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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后经济增长趋缓主要源于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

分析中国经济,不能只看中国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渐进双轨式转型国家,拿标准的经济理论模型来看,必然有很多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的扭曲。这些扭曲是长期存在的,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体制机制性的扭曲来比,是越来越少的,而不是越来越多的。

中国的经济现在不能只看中国,因为中国现在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且是全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表现会影响世界。同样,世界的经济表现也会影响中国。

以全球的眼光来看,从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其他金砖国家和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都面临同样的增长减速

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土耳其这些中等发达国家没有大家认为的造成我国经济下滑的体制机制问题,但数据显示,在同一个时间里其经济表现跟我国完全一样,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国还大。

在东亚的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中,造成我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体制机制问题应该不存在,或者非常少。但是,这些经济体同样在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我国还大。

我国有的体制机制问题这群经济体没有,但是它们有跟我国共同的表现,那么造成这种共同表现的一定是共同的外部性,或者是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导致经济减速的共同周期性因素是发达经济体未复苏

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最主要是2008年以后,占世界经济规模50%的发达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还没有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中完全复苏,他们的进口需求因为国内还没有完全复苏、收入增长慢、失业率高而减少。外需不足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外部需求不足也会造成我国国内的产能过剩。同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每个国家在2009、2010年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那些积极财政政策的项目经过几年,基本上都建成了。但外部环境还没有改善,还是疲软,导致民间投资意愿不高,整个投资增长下滑。这在我国也非常明显。

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这是所有的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才会导致所有的经济体共同的经济表现,而且应该承认我国相对表现还是比较好的。

中国还有10年每年8%的经济增长潜力

从供给面来讲,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多高。经济增长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结果,要靠技术不断的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才能够维持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以维持经济增长,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有一点不同,就是有后来者优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很多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学习的机会,如果懂得利用那个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

衡量后来者优势最主要的就是衡量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还有多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时我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5年,我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的差距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就是二战以后13个懂得利用后来者优势而获得快速增产的经济体中的几个,他们利用了跟美国的差距,在同样的基础上维持了20年8%到9%的增长。如果他们能实现,我们的发展方式跟他们一样,就代表我国有这个潜力。所以我认为从2008年以后,我国还有20年每年8%增长的潜力。

我们现在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跟美国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就代表可以有后来者优势。从下面这张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在许多产业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差距甚大。

另外,城市化跟经济增长潜力相关。东亚经济体,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长率通常是在城市化率达到70%才开始下滑的,它们城市化达到70%的时候也是我前面讲的利用后来者优势20年以后。我国现在城镇化率只有57%,也就是说向70%靠近还有十多年的时间,也再次印证了我认为的从2008年开始有20年,从现在到2028年还有10多年8%增长潜力的观点。

应对:外部需求不容乐观 必须深化改革

首先,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仍将受外部因素影响。发达国家很难推动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很可能像日本一样,陷入长达十几、二十年,或更长的经济增长的疲软。因此中国的外部性需求不容乐观,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内部的需求。

同时,我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在深化改革时,维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是有利于给深化改革创造空间的。所以,我国未来的政策,首先要利用我国现在还有的后来者优势,以及比较好的财政条件,采取必要措施支持投资,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维持一个中高速增长,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如何深化改革?首先要去产能;第二,要对金融进行结构性改革,让金融能够真正为农户和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服务;第三,国企改革,对在违反比较优势、资本高度密集的国防安全或战略性产业和自然垄断部门的国有企业,要加强监管;对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要进行改革,一种方式是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以增加竞争;一种是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同时,要继续推动城镇化、提高教育,提高劳动者的质量,针对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因势利导。(张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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