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017年12月19日，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冬令营研讨会上，十余名学者围绕“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成因、国内改革方向”等问题进行讨论。其中，林毅夫教授和田国强教授的争论成为会议焦点，他们争议的话题为本轮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是外部冲击还是内因。会议发言经作者审阅修订后由《学习与探索》杂志2018年第4期刊出。下文是田国强教授的发言和即兴辩论部分，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
事实上, 我和林毅夫老师的观点有许多共同点, 但也有许多不同点。共同点是：我们都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没有下滑到现在的6%多, 他的不少分析我同意, 包括城市化, 等等。但主要的不同点是这轮下滑的原因, 我跟他不一样。
为什么说我跟林毅夫老师的观点不一样？我也同意从201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此前30年的增长是近10%的平均增长速度, 毅夫刚才说了40年是9.6%, 但不管怎么样, 前30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0%。然后就是一路下滑, 破10%、破9%、破8%、破7%, 累计下滑了3个百分点以上。也就是说, 由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6年的6.7%, 即使这个6.7%, 我认为还是有继续下滑的风险,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的分析也是如此。这么长时间的持续下滑至7%以下, 我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很不正常。当然, 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增长速度, 但是也要弄清增长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毕竟经济发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 我们要弄清这次下滑的成因是什么, 才能对症下药。
虽然我们用的关于经济增长的图表差不多, 但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成因到底是制度性, 也就是改革的滞后性, 还是外部性或周期性?当然, 无论成因是哪种, 都需要短期政策的应对, 因为我们需要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稳定, 做一件事情首先要考虑风险, 但中长期的治理也是必要的。
对经济下滑原因有许多解读, 有些学者认为是短期的原因, 是周期性、外部性、产业因素, 从而建议通过短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以及选择性的硬性产业政策来应对。
这也是过去一两年之间, 我跟毅夫的主要争论, 包括有为政府、产业政策的问题。同时, 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长期的原因, 是新常态, 是潜在增长率放缓造成的, 从而认为既不需要短期应对, 也不需要制度性改革。在这点上, 我跟毅夫的看法是相同的, 即认为潜在增长没有放缓, 至少没有大幅度的放缓, 没有3个多百分点这么一个大幅度的放缓。
当然根据边际收益递减,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我认为没有像林毅夫估计的这么乐观, 20年很不好说, 5~8年我觉得7.5%~8%的增长都是有可能的。当然, 20年也是有可能的, 在中国由于政府动员能力异常强大, 任何单一目标都可能达到, 不说8%, 10%也能做到。但问题是, 高度粗放、一味靠投资来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是最优的, 会不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下滑了3个多百分点, 即使边际收益递减发生作用, 也没有如此快。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转型驱动的滞后, 任何一个经济体, 发展中的经济到发达的经济, 必须经过三个阶段, 即要素驱动、效益驱动, 最后到创新驱动;另一个就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滞后问题, 实际上这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讲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治理结构失衡造成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充分肯定了这种说法。我认为, 这些才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关键根源, 下面从理论、量化、历史比较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论证。
第一, 面对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 各国经济都受到整体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 经历了减速的过程, 但许多国家早已进入回升或波动上升接近到平衡增长轨道, 只有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 。
图1显示, 从2011年以来, 前七大经济体, 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 (我觉得有可比性的是中国和印度) , 其他的是发达国家, 这些年经济下滑, 除了中国, 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恢复了, 只有中国一路下滑, 破7%了。这时候有人说是外部性的因素, 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在恢复, 中国还会下滑呢?当然, 毅夫刚才说了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外部的经济已经下滑了, 对中国造成了一种压力。那我要问,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不少时段不是也有压力吗?为什么没有近几年这么大幅下滑呢?我觉得这个原因不成立, 因为其他几大经济体都基本恢复增长到正常的轨道。发达国家过去150年来, 平均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长是2%, 即使加上0.5%左右的人口平均增长率, 其经济增长率至多也就是2.5%。在这之前, 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是10%, 而这次破7%、到7%以下了?所以说, 我认为外部性的因素有, 周期性的因素也有, 但不是主要原因。
我想这就是我跟林毅夫教授之间在看症状、找病因方面的重要差别之一。
我觉得周期性也不像是主要因素。看周期性因素不能太短, 我们应该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图2说明, 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减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长时段的下滑, 自2007年以来已有10年, 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也是不多见的, 其他都基本接近平衡增长点。上一轮下滑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扩大开放得到扭转, 这一次下滑靠什么扭转?
中国的经济不管是周期还是波动的, 这次持续增速下滑超过10年, 低探到7%以下, 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当然, 在之前比如说1989年以后, 还有一些低于6%, 甚至更低, 但是一两年就恢复了, 比如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后, 很快深化改革就恢复了。但中国现在没有, 而其他经济体基本上恢复到平衡增长轨道上, 那么我们有周期性的原因吗?当然周期也分长周期、短周期、中周期。我们知道长周期靠什么？靠制度完善。如果制度环境相对完善的话, 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我们从来没有说“最好”, 最好只是理想化的基准点, 但只有向最好的学和跟最好的比, 才有可能提高, 这点我要声明一下。我们可以看出来其他经济体、发达国家, 基本上恢复接近到了平衡增长轨道, 而只有中国在继续下滑。10年之久周期还没有形成？这是周期原因吗？其他国家已经好转了很多, 中国经济是个开放体, 受它影响, 为什么没有好转?所以, 我认为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都不是主要的。
具体到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成因, 我跟毅夫的判断也有差别, 我认为既有经济的问题, 更有改革滞后的问题, 而毅夫则认为主要不是改革滞后的问题。他的理由是, 当前经济制度环境跟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体制机制性的扭曲来比, 应该是越来越少的, 而不是越来越多的, 从而认为将经济下滑归结为改革滞后和制度性障碍说不过去。似乎很有道理, 其实是混淆了总量 (total) 和边际 (marginal) 的差异。这很容易解释, 那就是, 市场化导向的松绑放权所导致的改革开放红利或改革红利的边际收益在早中期巨大, 导致了高速增长。尽管总的经济制度环境没有恶化, 甚至有所改进, 但如果不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红利的边际收益会大幅度下降, 越来越接近制度障碍约束的边界, 使其约束越来越收紧, 从而无法提高经济效率和勃发潜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 导致经济的持续下滑。
其实我早在2015年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的《中国经济新阶段的发展驱动转型与制度治理建设》一文中就指出, 经济持续过快下滑归因于五重原因的叠加。两年多过去了, 五重原因依然存在,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问题还没有从根源上解决, 社会矛盾也有所增加, 导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很大困境。
第一重原因是要素边际收益递减, 要素驱动红利导致增长中枢下移, 仅靠要素驱动, 特别是靠投资拉动, 已经不具有可持续性。这说明一味靠财政政策、追加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将会加速下滑, 进而造成高资本投入、低投资回报的结果。
图3 中国就业人口比重持续下降。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国人口预测、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图4 资本边际报酬明显递减。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第二重原因是政府主导动力的枯竭, 包括地方土地财政, 这两条都不具有可持续性, 使之内生增长匮乏。尽管分税制改革取得相当成效, 但由于地方财力和事权本身不匹配, 导致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获取财政收入的激励加大, 导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寻租空间巨大, 且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 土地财政也空前膨胀, 推动房价高速增长, 刺激投机资金涌入, 挤压实体经济。
这两个原因是我和林毅夫教授的重大差别, 从而导致所开药方的重大差别。
第三重原因我跟他有差别, 但差别不是那么大, 都认为国有企业产能过剩, 但是我的结论是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是导致投资大量减少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国企进了民企的投资领域。我不清楚毅夫是否同意我的结论, 他只讲了国有企业产能过剩, 但没有讲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挤压了民营经济, 使得经济活力下降。近些年发生一个现象:凡是国有企业比重过大的地方, 是这次下滑影响最深的地方, 比如说东北三省、山西省。国有企业往往凭借控制资源能源与优先获取金融资源的优势而占据过多要素, 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生产成本高, 发展严重受限, 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机制, 效率低下及经济活力、动力下降, 这是客观现实问题。社会融资程度、投资信心不足、投资下滑的根本原因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大幅度下滑。
前三重原因是经济原因。即使前面有10%的增长, 但是随着改革红利的边际递减, 越来越接近制度障碍约束的边界, 致使制度障碍的约束越来越收紧, 当然就导致了经济的持续下滑。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 要让市场有效, 个体有活力, 宏观调控有度, 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首次写入了党代会文件。我觉得其实就是认为制度性障碍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使得经济矛盾及社会矛盾都增加了, 也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
当前, 劳动力的边际递减还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滑, 但这不表示今后不会大幅度下滑, 从图3中可以看出随后就会大幅度下滑。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 特别是经济学家要有前瞻性、严谨性、科学性、时代性、现实性、思想性, 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 如果一味靠劳动力要素驱动, 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 尽管现在还没有发生。如果说劳动力的边际递减还没有发生, 但是投资大幅减少现在已经发生了。我不同意毅夫的一点是, 他认为靠政府的投资就可以保持经济增长8%以上。 (1)
第四重原因就是政府自身目标管理缺失, 导致不作为和慢作为的现象。可能大家有一个误区, 田国强经常讲政府要少干预, 为什么现在又说不能不作为、慢作为呢?不同的环境, 政府作用的边界是不同的。在中国, 政府干预是比较大的, 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健全的时候, 政府突然不作为, 就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所以说, 对于行业准入、市场干预太多了, 维护和服务性的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没有建立, 那么现有的政府治理模式不能突然失灵。有人认为我说有限政府, 就说我反对政府有为。这是不对的, 是极大误会。有为的政府和有为政府是有本质差别的, 比如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和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的思想, 是不尽相同的。有为政府是各个方面的, 无论是事前事后事中, 所以我不会反对政府要有为, 特别是在中国转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政府要大大地有为, 但是那种有为是维护和服务的。比如说, 以上我讲的有些内容。
所以, 我再次郑重声明一下, 我讲的有限政府定义是维护和服务型政府, 但是它的维护和服务内涵和边界是根据制度环境来决定的, 会有很大不同。比如说, 即使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做到像哈耶克所说的“守夜人”政府那样,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国家, 还处在建立和完善市场制度、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深化改革过程中, 政府更应该要大大地有为, 但是这个有为都是为了让市场有效、个人有激励, 宏观调控有度的这种维护和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所以说不要把这个混淆起来, 我要讲清楚这个。
第五重原因就是对新常态的理解出现偏差, 有两种偏差, 一种是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过快, 下滑是正常的, 刚才也已经说了, 我跟毅夫都认为潜在增长率还是处于比较高位, 他的数字我觉得也有说服力。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就像火箭腾空、飞机起飞, 像年轻人长身体, 这和已经处于平衡飞行状态和停止增长的成年人状态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拿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跟中国的增长速度相比, 然后说中国的增长速度已经很好了, 这点我跟毅夫的观点是一致的, 现在远远还没有下去, 当然最终也是要下去的, 朱晓冬教授可能认为会下滑更多, 由此认为需要深化改革解决经济下滑的问题。的确如此, 我下面会讲, 改革不改革相差很大。另一种认为经济下滑主要是外部、周期性及产业结构的原因, 保增长要采取短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或者是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政府的不断干预导致了经济结构更加扭曲。不知道毅夫同不同意, 但是至少有这种现象, 在我的感觉里面, 你只给了药方, 虽然也给了部分改革的因素, 但你更多谈到的是政府的作为。
这五重原因可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经济结构失衡 (需求、产业、市场结构、虚实经济失衡, 转型驱动发展滞后) 、体制结构失衡 (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发展逻辑错位) 、治理结构失衡 (贫富差距过大、改革共识减弱、治理粗暴简单、社会矛盾增加、生态环境恶化、中央决议、决策和地方/部门执行落差大, 治理逻辑失灵) 。这三个结构性失衡导致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成就巨大和问题特多的两头冒尖情况, 使得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全要素/潜在生产率也无法得到提升。
当然, 这种非均衡发展模式并非一无是处, 它也导致了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记录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同时也导致了太多问题, 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全要素生产率也无法提高。同时, 这里改革不改革差别非常大。我还记得在华中科大我的两位老师林少宫、张培刚给我们上课的时候, 对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翻两番目标表示怀疑, 两位老师都认为绝对不可能, 说怎么可能20年这么长的时间段内让经济增长速度从4%提高到7%以上呢?他们当然是从当时的制度环境出发, 在假定制度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来考虑这个问题, 在20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将GDP提高整整3个百分点确实难以想象。但是,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大大地超出了这个目标。这是被实践所检验的结论, 现实告诉我们, 不仅有可能而且通过改革开放还超额完成了目标。改革不改革相差巨大, 可能有3个百分点。
四位俄罗斯裔经济学家在NBER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 工作论文 (2015) 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 (《195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 中对1953—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分析, 并对2012—2050年的经济增长做了预测, 通过运用国际前沿的“楔子法 (wedge method) ”找到一些领域扭曲最大的地方, 分别以改革开放前后各因素的贡献作为假设进行预测比较, 其结论就是, 改革与不改革,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别巨大, 年增长率在2012—2024年相差近3个百分点, 而改革开放前后30年相差更大, 超过4个百分点。这次下滑了3个百分点, 我对这个数据很有信心, 我们高等研究院宏观项目组杨轶波博士做了同样的预测, 有两个改革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 一是城乡改革,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
我认为如果上面的因素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误区得不到纠正, 中国的经济只能是陷入过去几十年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 造成经济的不稳定、不平衡。因为中国还处于制度转型中, 根本的思路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 改革的方式是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五位一体。我不同意采用休克疗法, 现在有人动不动上纲上线, 将现代经济学等同于新古典, 新古典等同于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等同于休克疗法, 然后上纲上线说要将国家搞乱。我认识的经济学家中还没有发现一个认为中国要采用休克疗法的, 即使张维迎也没有这么说过, 他早期还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综合以上分析, 其解决之道就是全面深化消除制度性障碍的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制度性改革也提出了明确要求, 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至于政策建议, 我主张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改革结合。刚才我说了深层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点目标任务:第一, 就是要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现代经济体制, 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古今中外如果一个经济体不是包容性的经济体制, 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 就是要提升国家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政府的执行力。阿西莫格鲁认为民主制度是必要条件, 这个我不是完全同意。因为中国过去几千年来都是这样, 不是民主制度, 但经济在很长一个时期是世界第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一样可以搞得好, 重要的是国家依法治国能力和政府的执行力。第三, 就是要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面向今后一个时期, 中国要建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进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 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这些有赖于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真正做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同时让政府在维护 (如改革, 建立现代市场制度, 保障市场秩序) 和服务 (如弥补市场失灵) 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 我前面也谈到,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改革就是要让民营经济活起来, 在这方面民企有很大优势和创新动力;要让金融市场活起来, 金融只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底气十足”;要让土地要素活起来, 要素市场扭曲等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有效解决。具体而言, 对待民营经济同等化、金融市场放开一体化、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这三项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切入点。
我们不能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和变革与激进改革画等号, 其过程应是渐进的, 而不是一次性的。同时政府要有执行力, 并且需要注意改革的方式方法, 细节决定成败, 需要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方式进行治理, 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刚柔相济的有限政府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能主要是讲政府执行力的问题, 有为就是政府在应该作为的地方不缺位, 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问题, 这三个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林毅夫: 我从来没有讲过那句话。你这么一讲，很多人就会认为我讲了。
田国强: 你更正这点很好，因为你总是谈有为政府，谈产业政策，而不太谈民营经济，不太谈改革，容易让人误解。政府主导动力的枯竭，根本的问题就是地方靠土地财政，一是提供低价工业用地，通过税收推动经济发展。二是高价提供商业用地，获取地方财政。三是把土地作为一种抵押，这种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至少这种方式不能长久。那么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由于过度的发展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所以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政府应有为却大量缺位，导致了生、老、病、居、教的五大问题。最后是预防性的储蓄过多，消费受到抑制。
田国强即兴辩论部分：
首先我要更正毅夫的说法, 他说我在改变有限政府的定义。我再重复一遍, 我也是按照教科书那么说的, 所谓的有限政府就是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市场失灵时政府才要发挥作用。我前面还再次郑重声明了的:“我讲的有限政府定义是维护和服务型政府, 但是它的维护和服务内涵和边界是根据制度环境来决定的, 会有很大不同。”中国多了一个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越位, 导致人为的市场失灵。一方面是市场本身自我调节不能解决的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生态环境的问题等外部性问题, 这是需要政府去做的, 需要政府去有能、有效、有爱、有为;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缺位和过位造成市场的失灵, 所以说我们通过改革来促进政府维护和服务职能的发挥, 让市场有效。我不知道我改变了什么定义。我的有限政府定义很明确、很清楚, 在我的文章中, 包括我今天给的定义里没有变过。当然我给了一个说明, 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境、环境, 它的内涵和内容有些方面的程度很不一样。所以我最近也在反复强调这点, 免得引起误会。
第二, 关于周期性、外部性。首先我要纠正毅夫教授的一点是, 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平均增速没有3%~3.5%那么高。根据Charles l.Jones (2015) 在The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一文图1所揭示的, 过去150年, 发达国家中增速最快的美国其人均GDP年均增速差不多是2%左右 (如下图) , 如再加上0.5%左右的平均人口增长率, 其经济增长率差不多也就是2.5%左右, 不到3%。毅夫教授反复强调外部性, 我们现在就看外部性。当然首先我没有否定外部性和周期性, 刚开始我就说有, 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我说了, 或多或少都是有的。但是, 为什么印度已经复苏了, 我们为什么没复苏呢?就像流感一样, 为什么有些人不得感冒, 而有些人得感冒呢?根本的原因在于, 尽管大家都在呼吸同样的空气, 但得感冒的人自身身体素质差。我认为, 是由于改革的滞后, 使得中国经济的体质不是这么强。当然,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是受到了外部影响, 但如果自身足够好, 完全可以很快恢复。归根结底, 最重要的就是基础性制度的建设。这就是为什么十九大基本上谈到的使命和愿景目标, 是2050年达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外, 明确强调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等一系列的深化改革, 没有一个地方谈产业政策, 也很少谈到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必须要有前瞻性、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学术性、思想性。我们要像下象棋一样, 既看当前的一步, 也要看随后的多步。毅夫教授说11年, 这样我们当然差别缩小了。也许媒体真的歪曲你的话了, 你现在更正了, 也是好事, 我觉得我们在这点上更加接近了, 这就是讨论和辩论, 互相之间交流会消除一些对对方的误解、误会和误区。
谈到有为政府的定义, 是毅夫和王勇提的。他们实际上给了两个定义, 一个是文字上的定义, 这个定义很接近于我们比较认可的定义。因为王勇是属于林毅夫团队的, 他是你的发言人。他的有为政府的集合定义, 白纸黑字地写道：排除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所有政府行为都属于有为政府的范畴。这个概念太广了, 我就不阐述了。那么, 到底作为是好心办坏事，还是坏心办坏事？但出发点是好心, 计划经济就是好心办坏事, 由于信息不对称, 会导致许多事后看来是乱作为的政府行为。同时, 一方面说有为政府的前提是说要市场有效, 另一方面又反对基准理论, 我想问问这个有为政府的前提是市场有效的吗?市场远远没有达到有效,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市场是有效的, 只是程度不一样。我觉得定义不应该跟另一个定义绑在一起, 我的有限政府非常明确, 就是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要发挥维护和服务的作用。
此外, 产业升级靠产业政策吗?创新的主体必定是民企, 特别是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基础性的研究牵扯到国家战略的研究, 那是国家当仁不让要去做的。比如说, 现在讲的新四大发明, 除了高铁都是民营企业发明出来的。创新的成功率不到5%, 哪一个国企的领导敢让一个成功率只有5%都不到的去创新!要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创新驱动, 必须依靠民企。毅夫说不同意这个划分法。但实际上你讲的后发优势, 某种程度上谈的很多东西是要素驱动。要素驱动, 当然这里面的制度环境也在改革, 但是要真正完成创新驱动, 我认为必须是深化改革, 是市场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明确了, 以前是合在一起讲, 大家分不清楚, 现在专门用一个逗号分开了,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除了这一点, 十九大报告还有几大亮点。一是“民营企业”一词首次写入全国党代会报告, 提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变成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优,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到底谁是谁非谁重要。
这里, 我还要强调一点, 许多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是不成立的,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截然对立的。在我看来, 凡从中国国情 (认同中国国体和宪法, 包括认同党的领导) 出发, 采用规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严谨内在逻辑的推理和论证 (不见得是数学模型) 来研究上层建筑 (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 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我上午在蔡继明教授重大项目讨论会上讲了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后来有个学者说:“老田, 今天你这一个小时的演讲是把你在我的脑中的形象彻底颠覆了。看来别人对你的说法和看法误会太多, 不少是诋毁之语。”我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党的领导, 然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最大公约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