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全国人大做出了十九大后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提到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经济增速维持在6.5%左右，但M2目标取消以及赤字率下降超出预期，兑现了决策层对经济增长从速度转向质量转变的要求，显示去杠杆仍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同时，深入推进三大攻坚战、个税起征点提升、持续去产能与降成本、推动房地产税立法等，体现供给侧改革与增加民生仍是今年工作的要点。
政府目标：增长由速度到质量的转变
虽然2018年经济增长目标维持去年6.5%左右的表述，但取消了去年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的提法，考虑到2020年之前增速达到6.3%便能达到翻两番的目标，意味着决策层对于增长的容忍度在下降。与此同时，政策重点强调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同样说明去杠杆的力度不会减轻，而会持续。
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表述，但与去年初相比，政策会延续十九大以来的偏紧策略。M2目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提及，但在国家发改委的报告中提到，M2预计与去年实际增速基本持平，佐证了货币政策偏紧的判断，意味着今年金融强监管、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规范会更加深入；同时，在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一行三会机构改革仍会继续，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部分功能或实现整合，同时加强与央行的合作，央行在宏观审慎方面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是接下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重要方向。
尽管财政政策表态积极，但财政赤字却在减少，体现了防风险的要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未来要进一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处理好存量债务、健全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考虑到近一段时间，对财政部连续通过发文对PPP、产业基金、政府购买服务多种渠道进行规范管理，并承诺“中央对地方债务不兜底，政府对非政府债务不兜底”，以及加强债务追责的表述，笔者认为，2018年财政空间也小于预期，或影响此前债务支持的高速增长的基建与房地产投资。
十九大首度将主要矛盾的表述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来看，对民生支持和环境保护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特别是房地产方面，房住不炒法再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到差别化调控，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稳妥推进房产税，启动新的三年棚改攻坚计划、加大公租房保障力度，发展共有产权住房。结合一年来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收紧，包括银行对房地产企业与居民投资住房的限制，对现金贷、消费贷违规进入房地产领域的监管趋严，以及房地产利率的提升，都是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考量。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几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等，都是今年减少收入差距，立足民生，适应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举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本届领导人最重要的经济理念，今年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笔者认为，刘鹤在达沃斯提到的改革开放或超预期值得期待。而在众多供给侧改革之中，笔者认为，财税改革是重中之重，毕竟加大民生支持，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都需要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进一步理顺。
回顾过去几年，中国的财税改革相比于金融改革实际上是慢于时间表的，这主要原因在于财税改革涉及面广泛，并非单单是经济改革，而更是治国理政的体现，推广面临的阻碍也要高于其他改革。
而近一阶段的政策动向，让笔者预期，今年财税改革有望加速突破。今年2月8日，国务院印发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此次政府会议工作提到，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抓紧制定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等，便是财税改革深入的重要体现。
与此同时，各项供给侧改革今年也有深入的迹象。如金融改革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预计在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背景下，今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重新得到加快；国企改革方面，报告提到制定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预计未来国有企业出资人对放权、授权范围将进一步细化和扩大。此外，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也将协同推进。
政府挑战：中美大国间的博弈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前中美贸易环境在恶化，特朗普出台了进口钢铁和铝的惩罚性关税，使得本已经出现改善的全球贸易在今年再次出现了不确定因素。然而，笔者认为，即便黑云压境，但考虑到美国贸易战并非单单针对中国，欧盟、加拿大、韩国将受到更大的负面冲击，挑起与全球贸易伙伴的争端，短期内美国受到的负面冲击要明显高于中国，预计美元也将有所承压。
就中国而言，去年11月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已经表态进一步促进金融开放，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并重申主张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贸易争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是应对贸易环境恶化的积极立场与表态。
总之，在笔者看来，美国贸易战对其自身而言弊大于利。而对中国而言,短期内影响有限。正如笔者在2015年4月专栏文章《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外交“非常态”》中所提到的判断，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当前中美摩擦体现了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提到的“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突”，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仍将长期处于竞争与合作共存，分歧和博弈无处不在的“非常态”。因此，立足国内经济稳定，切实推进三大攻坚战，以及加速财税与国企等供给侧改革，以为中国经济提供更多增长红利，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最好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