声明：它决不同被压迫的各族人民作战，而是同那些压迫者的政府作战。它作了更多的事，它通过一项不朽的法令实行了这一伟大的原则：确认各国主权，并禁止法国的将军们和公民们对此有任何侵犯。重申这个庄严的声明、尤其认真执行这个声明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在侵入尼斯和萨瓦伯爵领地，公布这个法令的时候，已经在这两个地区产生了最令人高兴的效果。法令为法国和人类带来了光彩。”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输出革命的名义来侵害各个国家的主权，所以他接着表达说“欧洲各族人民差别很大，习俗不同，知识程度不同，现在也没有相同的倾向来接受法国人民所希望的那种政体……我们在保证他们行使他们的主权，向他们提出有自己自由地决定一种政体的权利的时候，要满足他们的一切愿望；我们既不损害他们的权利、他们的自尊心，也不挫伤他们的某些偏见。他们将会感谢我们从他们的暴君那里解放了他们，而且将自然地准备同我们结盟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罗伯斯庇尔进一步说，“相反，如果我们以加速自由的进步为借口而违背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就要冒引起他们的反感、加强贵族的派别、并在公民们的不满和分裂中使政府本身陷于走投无路的危险。人们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自由，但永远不能用一种外国的力量来奠立自由。”由此，罗伯斯庇尔为法国确定了这样的行动原则，“把人民自己的命运交到他们自己手里。在他们那儿宣布权利宣言和民族至上，他们应在这样的庇护下团结起来，然后自己规定自己政府的形式。”
罗伯斯庇尔的主张里面了包含了民族自决权原则，后来在制订1793年宪法时，他提出要把这条原则写进宪法，加进一些条文，其中第二条是“压迫一个民族的人表明他是一切民族的敌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1793年6月初吉伦特派倒台，罗伯斯庇尔执政之后，他果断地宣布“放弃任何征服和解放各族人民的政策”。
文明、解放这些话语只不过是政治家的修辞
回顾这段历史以及不同政治家们的话语表达，涉及到这样几个最为基本的问题：
第一，人民主权对国家主权。人民主权跟国家主权到底怎么理解，这是第一个问题。法国大革命不仅包括1792、1793年，到拿破仑战争时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今天历史学家认为1789-1815年都应作为法国大革命的阶段。到了拿破仑时期，他所进行的对外战争在话语修辞上变成为是“世界文明”的征战，是“法兰西共和国成为欧洲和世界仲裁者”之战，是“对暴君”的征战，是“人民的解放者”之战。所以干涉还是不干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权和主权的问题，也就是罗伯斯庇尔所说的权利宣言和民族至上如何统一的问题。
第二，政治文明形态优越论和战争。在干涉还是不干涉的问题上，罗伯斯庇尔考虑的是接受方不能够接受法国强加于其上的政治体制安排，因此，不主张对外输出革命，认为输出革命无疑则是进行征服性战争。而反对派则相反。在布里索等人的自然疆界论者看来，面对周围的专制君主统治，为了保卫法兰西的革命成果，自由和人权，就可以对外扩张建立自然疆界。这样内含了一种政治文明形态优越论，为了这一优越性得以体现和得到保障，可以进行对外扩张，进行征服性战争。所以输出革命论隐含着政治文明形态优越论的内在原则，同样，为文明而战的解放战争也是基于这一原则。因此焦点在于，解放性战争和征服性战争两者的度在哪里？仅仅这一话语“给宫廷以战争’，给茅屋以和平”这一口号如何能够在实践中完全体现？
第三，文明与野蛮。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时候，他对士兵说，“战士们，你们担负着一种文明使命的征服”。也就是说法国是文明的，而其他地方如埃及是野蛮的，我们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在他看来这样表达是很正常的。而文明与野蛮的话语到19世纪则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理论基础和主流话语。由此也就引申出如何评价所在国对法国的反抗。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军队尽管作为解放者横扫欧洲，但也遭到了反抗，也激发起民族主义。如何评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历史学界有着分歧。例如1808年5月3日，拿破仑的军队入侵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近郊的民众奋起抗击。法军集体屠杀了上千名起义者。受此事件激发，西班牙画家戈雅作了画作《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如果说以拿破仑代表着当时的“文明”的话，那么怎么样评价这种民族主义性的反抗。同样，1806年拿破仑的耶拿战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则也是如此。
最后一个问题，政治家们的话语修辞、政治家意图和干涉标准。在干涉的问题上，是否存在一个统一公认的标准，文明，解放这些话语表达既是干涉的修辞，也可以是持不干涉着重所论述的问题，罗伯斯庇尔就是从不能强行推行政治体制出发，坚持主权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出发，更重要的是他并非要维护国际法原则，而是认为真正的危险在国内。所以不干涉的动机和意图只是要巩固国内的力量，防止贵族等的破坏，而非是为了要坚持国际法的准则。因此，干涉还是不干涉，都与国际法无关，只是与他们那个当下的意图和对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考虑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讲，到底国际法起作用还是不起作用？又如何来确定一个干涉或者不干涉的标准。我想从法国大革命这一个案当中可以引发起我们深入思考。
注：本文为嘉宾在镜厅论道“近代英、法、德三国对外干涉的理论与实践”的圆桌论坛的发言，根据现场速记编辑整理，经过嘉宾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