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剖析经济学现象，首先需要理清本质上“是什么”，才能讨论逻辑上“为什么”，进而明确政策上“做什么”。当前，“消费升级VS消费降级”之争日趋热烈，但是消费升级的定义、机制、路径等本质问题却尚未理清、鲜有关注。受此影响，较多的研究紧盯质量、价格、销量等消费现象的短期波动，因而陷入消费升级的诸多迷思。
立足基础性的分析框架，消费升级的本质在于消费总福利的提升。居民收入引致的“财富效应”，和科技发展引致的“进步效应”，是消费升级的根本机制。两者共同构建了消费升级的“蛇形路径”，并衍生出复杂的价格现象和市场行为，是当前种种迷思的成因。因此，为了破解迷思，有必要将研究方式从“由表及里”转变为“由里及外”，通过分析“财富效应”和“进步效应”的强弱趋势，洞悉中国消费格局的长期演变，进而为扩大消费内需提供切实的政策建议。
资料来源：我们的整理
概念不清催生消费迷思
2018年初至今，“消费升级VS消费降级”之争日趋热烈，观点论据和政策建议纷至迭出。但是，根本性的概念问题却尚未理清，甚至鲜有讨论和关注：即对于当今中国，什么是消费升级？什么是消费降级？不从根本上明辨这些概念，就会陷入纷乱琐细的消费现象之中，导致讨论失去共同标准、逻辑失去理性依据。或形成鸡同鸭讲、公婆各有理的无效讨论，或陷入白马非马、偷换概念的逻辑陷阱，或导致只见局部、不见全局的盲人摸象。这非但无助于真理的发现，还可能人为地制造以下三大消费迷思。
消费迷思之一：“盯质”。基于直观感知，许多观点将消费升级（降级）定义为优质商品（劣质商品）销量的上升。例如，榨菜销量的上升一度被认为是消费降级的明证。但是，这一定义忽视了中国社会阶层和居民需求的多样性。第一，从时间来看，优质品和劣质品的需求上升可能同时出现。例如，2018年上半年，在榨菜、二锅头销量大涨的同时，高档白酒、豪华车型的销售增速却分别跑赢了低档白酒、普通轿车。第二，从商品来看，同一种商品可能兼具优质品和劣质品的双重身份。例如，2017年以来，平衡优质和平价的中档品牌，尤其是实现进口替代的本土产品，在食品、家电、服饰、电子产品等领域逐步崛起，对一、二线城市而言无疑是劣质品，但对刚刚开始追求生活品质的三、四线城市而言，确算得上是优质品。第三，从人群来看，即使是同一人群，也可能在不同领域形成“低档消费+高档消费”的搭配。例如，对于80后、90后而言，虽然尚未达到人生财富的巅峰期，但并不妨碍其为了自身兴趣和文化认同，成为部分领域的“发烧友”，或者在部分消费品上“轻奢”。“吃榨菜+背LV+出国穷游”的组合，在现实中并不鲜见。因此，“盯质”在三个维度上出现了以偏盖全的谬误，无法判断消费升级、降级何者为全局主要趋势，以此并不合理。
消费迷思之二：“盯价”。针对“盯质”以偏概全的短板，另一些学者用商品平均价格水平的上升（下降），来反映某领域消费的总体升级（降级）。例如，共享经济、二手经济、拼单网购带来的廉价商品和服务，以及连锁低价杂货店的迅速扩张，均被指向了消费降级。但是，这一定义会受扰于商品价格内生下降的长期趋势。在物质层面，制造成本加速下降。随着人类科技“奇点”的逼近，前沿技术的生产效率正在指数级增长，进而加速降低成本。例如，根据学术研究，1970-2020年，单位美元所生产的DRAM规模每经历1.5年就实现翻番，有力带动了高端电子产品的平民化。在非物质层面，溢价先升后降。与前代不同，80后、90后消费者不仅为商品的品质付费，也愿意为商品所代表的潮流、故事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付出溢价。但是，随着潮流的变迁、竞品的涌入和消费者阈值的提高，此类溢价终将盛极而衰。因此，每轮“爆款”商品的涌现，都将经历价格冲高跌落的轮动。
消费迷思之三：“盯物”。 既然只盯“质”、“价”皆不足取，那么同时盯住两者变动，是否可行呢？例如，如果某领域消费品的价格、质量同步下降（上升），能否定义为消费降级（升级）？我们认为，恐怕也不尽合理。这一定义只考虑了物的变动，而忽视了人的感受。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消费者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在消费体验上存在着根本差异。
对于当前中国而言，这一区别在四个方面最为鲜明。第一，得益于政策环境的改善，居民主动减少炫耀性消费，拒绝腐败性消费，导致部分高档餐饮娱乐消费萎缩，显然不能算作消费降级。第二，如果供给结构失衡，旧型药、低档食品、低价租房等产品因无利润而不再生产，新型药、高档食品、高价租房等优质品垄断市场，人们被迫以高价格消费更多优质品，这种被动的“消费升级”显然偏离应有之义。第三，伴随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重心正在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兴消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导致部分“过气”商品出现质价同降，与消费降级也无直接联系。第四，得益于中国消费金融的快速发展，消费者获得了在时间上安排消费（尤其是大件消费）的更大主动权。因此，消费质量和价格的变动可能不再平滑，而是逐渐趋于浪潮状，导致短期的起伏更加难以代表消费格局的长期演进。
通过剖析上述消费迷思，可知：以质量、价格等经济指标定义消费升级、降级并不一定可靠；缺少体系和框架的情况下，盲目定义会失于偏颇；消费者的主观感受不可忽视。基于此，本篇研究回归本源，从消费者福利角度来构建分析框架，进而理清消费升级（降级）的定义、机制和路径。
首先，消费升级（降级）的定义。根据我们此前研究，在中国消费格局的分析框架中，居民的消费能力由基于生命周期的长期预期收入曲线表示，供给侧生产潜力由生产边界曲线表示。两曲线的唯一切点，表示居民最大化地利用消费能力和供给侧潜力，所能实现的最优消费总福利（详见附图）。
伴随该切点的变动，居民消费总福利的上升（下降），即为中国的消费升级（降级）。基于这一视角，界定消费升级（降级）的关键，不在于消费篮子中的具体组合，而在于两大曲线的变动能否为消费者提供更充裕的选择空间。只要空间扩大（缩小），居民的主动选择必会导向更多（更少）的福利，即实现消费升级（降级）。这解释了“盯质”、“盯物”的迷思，即为什么单凭榨菜、白酒等消费单品的变动，以及被动接受的消费组合，无法评判消费格局的演变。
其次，消费升级（降级）的机制。具体而言，两大曲线的变动如何实现消费升级呢？这主要通过两种机制进行（详见附图，消费降级反之亦然）。一是“财富效应”。随着经济繁荣和制度优化，居民对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资产的预期值水平上升、波动率减小，推动长期预期收入曲线向外部扩展，与更昂贵、也更优质的生产边界相切。如此，新切点将向右上方运动，消费总福利上升，并伴随总体物价水平的上升。二是“进步效应”。由于科技进步的加快，一系列生产边界将整体下移，并按照质量由低到高的顺序，在时序上先后与预期收入曲线相切。由于品质越高的生产边界越平坦，因此新切点较旧切点，向左上方运动。这表明，消费总福利上升，并伴随总体物价水平的下降。
最后，消费升级（降级）的路径。将“财富效应”与“进步效应”相结合，即可得到消费升级的总路径。这一路径并非预想中的平滑顺直，而是“蛇形”延伸（详见附图）。这一发现，有助于从两个层面破解中国消费升级的迷思。其一，价格现象不与消费升级直接挂钩。由“蛇形路径”可知，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同一领域的消费价格可能出现周期性的升降。因此，价格波动不能说明消费升级的进退，消费总福利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
其二，“消费对子”并不可靠。考虑到不同领域的消费升级不可能同步进行，可能有先后快慢之别，因此会产生多个“蛇形路径”的交叠。如附图所示，在T节点，领域A价格上升，领域B价格下降。而到了T+1节点，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但这不能说明，总体消费、领域A消费或领域B消费的升级趋势发生了逆转。目前，众多研究热衷于通过比较典型的“消费对子”，来描述消费升级的进退，例如“榨菜VS茅台”、“新兴消费VS传统消费”、“高线城市消费VS低线城市消费”等。事实上，这些“消费对子”的差别，可能就是领域A、B的差别。其价格、质量、销量的相对变化，可能只是消费升级路径多重交叠的正常现象，不足以推断升级降级的总体趋势。
把握本源思考降级升级
由上述分析可知，消费升级呈现“蛇形路径”，多个“蛇形路径”的交叠，将产生复杂的价格变化和市场现象。这解释了，为什么从消费现象出发去考察消费升级（降级），会陷入 “盯质”、“盯价”、“盯物”的种种迷思之中。据此，本文认为，应当把握本源、执因求果，将研究方式从“由表及里”转变为“由里及外”，从源头上剖析中国消费格局的演进。
消费升级的本质在于消费总福利的提升。消费总福利的升降，则取决于生产边界曲线和预期收入曲线的位移。当两大曲线向不利方向移动的时候，消费者选择空间受到挤压，必然会导致总福利下降和消费降级，无论单项消费上存在多么耀眼的亮点。当两大曲线向有利方向移动的时候，消费者的主动选择，必然会导向更高的总福利和消费升级，无论这种升级的方式是否符合学术范式、市场预期和直观感受。因此，分析中国消费升级的进退，应当紧盯两大曲线，具体考察“财富效应”和“进步效应”的强弱变化。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再出发，一系列重大变革正在对上述效应产生关键影响。对于“财富效应”而言，“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住房长效机制、稳定的金融市场、有效的降低税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对于“进步效应”而言，“双创”升级版、创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经济、科技管理制度改革的发展是关键的增效器。因此，理清上述变革的进展和实效，发现瓶颈、研判前景，才能不惑于短期消费现象的波动，洞悉中国消费格局的长期演变趋势，并为扩大消费内需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