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抗击疫情还处在关键时刻，但从中央到民间的各种反思和总结已经开始。
2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入研究如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要坚持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医防结合，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2月27日，在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上，钟南山院士直言，本次疫情暴露出我国重大疫情防控的短板。钟南山透露，2019年12月31日国内已明确是冠状病毒，1月3日分离毒株，1月7日报告联合国，并报给地方和国家疾控中心（CDC）。“我们向媒体发布明确人传人是1月20日，但更早时CDC已经确认‘人传人’，当时没有发布，因为CDC只能向上报，再由地方政府决定，无法再做什么。”钟南山称，“我认为我们CDC地位太低了，是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CDC的特殊位置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一级一级上报。有的国家CDC是直通最高层的，甚至可以直接向社会发布。”钟南山建议，“CDC地位一定要提高，而且一定要有行政权，如果不是，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这次的问题。”
与美国疾控中心（CDC）相比，中国CDC的地位的确不高，兵不强、马不壮、权不大。美国CDC拥有1.4万名正式员工和1万名合同制聘用员工，年度预算超过120亿美元。强有力的行政职权和绝对权威地位是美国CDC实施高效防控的必要条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美国CDC可根据事态发展形势迅速作出封闭机场、封闭餐馆、疏导人群等重大决策，重大事项可直接向总统汇报，应急管理效率极高。美国CDC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决策参考和技术指导，还帮助提升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的技术和能力，后者决定了地方机构是否能够发现，并迅速阻断可能发生的健康威胁。
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将成为中国疫后改革重建的重要任务之一，已成为全社会焦点的CDC很可能难“逃”改革。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如果中国CDC确定要进行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更现实的做法可能是，以CDC整合国内现有疾病预防队伍和资源，形成全国性的CDC体系，同时理顺中国CDC系统的职能和权力。实际上，给钱、给人、扩权在中国可能都不是大问题，但值得一问的是，如果对中国CDC提级扩权，相关部门是否想好了CDC应该成为怎样的机构？应该如何改革？如果不想明白这些，中国CDC的改革有可能被看成是一场要钱要权但成效未知的机构扩张。
在我们看来，今后中国CDC在定位、职能、服务、人员等多个方面，都需要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中国CDC要从一个专业技术机构、一个顾问型专家集中的地方，变成一个高度重视信息的公共政策服务机构，一个有能力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协调机构。改革之后的中国CDC，除了拥有技术型专业人士——流行病专家、病毒学家、医生和院士之外，还应该包括相当数量的公共政策专家。如果疾病传染变为一场涉及公众的公共卫生事件，那么对事件的应对和管理就超越了技术层面，从而成为更为复杂的公共卫生决策、政策协调和政策执行活动。
要强调的是，重视信息应该成为CDC体系的重要“基因”和内在要求。国内曾有流行病学专家表示，流行病学是疾病预防控制的基本专业支持，主要包括疾病监测、疫情报告、现场调查以及公共卫生决策。在一定意义上，流行病学可以看作一门“情报工作”。其实，整个CDC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预警、决策和执行都要基于及时、准确的信息，并立足信息基础来制订行动方案。从国内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看，尤其是早期阶段，医疗机构、公共卫生部门与政府的沟通渠道还不通畅，公共卫生信息难以转化为及时、有效的决策。正因为这一点，贻误了早期控制新冠疫情的黄金时间，导致“小病”变成“大疫”。
未来，中国CDC的职责和权力需要重新调整。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应该包括如下方面：（1）加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预警，摒弃陈旧落后的“维稳思维”，中国CDC应该有独立的警告发布权；（2）重大事件可直通最高决策层，并直接面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政策建议，定期向中央提供信息报告；（3）对地方CDC系统实行纵向技术指导、工作协调，在紧急事态下可指挥地方公共卫生机构；（4）在非紧急时期，要加强对各国公共卫生事件及预案的研究，形成系统的应急政策预案；（5）对国家公共卫生医疗物资储备进行技术性的监管，督促各级卫生部门和地方政府完善、强化管理；（6）推动各地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演练，每年一个省若干个城市，轮流演练，严格监管和评估。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抗击新冠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如何在这场大考之后真正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我们的理解是，治理能力的实质还是专业能力——专业研究、专业决策、专业执行、专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必然是专业能力的提升。
中国在疫情之后将会对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体系进行重大改革，中国CDC将成为改革的一个焦点。在赋权扩容的同时，中国CDC亟需重新调整职能定位，成为有效服务于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公共政策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