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来，不少大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大学本科、大专甚至中专学历的都可以落户。尤其是最近天津推出的“海河英才”人才行动计划，把“抢人大战”推向了高潮。观察发现，加入抢人行列的多为省会城市甚至直辖市，集中了各种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资源，为何还要抢人呢？本文试作解读。
大部分城市出现流动人口“净流出”
看到这个标题，想必大家都会心生疑虑，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都是以1%以上的速度在提高，简单测算，即城镇每年增加的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所谓常住人口，按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就是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超过6个月。
说实话，本人对于每年城镇的常住人口增加2000万也感到困惑：第一，2017年中国自然增长人口只有737万人，就算其中的70%增长落在城镇，那么，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也就是500多万。第二，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增加125万人；第三，据估计，2017年新增本科、大专等人数700万左右，按其中50%来自农村（高估）计算，从农村进城的学生数量约为350万人。
把上述城镇人口增加的三类主要方式加总，也不过975万人，还有1000万人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的呢？或许是由于市辖的农村行政区划改变，撤县设市或撤县设区，于是所在地有1000万人“农转非”。
但有一个事实毋容置疑，即从2015年开始的流动人口数量减少。所谓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也就是说，人的居住地不在户籍所在的市辖区内，就叫流动人口。如户籍在上海崇明的农民，如果居住在上海的虹口区，就不算流动人口，但若居住在浙江，就算流动人口了。
2015年流动人口减少400多万，2016-17年两年减少了300多万。流动人口人口的减少有两个路径，一个是流动人口回到老家了，另一个是流动人口在居住地落户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居多，从客流量的统计数据看，2017年全年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客流量的加总出现了首次下降，2018年的春运客流量也出现了下降。
也就是说，尽管人口总量还在增加，城市化率水平还在提高，但流动人口数量已经绝对减少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城市的流动人口出现“净流出”的原因了。若对部分省市的常住人口中扣除自然增长人口后，观察到很多省份的大部分城市都出现了人口净减少。
即便是人口流入量最大的广东省，在可获得的19个城市人口统计数据中，居然有11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扣除自然增长人口后出现了负值，也就是人口净流出。而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辖市不仅出现人口净流出，而且常住人口数量也出现下降。
连经济最发达的直辖市和GDP规模第一的省份下辖的城市都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问题，这就给不少省会城市带来了对未来人口流出的担忧，尽管迄今为止，大部分省会城市的人口还是净流入的。
相信各省级政府不会对此熟视无睹，尤其是过去几年一度出现过常住人口数量减少的城市，如天津、西安等，一定会充分评估劳动人口，尤其是人才对于一个城市的劳动要素供给和消费拉动的意义。
农民工不再“跨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披露，新增外出农民工主要在省内流动，省内流动农民工增量占外出农民工增量的96.4%。而2016年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79万人；2015年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22万人。
从细分数据看，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这与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相对偏年轻有关。但是，农民工老龄化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如“2017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7岁，比上年提高0.7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4%，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比重提高呈加快态势。”
外出农民工增速的下降，恐怕与人口老龄化相关，因为年纪越大，外出打工的动力就越不足。2017年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4.3岁，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相差5.4岁。
此外，不同区域农民工薪酬差异的下降，也是导致跨省农民工数量下降的原因。如2017年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350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长7.5%，但在东部（3677元）和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只增长6.4%，西部和东部农民工的收入差异不足10%。
收入差距的缩小，可能与农村可流出劳动力总量的减少有关，也与这些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有关。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实现额占当年名义GDP比重超过85%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中西部省份。例如，富士康原先都只在国内的东部沿海地区设厂，如今，富士康已经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城市都设了厂。
附带说明一下，这些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地区，未来经济下行可能性和债务风险都将非常大。历史数据表明，高投资不能带来经济转型。
在过去三年中，中西部地区有六个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当地的GDP，同时，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发展最好的三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下。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东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几乎不再增加，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幅相对较大的原因。
但是，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要远超城镇，目前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大约为36岁，但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接近40岁了，原先流入农民工最多的珠江三角洲，已经出现农民工数量的净减少，说明老一代农民工中已经有一部分开始告老还乡了。
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与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的时间几乎一致，分别为2011年和2012年，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逐步步入到存量主导时代。既然到了存量时代，那么经济结构调整就成为必然，调整的过程就是此消彼长——哪个地方人口的流入，就意味着其他地方人口的流出。这就构成了某些大城市需要抢人的逻辑。
放开生育？远水不解近渴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鼓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供给成为必然选择。从中央层面看，今后不仅会放开生育限制，而且还会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是，对地方政府而言，若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不仅会当期增加财政支出，而且还要增加卫生、教育等投入。对企业而言，放开生育的政策又会导致女性员工工作时间的减少，对劳动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
以山东和广东两省为例，2017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均为101万，但山东出生人口达到175万，广东出生人口为151万。可见山东成为当下全国人口出生最多的省份，占全国新出生人口的10%。但是，由于山东人口净流出42万，而广东人口则净流入68万。假设流动人口大均为劳动年龄人口，死亡人口均为老年抚养人口，那么，2017年山东省和广东省的抚养人口均增加101万，但劳动年龄人口呢？山东减少42万，而广东增加68万。
上述数据表明，2017年这两个经济大省的人口抚养比例都在上升，是全国抚养比的一个缩影。只是山东的上升幅度明显超过广东。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当然希望人口抚养比例不要上升，吃饭的人口多，工作的人口少，自然不是好事。
我国在1970年之前，基本都是采取鼓励生育政策，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但197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195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为60.5%，在鼓励生育的政策影响下，到1965年，中国人口抚养比例到达历史峰值80%，这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间有没有必然关系呢？1976年，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5年之后，抚养比开始明显下降。
1977年之后，随着1962-1971年这十年的生育高峰人口逐步成为劳动力，中国人口抚养比加速下行。1980年降至67.8%，2000年降至46.1%，2010年则达到35.6%的历史低点。2011年之后抚养比开始缓慢回升，中国经济增速也随之下行。
因此，追溯历史，会发现鼓励生育政策对经济发展而言，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效果。如1950-1970年，显然属于“前人种树”阶段；而计划生育政策则具有“当下快活，未来遭殃”后果。“抢人政策”呢？相当于“树木移植”，即“甲地种树，乙地乘凉”。
如天津最近颁布的落户条件中，把“技能”与年龄进行组合，技能越高，年龄越宽，本科一般不超过40周岁，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也就是说，让一个本科生留在天津工作，一般可为天津工作20年；但要让一个新生婴儿成为一名劳动力，一般需要等20年。
那么，为何“抢人事件”首先出现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呢？这与这些城市的财政实力、产业支撑和经济转型需求有关，毕竟这些大城市需要资源集聚的优势。其实很多三四线城市更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压力，也需要人口流入和人才引进以支持当地的房地产和产业发展。但由于缺乏财力支持，即便高成本引进了人才，恐怕也难留住。
总之，国内抢人现象的屡屡出现，是中国经济步入存量时代的一种反映。记得本人在五年前的一次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发言中，就提出今后中国大城市会出现“抢人现象”，上海应该及早制定应对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