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专家们预测美国的人口趋势，断言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暂时下降，直到21世纪中期人口达到五亿的时候美国才会重振雄风。一个年轻的美国是无敌的，因为良好的出生率和移民连同美国的技术优势将支撑起美国的经济和无出其右的军事发动机。日本、俄罗斯、欧盟甚至中国都无法与这个追求幸福与荣耀的非凡的山巅之城争锋。
诚然，人口、领土、竞争力、经济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等量化指标都对评估一个国家的能力和全球影响力意义重大，但大炮黄油只是要素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政治领导力。正如清华大学著名教授阎学通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力量》一书中所说，政治领导力是提升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能力的倍增器。反之，分裂、过度党争和国内政治动荡都会削弱国力，甚至使其走向失效。没有健康的政治就不可能有国内秩序，更不用说在海外投射力量。无论多么的精辟，专家们的线性叙事都无法说清楚美国令人不安的政治不确定性。
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化困境如今撕裂了美国。国会中的政治党派之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在经济文化上四分五裂，国家行政机器也饱受打击。在一篇揭露性文章中，欧逸文（Evan Osnos）记录了多起经验丰富的公职人员被巧妙地降格使用的事例，原因仅仅是他们曾在奥巴马政府内就任高职。与此同时，白宫已经策略性地让负责处理行政公平事务的联邦办公室形同虚设。除了偏执的麦卡锡主义，以及尼克松对官僚们的抨击，美国的行政部门还从来不曾这样行动一致地排挤公职人员，令美国的行政机器政治化。正如职业大使兼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比尔·伯恩斯最近在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的一次讨论中所说的，特朗普对公职人员的冒犯有可能无法逆转地腐蚀美国的治理。
中国学者也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困境发表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翔最近表示，“美国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夏洛茨维尔种族冲突事件发生后，一些清华大学的学者甚至认为，美国正经历一场美国版的软性文革。部分学者在校园讨论中引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指出拉美裔移民和不平等加剧所产生的美国底层白人很容易受到特朗普独裁主义的蛊惑。他们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声称，社交媒体的心理学技巧、可能的外国渗透、选举制度的特点和民主党的分裂，这些都只是让特朗普入主白宫的主观因素，而客观因素则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民主模式根本无法应对全球化给日益不满的中产阶级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
首先，那些关于“美国式文革”的论点似乎类比不当。简单地说，特朗普的崛起更像是小布什理念的回摆，也就是要取消共和党通常应该承担的责任（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可以不必负责任）。特朗普最近声称，如果被判触犯联邦法律，他可以依法“自赦”，这让美国面临实实在在的政治威胁。从来没有哪个最高统帅如此大胆地蔑视美国的制度基因——“法律即国王”，这是它神圣的政治基础。
没有哪种西方政治学说遗产比主张“人人生而平等”更加“永恒神圣”、更加受到尊崇。而且没有哪个公民，无论他权势有多大，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回忆苏格拉底本人(虽然有能力逃狱，但他还是遵守雅典法律接受了死亡)，西方政治范式的试金石和基本实践手段，就是认为法律才是唯一的君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正是由于法律至高无上，才允许出现某种“有限的、明显可逆的道德演变”。美国民主的不足、经济的不平等、贫富分化以及所有社会和种族的不公正，以往都成功地进行着自我改造、运用和驱策，因为共和党最基本的基因以及法律的优先始终得以保留。
当下的美国社会正经历一场政治“堑壕战”，意识形态沟壑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而中国社会似乎是团结一致追求复兴。中国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如今已经超过西方主要民主国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尽管这并不代表中国政治优越，但它确实表明，“支持特朗普”的狭隘民主不可能成为世界各国的灯塔。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和强大，如果没有海外自由主义榜样，自由与改革的呼声就会减弱。由于是美国背叛了其诞生的基础，而不是中美之间国内政治的优越性发生碰撞，这两个超级大国有可能竞相走下坡路。
所以，美国国内坚定的政治和解对激励中国持续改革开放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特朗普总统让法律服从其威权的顽固欲望——正如他语带威胁的推文所表达的——有可能给美国的政体精神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当激情摧毁理性，成为政治判断的唯一标准，玩弄怨恨政治的民粹主义者就将无可挽回地破坏美国宪法的“中庸传统”。他那些情绪激昂、不辩真伪的基础选民有可能成为无视宪政边界、赞同政治极端主义的一股力量。法律不是国王，特朗普才是。如此一来文革就不再是中国学者用以形容美国政治的夸张之辞，而会是一个失败共和国不可避免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