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格局大变与复杂性增生中的战略竞争（2008-2012年）
2008年秋天，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首先在美国爆发，继而迅速蔓延到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美国和与其为首的西方由此开始愈益显著地相对（即使如果并非绝对）衰退。在此背景下，急速崛起的中国开始进入它真正当代或当前的历史大阶段。自此往后，中国的基本面貌大致有如下述，尤其在中国以外的人们看来更是如此：
一个巨型民族国家，具有急剧增进过和增进中的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在多个国力国势领域已经拥有或接近拥有世界第二强地位，并且寓于一种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更中央集权化、因而往往也更高效的国内权力体制和操作机制。
一个依然面对巨大、多样和复杂的国内挑战的国度，但现在已经更关注对外事务和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因为国内经济必需，因为对“地缘政治战略权利”和作为一大强国的民族国家光荣的更强烈想望，还因为有力地上扬着的大众民族主义和“胜利主义”(triumphalism)以及更雄心勃勃的武装部队。
一头“重新觉醒”的东亚雄狮，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往后在领袖习近平麾下，他掌握与他的三位前任相比集中得多的权力。习近平坚信中华民族须有亦可有伟大复兴，就他对中国的大小对手采取的强硬态势感到自豪，清楚地认识到由此而来的国内民众支持，并且显著地偏好逼近底线但不突破底线的战略方针和操作方略。
一个在其相当急剧的、对外政策颇大程度转换过程中的强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有了令许多事情不同于先前的话语和实践，从而使它自己和其他国家准备不足、多少困惑和增进误判可能。
中美两国之间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竞争集中于中国的紧邻周边，与相关的海域洋域密切相联。这竞争一直在相当迅速地演化，而与先前若干年的图景不同，大致直到特朗普2017年1月出任美国总统为止，中国的外交影响和有效性缩减，而美国在外交/战略阵线上颇多斩获，即使某些只是短暂的。一方面，美国的斩获相当程度上依靠奥巴马政府在东亚和东南亚不遗余力、不失机会地争取外交收益；另一方面，它们也大受益于区域内的机会性事态或便利，那不是由华盛顿的决策者造就而是由他们现成地利用的。这些事态或便利主要有：日本、韩国和缅甸等国发生的政治和心理变化；周边国家面对巨型中国快速持续崛起（包括其远程军力的大力建设和海军活动的扩大）产生的忧虑、怀疑和不满；中国与各邻国之间广泛的领土和海洋纠纷；该区域内某些政府就与中国对抗而得到美国和国内选民回报的期望；中国自身在对外政策方向、外交举止和决策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就这些问题而言，中共十八大以前的数年里，在与东亚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公众和政府两方面的“胜利主义”显而易见，虽然在政府方面其程度显著较小。关于这“胜利主义”，最重要、最广泛的一个原因大概要到“G2中国版”中去找，那是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的、吸引了不少中国对外政策精英的一个非传统的理念，即中国作为可望的世界第二大国，其对外政策的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应是尽最大努力，与超级大国美国结成稳定和大体合作的关系，尽管实际上中国在战略和战略性外交方面的对外“重中之重”必须是两个，即对美关系与近邻关系，而不仅仅是一个，即对美关系。
那些年里在对东亚东南亚周边行为中的部分“胜利主义”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它们大概首先是持续上涨的中国大众民族主义，那由大众传媒加强。无人否认中国政府受到它的某些干扰和制约。还有，在国家机器愈益复杂和内在多样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有时看来颇为明显，以致某些西方人的下述评论相当有说服力：“军方、关键的政府部委和国有公司里的新一代官员已开始定义中国如何应对其余世界”；“现在是中国政府弱的时候。结果，种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以一种不那么协调、不那么中央集权化的方式脱缰而出。” 这甚至间或发生在大致压倒性地由最高层掌管的对美政策领域，致使奥巴马的顶级幕僚们在2010和2011年之交断定，中国领导人虽然希望对华盛顿温和，但“往往受一个分散的执政党支配，其中将军们、部长们和大公司利益与过去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相比，更多影响，较少敬畏。”
所有这些分析提示了一点：政治领导至关重要，他们的眼界、抱负、意志力和政治/战略技能至关重要，即使有国内大众民族主义、官僚机构政治和外部环境复杂挑战的促进作用。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他们的美国同行学到某些东西，后者在中共十八大以前的几年里赢得了中国家门口的一轮外交竞争。
一、“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得益与风险（2013至2016年）
自从习近平执掌中国领导权以来，有一桩大事越来越确定，那就是他对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的西太平洋西部）具有愈益增长的、无论是“软”是“硬”的权势影响怀抱愈益清楚的大抱负，而从中长期说，这权势影响无疑也确实将削弱乃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的近乎支配性的优势。
服务于这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有两大类：“战略军事”(strategic military)和“战略经济”(strategic economy)。粗略地说，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结束到2014年秋季为止，中国政府主要使用的是广义的“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战略军力建设的更加速突进、中国海上及空中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中国对美国的强劲和广泛的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对日本的持久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张扬和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评估它们的双重效应，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显著地增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更加大踏步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扩展，同时以大为增强的军事实力地位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然而，它们也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增进了中国东部周边的战略/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伴有与日本以及美国的显著增进了的军事冲突风险，并且作为其主要反弹，客观上促进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
因而，很可能伴随某种与此相关的战略审视，从2014年秋天开始，中国政府实行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战略转型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契合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即在国内经济增长呈缓慢但顽固的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下，力求显著增进对中国产能的境外需求。考虑到2014年10月和11月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事情就更是如此。
无论是习近平反复倡导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中国从2014年10月起大力提倡并主导建立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是中国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还有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实施或谋求开启的“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全都可被认为是“战略经济”方向上的重要事态。此外还要加上中国政府在着力推进的、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以及其他已经或准备大力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目。总之，中国政府将其对外战略着重面“分叉化”，使“战略经济”成为其优先议程上另一个重大维度。
然而，“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显要，显见于中国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曰战略复合态势之中，如果考虑到中国对外政策仍有的、甚或增进了的复杂性。中国战略性军力的经久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继续。中国武装力量主要面对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仍加速进行。与此紧密关联，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中美军备竞争和更广泛的战力竞争，那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这方面的一项新的重大事态，在于美国伙同韩国执意在韩部署将严重伤害中国既有战略威慑能力的萨德反导系统，而如此势必引发中美战略武器竞争的一个新的重要方面。
同样显著的是中国继续在南海大力伸张和发展自身的海洋权利和战略权势，特别是在南沙群岛的多个岛礁同时进行急速的大规模扩岛，并且在其上构筑军事能力。这既大大加强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地位，也显著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加剧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紧张，而且促使美国在东亚太平洋的盟国、准盟国和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它们互相间的安全合作网络。由此开始，美国屡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岛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进入其12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导弹、战机和雷达，并且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
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发布被中国斥责为“一张废纸”的关于菲律宾诉案的裁决，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的合法性。就此，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实质上宣告“九段线”内所有岛礁皆为中国领土，这些岛礁周围的紧邻水域皆为中国领水；“九段线”内的其余海域皆为中国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的这些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基于历史性权利。为了表明中国的愤怒和决心，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人民解放军空军在南海的某些争端岛礁和海区上空从事态势显赫的战斗性巡航。不仅如此，人民解放军最高级将领在海牙仲裁法庭发布裁决之后对外宣告：中国决不会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作为“战略军事”的一项重要内涵，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迅速进展。这是两个重大事态——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大为加剧和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的一个地缘政治结果。俄罗斯加速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更重要的是，2016年6月下旬，中俄两国元首发表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这被宣告为实际上遭到美国的威胁甚或倾覆，特别是美国主持的导弹防御体系有违中俄两国的联合意志和战略安全。是年9月，中俄两国在南海进行联合海空军演习，而南海是其时中美战略竞争特别激烈、战略对峙最为显赫的地区。尤其以这两个事态为标志，可以认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其战略和军事内涵变得愈益突出和广泛，一度达到或至少接近达到准同盟关系。
因而可以说，中国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成了一种复合性的复杂路径，而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是个战略扩展，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国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远望未来，若没有可能的重大缓解或扭转，那么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可能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的。“修昔底德陷阱”首先会在海洋上出现。
二、特朗普和其他事态：中国的战略反应和初始调整（2016至2017年）
如前所述，中共十八大往后的约三年半，或较精确地说从2012年底到2016年9月杭州G20峰会开幕为止，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主要以伴有种种强硬行动的扩展为特征。
然而在此期间，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已经有国内外的改变了或改变着的种种形势，它们促使中国的战略态势和战略行为与先前相比趋于温和化。在这些形势中，国内的形势主要有经济增长呈缓慢但顽固的下行之势，金融风险显著加剧，而必不可少和愈益紧迫的几大国内任务的资源支出需求大为增加。这些形势要素使一种非常奋进的战略态势的可持续性问题潜在地突出起来。可是，更重要的是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与海洋或近海邻国的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还有就美国战略力量之技术更新与日本之追求军事权利和军力增进而言的“回火”效应。不仅如此，随着杜特尔特出任总统，菲律宾的对外政策急剧变化，其对华态度大幅度改善，从而“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需多少变得温和化。
可以认为，所有这些对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行为造成了促其温和化的影响。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显著和重要的是中国大约在杭州G20峰会开幕前夕，开始“软化”在南海的态势，继近两年前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缓解对抗和防止军事冲突的协议之后。中国政府积极地开始与菲律宾改善关系，特别是在杜特尔特2016年10月访华期间对菲许诺超过百亿美元的经贸帮助。9个月后，连一名称南海的相对平静带“欺骗性”的西方学者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在过去一年一直采取了对其他声索国的利益较为和蔼的态势，同时看来不再搞军事挑衅。不仅如此，自那时以来中国政府没有正式讲过‘九段线’……它让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在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的传统的捕鱼区，那长期以来是一大争夺对象。”“过去十二个月没有见到中国与各个沿岸国的任何冲突，北京的言辞一直是和解性的。”
然而，就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而言，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仍可认作是个转折点，因为这给中国政府施加了严重的忧惧，主要由他在竞选期间就中国贸易行为和惯例发出的无数烈度空前的威胁性言辞造成，它们如果转变成真实的美国政策，就会毁伤中美经贸和金融关系，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不仅如此，他蓄意逼近和触碰中国的台湾问题底线，在当选后不久便与台独倾向根深蒂固的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据《华盛顿邮报》经密集和较深入的调查而迅速披露，这出自特朗普外交/安全核心团队的长时间精心策划和策划完毕后特朗普的首肯。“这次历史性的通话——美国领导人与台湾领导人之间自1979年以来的首次——是特朗普的顾问们中间关于与台湾接触的新战略的几个月悄然准备和谋划的产物”，“是一项蓄意的挑衅行动，着力显示即将上台的总统背离往昔”。 随即更有甚者，特朗普公然声称“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这至少如《纽约时报》所说，表明“他认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的中心基础——人们所称的‘一个中国’政策——已到了该被重新审视的时候。”他明确示意他要将美国自1979年以来这项传统的政策当作可以舍弃的讨价还价筹码，用于逼迫中国在朝鲜和贸易等问题上对他大大退让。这当然令中国严重不安。可以说，中国生成了一种强烈的忧惧，担心他非常反华，非常冒险主义，非常马基雅维里主义（或曰玩世不恭）。
这样的忧惧几乎立即产生了政策效应：习近平在应对特朗普方面采取空前耐心和审慎的做法，仅仅在台湾和“一个中国”这核心问题上才公开表达毫无疑问的坚定，明确声明一个中国原则不可谈判，“无论是谁或出于什么目的，如果试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或者幻想将此作为交易筹码，必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此外，中国政府采取和坚守一种纯反应式方略，只是在特朗普“出牌”之后才相应决定是否做反应、在什么时候做反应和做怎样的反应，并且从不公开对他进行官方的指责。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和最快速度，去寻找、发现和开发与特朗普团队某些显要成员的有益的联系。总之，耐心，审慎，针对最核心威胁（并且只是针对这类威胁）的非常坚决的公开抵抗，纯反应式方略，寻求和开发有益联系：这些构成中国政府应对特朗普的战略，一种几乎急速形成的、处理意外紧急状态似的战略。
这一战略很快被证明颇为成功，从而成为中国多年里最精彩的对外战略决策之一，虽然在较长的事后看，当时这成功被中国舆论显著地高估了。2017年2月初，特朗普差不多一夜之间就改而正式认可美国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这必定显著增强了习近平对“搞定”特朗普的信心。不过，在心理和初步认知上，“搞定”大概是彼此相向或“互惠”的(reciprocal)：习近平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在朝鲜问题上给予特朗普空前的合作。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特朗普总统不久后就似乎多少不经意地给中国带来意外的非凡愉悦，特别是因为2017年4月初美首脑海湖庄园会晤的好得令人惊讶的气氛。紧随其后，特朗普不止一次地公开盛赞习近平是强有力的、友好的世界级大国领袖，而这也进一步地促进了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
因此，再加上其他一些重要原因，特别是实力已显著腾升的中国在特朗普导致美国的全球意愿和态势双收缩背景下参与引领世界的宏愿，中国以近乎全面的迹象，呈现出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新的显著温和化态势。从战略上说，这温和化的性质应被认作是延宕克劳塞维茨式“胜利的顶点”(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或用通俗话说“好日子拉长着过”，因而对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来说甚为可取，甚为积极。
首先，必须密切注意与过去相比，中国政府对步步升级的朝鲜核导弹研发的态度已变得空前严厉，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施加了那么多惩罚是先前的中国领导人从未愿意或敢于做的。之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为了争取良性的中美关系和维护世界核不扩散体制。不仅如此，除了前面已讲过的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的显著温和化，中国政府还更积极地力图改善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特别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加快了与东盟协商出《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以便稳定海上局势和增进中国的外交影响。
也大致同时，中日关系出现显著改善迹象：在日本政府改变原先有关立场、做出肯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明确表示之后，习近平于2017年5月16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指出中日双方应在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改善两国关系。不足两周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东京附近神奈川县举行数小时会谈，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亦存在突出挑战，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在南海问题上则应谨言慎行。可以相信，只要日本政府如此行事，只要中日两国各自大致保持新近确定的有关轨道，两国间多年未有的正式的最高级互访和会晤在不久的未来就很有可能实现。
令人相当鼓舞的是，中共十九大前后，中国东亚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的温和化不仅得到延续，而且得到加强。这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的对外政策而言，可能意义甚为重大。在主要因为新加坡的南海问题行为而跌落到邓小平和李光耀往后的最低点之后，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从2017年9月起急剧改善。而中新关系大回暖的原因是新加坡在中国的压力下收敛甚或取消了与台湾的多年的军训合作，同时南海形势的显著缓解使之不需很明显地在南海紧张中站在美国一边。不仅如此，2017年8月底，中国与印度经过复杂的谈判，几乎突然沿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边境洞朗地区各自后撤部队，从而结束（或更精确地说暂停）持续了两个多月的严重军事对峙。2017年10月30日，中韩关系持续严重紧张的局面突然开始改观：中国政府在中共十九大闭幕后几天，将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与中韩关系的广大和多样的其余方面“脱钩”，或者说实际上放弃了一项大约施行一年多但无直接效果的政策。中国，一个被普遍认作行将浮现的超级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或曰疏离世界）倾向而来的历史性机遇时期，愿意对一个较小国家做出一项重要让步：这本身就多少真正地令人“心头一亮”。
四、现今的紧迫问题和仍需的战略探求
形势从不完美，探索永无止境。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难压倒性地在朝鲜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上。
自金正恩2018年1月1日发出朝韩会谈以讨论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倡议以来，朝鲜问题以平壤掌握主动权为首要特征，急剧和持续地发生重大变换。首先，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大为缓解，特别是金正恩与文在寅的最高级会晤成功发表宣告结束半岛南北军事对抗状态的《板门店宣言》，而且金正恩与特朗普行将举行史上首次朝美两国元首会晤。由此，半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急速消减，朝鲜非核化问题发生重大的良性变化亦成近期必然之势。其次，金正恩戏剧性地突然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对中朝双方都卓有成效的最高级会谈，中朝关系由此骤然摆脱保持得过久的历史最低点状态，同时也有力地增进了前述中国周边关系的近乎全面的、显著的、改善。
某种意义上说，后一项急剧变化出自前一项，而前一项则首先出自下述根本事实：朝鲜已经拥有或非常接近拥有可实战的核中程导弹，从而具备了在任何可以设想的一般情况下至少最低限度的核威慑。这一点令平壤可以从事真正的部分非核化（包括切实放弃核远程导弹及切实保证停止研发核潜射导弹之类新型核武器），只要它从华盛顿得到所要求或可接受的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阶段性重大让步。可以认为，朝鲜彻底非核化的可能性颇微，但朝鲜部分非核化和朝鲜对外政策相对和平化的前景颇可期待。在此形势下，中国有其相关的头等要务：第一，坚持中国的应有权利和作用，扩大和深化对朝鲜问题局势剧变的实质性参与，防止和阻止中国的正当利益和关切遭到其他方面的忽视或损害；第二，维护和增进来之不易的中朝关系改善，为此首先需要适当地调整对朝经济政策，及时和妥善地重筑现已削弱殆尽的中朝关系经济基础。
至于可能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对抗，则不仅需要“治标”性质的综合对策，即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威胁与谈判妥协意愿相结合，而且需要有“治本”性质的基本认识和战略决心，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重要和深刻。必须认识到，全球既有秩序，至少是大致自由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已经或正在失去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很大部分国内社会基础，甚或政治基础。这就表明，既有的全球化要扬长弃短、改造更新，从而获得真正的可持续性，就不仅需要像中国政府已经反复提倡的那样，在比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上变得比较公正，比较均衡，而且需要多少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抱怨甚而愤怒作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它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这后一点，是中国多年来一直认识大为不足、举措过慢过微的，而现今我们正在就此面临急剧的冲击和考验，首先是几乎急剧到来的中美贸易对抗。这也表明，当今头号新兴强国对头号既有强国这“经典”国际政治问题不仅是国际间的权势转移问题，也是国际间的广义的财富转移问题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内社会政治裂变问题。不经过中国可做的适当调整，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大可能持续下去。
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作了意义重大的主旨演讲，其中宣告了中国政府在上述“治本”意义上决定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中国确实需要多少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抱怨甚而愤怒作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既有的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与此同时，这样的重大举措也大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如此，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局势还告诉我们，中国需要通过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地大大开发中国潜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从而相应地减小中国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时代。可以肯定，十九大以后，考虑到五年前以来已经在做的，中国对外政策方向将以较长期地说三个“更为大力”为特征：（1）更为大力地拓展和深化中国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包括在某些经选择的领域谋求中国的引领作用；（2）更为大力地争取中国在亚洲大陆甚而更多区域的经济优势和外交优势，加上与此相连的在经选择的某些地区或要点上的战略存在或影响；（3）更为大力地争取迟早确立中国在西太平洋西部（即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之间的广阔海域洋域）的战略/军事优势。
放眼全球，比较中外，可谓中国大治，美国、西方和世界某些地区大乱，世界秩序变动不定，世界形势除上面两个基本状态外大致扑朔迷离。因此，长期来看，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握全局，澄清底线，继而守住底线，首先将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继续提升中国的实力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操作能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纲争取实现中国国家力量和社会健康的重大升级，从而为世界秩序的进步性转型提供一项最重要的积极条件。然而，谋远求近，不仅可能恰当地应对当前的重大挑战，特别是中美贸易对抗，就谈不上争取尽可能好的未来。
（本文根据时殷弘教授2018年5月22日在人大国发院名师讲座上的演讲整理，经过作者审定。责任编辑左希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