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天，我将在西南大学乡村建设学院的演 讲记录整理成文，反套2011年上海世博会的中文口号，题为“乡村让城市更美好”。在文章的结尾，我提出一个设想：以“城乡结合度”这个新的指标，取代 “城市化率”，来衡量中国及其他类似地区的社会进步。这里想进一步说明， “城乡结合度”大致是什么意思。
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的共存与平衡
这是体现了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被动卷入以 “西式现代化”为标准的全球化、几经颠簸之后，势必形成的一种重新构想社会进步的冲动。 “类似中国这样”的意思是：
第一，幅员广大，历史悠久，文化的累积比较丰厚，有富于韧性的社会和精神传统，走老路的惯性也比较大。这样的社会，不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无论多么强劲——一下子打散，即便有心改弦易辙，大轮廓还是会长期维持，变形缓慢。
第二，较晚展开全面的西式现代化，走不了安 全地消灭旧式乡村的“发展”之路：这样的道路，只属于那些相对占得全球化的先机、能将自己的“发展”成本转嫁给后来者的社会，即便“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其农业和乡村的现代转型，一定程度上也是靠了台湾和韩国殖民地的贡献才完成的。像中国这样体量甚大、卷入较迟的社会，没有条件走这样的道路。
第三，因此，在承受西式全球化的社会代价方 面，负担尤重。越是在较晚的阶段卷入其中，要承受的全球化成本，就越不可能只是来自社会内部， 而是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来自那些占先机者的转嫁。例如近30多年的中国大陆，无论“世界工厂” 式的社会和生态损害，还是城市化对广大乡村的持续抽血和区别利用，都不只是本土因素作祟的结 果，而是同时凸显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剧烈调整的深刻影响。
倘若上述概括大体不错，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 早晚得明白一个事实：不能照着那些西式全球化的占先机者的“发展”图景，来构想我们自己的社会进步，即便那图景甚多可取之处，也只有局部参考的意义，何况其根本处的幼稚和短视，例如在人类与自然 关系上的唯我独尊和对无止境的物质繁荣的迷信， 已经暴露得如此分明。
最近30年来，中国官民的主流意见，一直是将城市看成先进之地、视乡村为落后景象的，因此，一波波推进城市化、撑大城市吞咽乡村的胃口，成为实际的国策。即便这几年有所调整，开始“新农村建设” 了，目前看到的情形，也多是一排排楼房、大街和商铺，依然在变相改造城镇。电视和文告里，衮衮诸公宣传城镇化宏图的时候，更是屡屡引欧美日韩为前例，一点都不掩饰其师法 “西洋”的思路。
可是，中国的实际国情，不断地戳破这张宏 图。乡村太大、农民太多了，城市的大嘴撑到裂了， 也只能吞下一小部分乡村，数以亿计的青年农民工 ——他们可是决心离开乡村、要当城里人的——依然被户籍制度和楼价政策挡在城外，即便有一些退而求其次，返回县城和乡镇圆进城之梦，却因为当地难以充分就业，还是得掉头往大城市去博生计： 依然进退两难。城市独大的局面一旦形成，乡村的萧条便不可阻挡，城市仗着独大之势造出的那点 繁荣，又远不能抵消乡村萧条的冲击，这结果，就是在大都市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同时，整个社会在结构上头重脚轻、日渐失衡。在那些占了全球化先机的地方，社会有可能以城市吃掉乡村的方式求取发展。所谓“城市吃掉乡村”，是指城市将乡村 彻底改造为自己的附庸（包括用工业化的方式彻底改造农业，变农民为跟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基本无异的农业工人），而非指将乡村全部改变为城区。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地方也如法炮制，却多半要酿就深远广泛的社会危机，尽管也能演出局部的繁荣。
事情很清楚了，我们只能从脚下的实况出发，来 构想自己的社会进步的图景：并非只有城市才美好， 城市更不可能吃掉乡村，在中国这样的大地上，城乡必须共存，只有在这个共存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较为平衡、可以持续的进步之势。
作为一项社会进步的新指标的 “城乡结合度”
可是，在今天这个西式全球化已经大体完成的 世界上， “城乡共存”从哪里入手？几乎所有东西都在加速度地互相关联、渗透和融合， “共存”不可能再以你我隔离、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展开，甚至都不大可能继续你是你、我是我，界限分明了。最近20年， 类似美国、南非的种族隔离那样等级森严的阶层和地域分隔，又在从全球到地方的各级层面，近乎肆无忌惮地重新膨胀，不仅簇生于物质空间，也同步弥漫于精神空间。最近因为移民问题而在欧洲和美国愈演愈烈的强化边境隔离的政府行为、全球各地城市的所谓“绅士化区域（Gentralized area）”与各式贫民窟的新的分隔，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各种势不两立的 敌我意识的再度激化，都是这方面的显例。“地球村” 式的“文明”的弱肉强食似乎难以为继，以邻为壑式的野蛮正在卷土重来。
因此，今天强调城乡共存，其实是要创造一种前瞻的城乡关系，它不只是平等的，能纠正目前这种强 弱悬殊、荣损不成比例的局面；也不只是互利的，各方互通有无、彼此受益就满足了；它更必须是开放的、互 为参照、互相进入，甚至互为你我的，是要互相贡纳各 自的优长，合力克服各自的短劣，携手创造新的互助 大同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明确地说，城 乡共存的关键，是能否创造良性的城乡结合。
在今天的中国，城乡各有怎样的优长和短劣 呢？先说城市的优长：首先是人来人往、五方杂处， 哪一天城市嫌贫爱富、设卡拒人了，它的一大半诱人之处，都会随之萎缩。例如从饮食到思维的丰富多样、各种规模效应（包括提供给平民子弟的机会比较 多）、较高程度的流动性（这构成刺激各方面吐故纳 新的关键条件）等都是建立在门户开放、五方杂处的 基础上的。
其次是地处要津、八方辐辏，虽然这并非全因自然，有许多并且越来越多都是人为造就，例如 出自政府的规划建设和大资本的商业布局。但交通 枢纽的位置一旦确立，就会收获各种有形无形的惯 性汇聚，为上述的人来人往，奠定空间和物质基础。 再就是文化和精神蕴积，以及与之配合的各种建筑、 机构和人身条件，尽管这些年日趋浇薄，它们还是能大体维持着，合力赋予城市一颗相对开阔的灵魂。 至于另外那些一望而知的好处：公共资源的集中、服 务业的发达、升官发财的空间大、警察脸上的凶气少 …… 其实都并非专属于城市，而是来自政府配置资源时的偏向，或者资本持续投注的视线，一旦这些转向 别处，它们都会紧跟而去，一天都不肯多留的。
再说乡村，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天灾人祸，今日中 国的乡村，至少其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趋于荒敝、 乏善可陈。不过，乡村的两个从过去承继而来的基本形态，却因此得到保留：其一，大量的村落依然卧于山河田野之间，保持着深嵌于自然世界的归属感， 至少不会如玻璃墙面的都市高楼那样，令人以为可以完全存活于人造世界。其二，若干在长期自耕农式的生活中养成的精神遗传：从容而模糊的时间感、 自食其力的生活态度、对熟人群体的亲近习惯，以及对许多“界限”的缺乏敏感……也以日趋破碎的形态，继续存活于乡人的言行举止中。
在西式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这样的乡村，与其他“前现代”的社会类型一样，当然是缺乏竞争力的， 它的许多年代悠久的内容，也因此凸显贫瘠和狭隘， 甚至拽着另一些本身并不如此的内容，一并承受衰亡之运。所以，今天来讲乡村的优长，势必有一部分，是并非指向现实，而取自过去的状况。不过，随着西式现代化的破绽日益深巨，事情的另外一面也明显起来： “现代”极可能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偶然状况，许多“前现代”状况对未来的意义，多半比“现代”更为长远。因此，我们看乡村的眼光也在改变， 越来越能从实存的乡村，从那些20年前一定嗤之以鼻的“落后”景况中，发现别样的含义。即如上述乡村的两个基本形态，是否就明显蕴含了可供救治城市病的多样的药素，完全当得起优长之称？
不用说，上述这些概述多半粗糙主观，一定有许多远较我精当的描述，能更清楚地说明什么是城乡各自的优长。我所以勉力这么做，只是想强调，所谓 “良性的城乡结合”，是真正的——而非一般想当然的——城乡优长的结合，因为今天实际存在的城乡 关系，总体上几乎相反，不是优长与优长融汇，而是短劣与短劣沆瀣。
以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居空间为例：绝大多数已经城市化的空间，都一心要将原有的乡村因素消灭干净，用水泥覆盖地面，将天空越收越窄，居民日益习惯于四面墙壁，以小单位计算时间…… 虽然在雾霾等城市问题的教育下，知道城市“有病”甚至开始 眺望乡村了，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从乡村把大树挖进城来，或者节假日去“农家乐”乐一回，城市对乡村优长的理解和学习，依然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非常多 的乡村虽然远离城市，越来越深刻地受制于城市里 形成的主流规矩，地里的出产继续卖不出好价钱，被城市赶出来的污染企业，却蜂拥到山野间来扎营，除了低俗的电视节目和粗陋的消费趣味，真正有意思的城市文化，乡村人几乎接触不到。
更糟的是所谓“城乡结合部”，它正在全国各地 ——从都市边缘到县、镇，甚至许多位处平原的大村 中——快速蔓延。虽然是城乡结合度最高的空间， 却主要是混杂了城乡各自的短劣因素：唯钱是命的 价值观、随地吐痰的习惯、急功近利的欲望、对权势 的艳羡和畏惧、一味模仿都市的建筑和生活趣味 …… 正是这些东西搅在一起，使“城乡结合部”成了 中国土地上最“脏乱差”的空间。这不奇怪，城市唯 我独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城外当成垃圾场和排泄 区，乡村一无所有，只求攀上城市的边角分一杯羹。 城乡不平等的这两种后果聚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脏 乱差。从这个角度看， “城乡结合部”的脏乱差，也许 比繁华都市与偏远乡村的触目对比，更能凸现城乡 失衡的不可接受。因此，作为一项社会进步的新指 标的“城乡结合度”，恰恰与现在这样的“城乡结合 部”相反，是要建设一种平衡互助的城乡关系，遏制 其疯长，进而以融汇了城乡各自的真正优长的新空 间，完全取代它。
这并非突发奇想，至少在整个中国的现代早 期，许多思想家和实践者都有过类似但气魄和视野 更为宽大的思考。譬如章士钊1920年代提出的“农国”论，就明确阐述了一种以“农”为名的建国原则： 根据自身条件而非觊觎他国资源确定的“发展”图 景；为了满足本地人民需求而非以国际商战牟利展开的经济系统，既容纳贫富差异又不断缩小其差别 的社会政治……这样立基于“农”之精神的现代规 划，在城乡关系上，势必是谋求平衡互补，不接受小 大悬殊的畸形态势的。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哪 怕战乱频繁，大体上沿着类似“农国”的方向展开的各种乡村和社会建设运动，依然东西南北、前赴后继，给后人留下非常丰富的城乡结合的得失经验。
我们今天构想新的城乡关系，并非两手空空。 和前人奋斗的时候相比，今天的大是大非，反而更为分明：置身于如此明显的全球危机，身经目睹这么严 重的城乡失衡，继续像当年批驳“农国”论的年轻人 那样迷信西式的“现代化”，应该是更难了吧？如果这么说大致不错，如何将反思转化为行动，实地探索 新的城乡结合的道路，就是我们刻不容缓、着力要做 的事情了。
怎么做？我想以崇明为例，稍稍具体地说一点。 上海是幸运的，尽管150年来，它一直是中国城市化的领头羊，也最早饱尝这狂潮的苦水，但今天，其他后进者纷纷赶上，有些还超过它，淹得更深、无法回头了， 它却还有较大的余地，可以后退一步、转换方向，尝试良性的城乡结合：这余地，主要就是崇明。
崇明虽是上海的属地，却因其交通不便，一直保 存着阡陌交错、屋树相伴的乡村格局，沿其西北江岸 围垦出来的农田，更是大块展开，近乎一眼望不到边。这长期以来令崇明人自惭的“落后”面貌，如今却成了上海市郊硕果仅存的优长之况：稀疏的人地 比例、绿天绿地的植被系统、四通八达的活水网、干 净而高氧的空气、活跃自在的鸟群……
另一方面，也因为是上海的属地，半个世纪以 来，崇明分沾了不少大城市的优长。其中最引人瞩 目的是优良的道路系统，不但路面齐整、纵横相宜， 而且高树夹道、浓荫蔽天，令行人心旷神怡。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自我定位：乡土景况并非只是落后之相，它反而可以成为跃入先进之境的难得条件。从 市政府对“以生态立岛”的方针的坚持，到岛内外有心人对崇明如何“生态”的各式各样的介入，十几年来，这样的定位逐渐明确，越来越多的崇明人，开始 这样谈论江岸对过的“上海”了： “钞票是多的，但空气不好，吃不到好东西……”与其他物质性的辐射相比，对于这样的乡土自豪感的启发和激励，无疑是都 市上海给予崇明的最优良的贡献。可以说，在这四季分明的大岛上，城乡各自优长的结合，并非只是未来的理想，已经有一部分，就是现实了。
当然，崇明并非化外之地，这些年席卷全国的各 种城乡短劣的沆瀣，在这里也相当触目：经济停滞与 流行意识联手作祟，促使青壮年纷纷去上海谋生，一 到晚上，许多村镇都是灯光零落，见不到几个年轻 人。虽然开始明白蓝天绿野也值钱，多数官民最向往的，恐怕还是旧式的都市化：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购物中心不夜城…… 长期的贫困和闭塞，更造成一 种求小利不算大账的短视和狭隘心态，这表现在行 政管理上，就是听任各种蚕食林地、破坏生态的地产 项目蜂拥而起，令人禁不住疑心：它们是如何拿到 许可证的？遍布全岛的各式建筑废墟，则与这些新 项目构成尖锐的对比，提醒人们注意：崇明依然有可能被搞成一处脏乱差的 “城乡结合部” 。
城市化是一种近乎不可逆的人为之事，如果搞 过了头，或者走歪了，要想原地转身，多半代价太重， 社会承受不了。上海幸亏有崇明，那种水泥森林、灭 绝乡村式的城市化，还没有吞掉这个岛，它的面积又 足够大，如果大家意识到该走一条城乡共存、优长结 合、社会均衡进步——而非GDP导向的经济独大的 新道路，那就正可以在崇明试点：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我说崇明是上海求取未来的余地之所在。当然， 另一个可能同样存在，如果我们继续糊涂、继续短 视、继续满足于旧式都市的“繁荣”，那随着隧桥地铁 之类的相继开通，用不了多久，崇明就会完全沦为 “小上海”：中心区一样光鲜奢华，边缘区一样脏乱 差，一样承受城乡失衡的压力，一样不知道接下来怎 么办…… 一旦搞到这一步，上海作为一个整体，也就 和其他一线城市一样，没什么余地了。
因此，今天的崇明正站在两叉路口，它的选择， 同时意味着决定整个上海的未来。不用说，继续走 老路是容易的，把譬如当年“浦东开发”的那一套搬 来就行了，事实上，城桥镇的新城就是这么造起来 的。开新路就难了，困难一定很多，也无法快速出 “政绩”。但是，恰恰是这个难，清楚地提示了应该选 择哪一边，我们都知道，下滑容易上行难！
如果决定走新路，具体怎么走？请容我不避门 外汉式的自以为是，列出如下这几条：在目前这样的行政集权的体制下，政府怎么做是关键，实际上，崇明之所以还能保持目前这样的绿天绿地，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上海市政府坚持了“以生态立岛”的方针。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将这个还相当空洞的方针， 具体化为切实的措施：如何细化宏观规划，明确各部分的具体目标和实施途径？如何安排一个分阶段的 长期的财政支持计划？既然崇明是在给上海乃至全 国的许多类似的城乡地区实验一条着眼于社会的长 期发展和进步——而非短期经济利益的道路，上海乃至中央政府的充分的财政支持，就是一个必要条件。如何设定与上述宏观规划密切配套的官员考核机制，以此引导官场风气的整体转变？如何在目前许多官员思想和精神水平都比较差这个现实状况下，从岛内外选擢高水平、想作为的官员和非官员来任事？
另一个同样迫切要做的，是教育。事情都得人 干，这“人”不只是少数精英，也是千千万万百姓：官员和专家不合格，事情当然做不好，但光是这些人合格了，事情也还是很难办。从这个角度看，类似如下的这些事项能否充分展开、长期坚持，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分别针对各类——从官员到村民——人员的不同方式的生态教育，从基层开始全面展开的聚焦崇明的 史地教育，培养生态建设人才的教育和研究机构网， 与 海外在城乡和社会生态方面走在前面的实践和研究者的广泛交流…… 尤其重要的是百姓的直接参与，他们在其中拥有充分发言权，其参与决策权的程度在各类 集体建设活动中日益提高，在某种意义上，这类活动的教育功能，是比一般的课程和讲座更大的。
再下来，就是上海对崇明的反哺了：大学、医院、邮局、影剧院、音乐厅、免费Wifi系统、政府的其他公共服务设施…… 一旦这些城市生活的优良条件，都 逐步充分地落户崇明， “崇明”这个词的涵义就会显 著地改变：不再只是一个生态条件尚好的乡村地方 的名字，而是开始代表“一座绿天绿地、真正先进的城市”了。
这一定会促引更多岛外的牟利者跃跃欲试，要 趁机来赚一票。这几十年，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改善基础设施，当地百姓却得益不多，反而是各种有钱有 权有关系的外来人大获红利。这样的令人痛心切齿 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太多了，在崇明，类似的状况也已经不少。因此，上述这些优质生活的硬件建设，必须更明确地服务于新的宗旨：崇明要的是健康、均衡和民主，是不紧张和有文化，是低消费和高享受，与所谓“做大蛋糕”的许诺相比，公平分享更重要！
树立某种据说是公共的长远的发展目标，以此要求弱势者为之牺牲其现实利益，同时作为交换，许诺其未来会得到补偿：这样的论述，正是“西式现代化”过程 中各类强势者借以营私的常用手段，这些年我们听惯了的“只有做大蛋糕，弱者才能多分”的论述，正是其变种之一。只要公平分享的宗旨能落实为具体的行政规则，只要这些规则能得到严格的执行，那些一 心牟利的势力就多半得收敛手脚、另觅他途，各类真正有心于生态建设的人士，包括离乡他居的前崇明人，反而会从各地——大部分自然是城市——持续地移居和返回崇明：这样的有理想、能作为的奋斗者，正是城市所能反哺的最宝贵的乳汁。
当然，未来的崇明不能只以高质量的大学和医 院取胜，它还得有自己的非城市的法宝，其中堪称基础的，是高质量的绿色农业。在生态技术、财政政策、流通渠道和分配模式等多方面进步的合力推动 下，尽快使绿色农业覆盖全岛，一面向市场提供真正优质美味——而非如美国式肉鸡那样胖大鲜亮，但营养粗劣、味同嚼蜡的农产品，一面令务农者获得相等——至多略低于都市个人收入中位线的回报，以此形成食物生产的良性循环。必须明白，哪一天乡 村人靠务农获得不低于城里人的收入了，哪一天城里人的营养摄入和食品安全才真能有保障。在我看来，崇明是有条件在这一方面做出示范。
这其实也就是创设新的经济模式的问题了。目 前通行的经济系统，无论外观怎么变，基本逻辑是一 以贯之的：依据日趋单一的标准，追求持续的增长， 以此来组织整个系统的运行。一百多年来，这个资本主义的逻辑逐渐深入人心，如果你说： “对于一个 社会的经济来说，是否增长并非关键”，我们中间有几个人不觉得惊诧？当然，最近这些年情况开始改变，吃多了畸形增长的苦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类似“综合生活质量”这样的新指标，逐渐清晰起 来：工作时间、兴趣程度、思维状态、人际关系、生活节奏、人生意义、审美感觉…… 当这些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因素开始被意识到、被越来越明确地放到 “年收入”旁边一起端详的时候，新的经济模式的创造，就迫在眉睫了。
不用说，探索新的经济模式，一定同时意味着重新定义什么是 “经济” 、 重新安放 “经济”在人生中的位置，新的经济模式，一定是和新的文化相伴而成的。 这里没有篇幅展开来讲，只说一句，我们对经济和人 生这类更大范围的对象的反思越是展开得比较充分， 新的开阔的精神视野和人生理想在社会上越是蓬勃开展，前述那些相对具体的目标就越可能早日达成， 譬如，消费者越愿意为优质的农产品多付钱。
最后列三件具体的须做之事。一是以极大的力度，保护崇明现有的大树。崇明没有山岭，也少天然湖河，地理环境本来是相当一般的，之所以现在让人 觉得有乡野风光，主要就是靠了1950~1980年代植下的那些树：经过几十年的生长，它们大多高达二三十米、粗过一人环抱。可是，恕我直言，本地官民对这些大树的珍爱之心，经常显得非常稀薄，大树被成排砍伐的事情，我就目睹了好多次。如此自伤根基的愚蠢行为，绝对不能继续下去了，建议尽快普查现有的大树，登记造册，明确每一棵的养护责任，定期核 查，明奖重惩，凡管辖范围内有大树枯毁的，官员一并领监管不力之罚。
二是刹住地面水泥化的趋势。旧式城市化的恶 相之一，就是广铺水泥地面，在利索地消除泥泞的同时，阻隔土地与阳光雨水的互动，造成土壤板结、人 绝地气。虽然在目前阶段，因了技术的限制，有些地面——例如交通干道还是不得不铺水泥，但大量其 他类型的地面，如非干道的路面、商业建筑的周围， 乃至私宅的院落，明明可以用其他方式消除泥泞的， 现在都一律铺设水泥，人土两伤，这就不应该了。这 样的趋势，在崇明同样明显，水泥路面的蔓延就相当 放肆。我当然知道，浇水泥是又快捷又便宜，弄那些砖来一块一块铺，工艺繁琐、费用昂贵！可是，我们究竟怎么看待土地？又如何计算得失？如果能懂一 点人地互相依存的道理，明白许多无形之事——例 如空气和人的视觉感受——远比眼前这点实利更重 要，我们何至于不肯多费一点时间精力、多花几块 钱？倘说现在还不能指望人人都明白这些道理，政 府理性的政策和行政干预，就是必须的了：绝不能把崇明的建筑地面，都搞成明晃晃的水泥地！
三是建设覆盖全岛的电动化交通系统。崇明地方大，不能如厦门的鼓浪屿那样禁绝汽车，但像现在这样汽车越开越多，废气弥漫，对生活环境的破坏又太大：交通的电动化，似乎就是唯一的选项了。崇明的地理空间和国内电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也为此提供了可行的条件。具体怎么做，那是见仁见智， 要多方——尤其是本地居民——商议、多番试验和调整才行的，但大的目标和分阶段的时间表，却需要 尽早确定，而且现在就着手来做，因为这牵涉到许多方面，并非可以一蹴而就。但我要说，惟其是一处城区和乡村深度互嵌的地方，因此要创造城乡各自优长能全面结合的局面。崇明的电动化交通系统的早日建成，意义尤其重大，它不但能令本地居民长远受益，更能在“何为真正先进的社会生活”这类关乎大方向的问题上，给全国乃至更大的范围，提供一个鲜明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