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分析
一 研究的提出
“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Starbucks一起喝咖啡吗？”这是一篇名为《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帖子的开头，一度在网上迅速传播并引发广泛讨论。作者以第一人称陈述，“我”出身于农村，进城读大学，发现那里司空见惯、唾手可得的东西，需要农村人一辈子的努力才能勉强获得。对“我”而言，想要跨越阶层鸿沟，不仅面临资源获取的困难，更面临人际社会交往的挑战。当“我”从大学毕业留沪工作后，学费还贷、房租和日常费用、资助弟弟妹妹读书，等等支出接踵而来，每月所剩“只够我每顿吃盖浇饭，我还是不能与你坐在Starbucks一起喝咖啡！”后来呢？“当我奋斗十八年，终于能够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直到此时，“我”才认为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中了，与周围的白领朋友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我无法忘记奋斗历程中那些艰苦的岁月，无法忘记那些曾经的[农村来的]同学和他们永远无法实现的夙愿。”作者吐露的心声，不仅是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过程中的内心写照，更体现了交往区隔在他心中的痛苦烙印。
阶层之间的交往区隔是一个令较低阶层难以挣脱的社会困境，因为它是一个稳定常态的社会事实。所谓交往区隔，是由于阶层差异而发生的人际交往态度的相互漠视，行为上的相互排斥，最终体现在人际交往的相互断联，阻碍了流动群体的阶层融入，在我国现阶段影响了“农转非”群体对于城市社会的融入。这是令人担忧的。与之相反的情况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社会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社会排斥力量的减弱，跨阶层流动的群体，无论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无论流入还是流出城市，在流入的阶层内部，人们的社会交往规模和网络资源含量稳定增长。这是一种可喜的结果。在可忧和可喜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之间，我国城市社会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呢？社会交往的阶层区隔究竟有多严重？其内在逻辑又如何解释呢？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数据，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 制约社会交往的“双排斥”理论
(一)社会交往的集体主义排斥
韦伯指出，阶层之间的流动阻隔，其结构性后果是社会闭合①。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排斥任何跨阶层流动的可能性，是社会闭合的极端状态。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革命推翻了君主政体和封建制度，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使跨阶层流动成为一种常态现象。但是，种族和族群的隔离、性别和阶级的差异，是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消除社会闭合的主要障碍，而长期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影响着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流动和社会交往。
阶层之间相互排斥的力量何在？基于韦伯的社会闭合理论，帕金提出，阶层流动过程中的关键性排斥力量来自于集体主义。所谓集体主义排斥，是指为了防止其他阶层获取本阶层的资源与机会，优势阶层将群体共同特征作为合法性和非法性的基础，对某类群体进行整体性排斥，在这一过程中，血统和门第将会发挥着最重要的影响②。
集体主义排斥原则对于跨阶层的社会交往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人们之间的交往互动遵循了集体主义排斥的原则，那么，阶层出身，而不是现有阶层地位，将决定着人们的阶层交往方向，特别是跨阶层流动者的社会交往方向。主要发生三种状态。第一，在个人层次，即使经历了跨阶层流动，与现有阶层地位的人们的交往，将笼罩在阶层出身的阴霾之下，交往区隔明显存在。第二，在群体层次，人际交往的频率和稳定性，同阶层出身的群体大大高于不同阶层出身的群体。第三，社会整体层次，人际关系结构并没有随着跨阶层流动的增多而变得更加开放，相反，跨阶层的社会交往呈现出强大的社会封闭特征。
为此，如果集体主义排斥力量持续存在于我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市社会的上层和中上层，那么，我国城市的人际关系结构将是相对封闭的。换句话说，即使农村出身的青年通过个人奋斗获得了大学文凭和城市职业，实现了跨越城乡边界的流动，他们仍将面对城市社会的阶层交往区隔，在较长时期忍受着集体主义排斥给他们带来的社会交往痛苦，融入城市社会，进入“坐在Starbucks与你一起喝咖啡”的社会交往圈，就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人生梦想。本文开头引述的“我”的经历和心境，就是明证。
(二)社会交往的个体主义排斥
研究表明，集体主义的排斥在我国社会流动中的影响正在逐渐衰弱③。总体上看，进入转型时期后，市场能力逐渐取代家庭出身，成为促进和阻碍个人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社会流动人口呈增长趋势，流动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逐渐上升。虽然社会地位的代际继承，即阶层地位不流动，仍然是主导模式，但是代际继承的趋势并不是扩大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是，相邻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加，例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之间的流动、农民与工人之间的流动，等等。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为在改革以前，受到体制固化和户籍身份的限制，这些阶层之间的相互流动存在很大的限制。
集体主义排斥力量的逐渐衰弱，是否解除了我们的担忧呢？没有完全解除。帕金认为，集体主义的排斥力量之外，还有一种个体主义的排斥力量。这是基于个人特征的排斥，例如个人的才能和品质，受到个人特征排斥的人们并没有一个共有的特征④。作为与集体主义排斥相对应的理想类型，个体主义排斥往往嵌入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当中，它代表着对个人能力的重视，而这是市场化社会中效率的来源。排斥机制从集体主义走向个体主义，意味着社会存在着新的流动渠道，个人也拥有了新的流动机会。
个体主义的排斥对于跨阶层群体的交往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人际交往呈现一种个体主义排斥，那么，出身阶层对人们交往行为的影响将会减弱，而个人特征，不是个人的背景和出身阶层特征，将在交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个人层面来看，个人有了跨越阶层结构、跨越城乡结构而选择交往对象的自由，并且这种自由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例如，在婚姻中，自主择偶受法律保护，个人择偶意愿和个人品格偏好，成为个体主义交往区隔的心理机制。第二，从群体层面来看，出身阶层对人们交往行为的影响，可能被当前阶层所取代；由此，个人一旦有能力进入新的阶层，他们的交往特征也会与流入阶层的群体呈现相似的特征。第三，从社会整体来看，个体主义的交往排斥，以个人当前特征为依据，强调个人成就，尊重个性偏好，体现着社会交往从封闭到开放的趋势。
阶层结构相对开放是一种良性的社会状况。如果人际交往遵循个体主义的排斥原则，那么，对于流动的群体，尤其是向上流动群体，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当前阶层后，他们的交往不受出身阶层的困扰。这种推论的潜在含义在于，交往模式与地位获得相似，呈现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社会的包容性，阶层之间的区隔可以在交往互动当中得到消解。换言之，当集体主义排斥原则让位于个体主义排斥原则之时，就是社会阶层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的更加开放时代的到来。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跨阶层流动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我们特别关注交往规模。交往规模，即交往对象的数量多少，是社会交往的积累性结果，也是社会交往结构的关键表征，还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之一⑤。从集体主义排斥和个体主义排斥两种理论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不同的排斥类型会带来不同的社会交往后果。
第一，集体主义排斥力量对于非流动者的影响最为有效、最为稳定。任何社会都保留相当一部分人终生与跨阶层流动无涉。虽然“生于斯、长于斯”是农业社会的常态，继承父辈产权成为“创二代”、沿着父辈的职业之路干出新意，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人生追求，甚至是一种美德。从社会流动理论分析，地位继承有其强大的社会制约。其一，资源占有的阶层差异有强大的层内凝聚力和跨阶层的排斥性；在交往“同质性”逻辑的趋导下，阶层内部交往大大强于跨阶层交往，体现在朋友网络、婚姻组合、生意合作、利益联盟等多种稳定的交往形式上⑥。其二，文化资本的阶层化孕育了社会交往品味、偏好、志趣的阶层化，强化了阶层内部交往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体现在阶层价值观念、阶层社会态度、阶层行为方式的流行和代际继承上⑦。虽然人们有多种理由开展跨阶层人际社会交往，但比起阶层内部交往而言，跨阶层交往还不是常态⑧。所以，对于没有阶层流动经历的群体而言，他们的交往互动圈子相对较小，不仅限制在本阶层内部，还表现为较小的人际网络规模⑨。
第二，集体主义排斥对于跨阶层流动者的影响体现在原阶层社会交往关系的维持。集体主义排斥不但将非流动者的社会交往限制在阶层内部，还将跨阶层流动者的社会交往，紧紧锁定在流动前的出身阶层。这将产生了流动后的两大社会交往效应：一是保持出身阶层的原有交往对象，二是发展出身阶层的新的交往对象。两种效应都遵循着集体主义排斥的逻辑，体现了出身阶层对个人交往规模的影响，其结果是跨阶层流动者在流动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其主导的社会交往对象，都来自于出身阶层，而不是流动后的现有阶层。也就是说，跨阶层的流动者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流动前出身阶层的社会交往规模。
第三，个体主义排斥原则预示着跨阶层流动者在现有阶层内部的社会交往的增加。个体主义的排斥力量是通过品味、志趣、偏好等个性行为取向而发挥作用的，其反面就是拥有相同品味、志趣、偏好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社会学研究表明，共同的职业归属、工作经历、职场生活提供了这一趋势发生和发展的结构基础。现代社会，人们的多数时间是在职业生活当中度过的，在工作场域与同事、上级、下级的职业互动，成为非职业的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此外，职场形成的“市场联系性”也为职场之外的社会交往起到孕育、滋生的作用⑩。跨阶层的流动有两个工作去向，即相同职业不同职场、不同职业不同职场，无一不创造了新的社会交往机会，催生了新的社会交往。因此，进入了新的工作岗位，职场交往和社会交往机会的增加，将显著地扩大跨阶层流动群体的社会交往规模。
上述三种态势的综合结果是，尚未经历跨阶层流动的群体的社会交往规模较小、也较封闭。与之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流动群体不但可以保持出身阶层的社会交往联系，而且有机会发展流入阶层的新的社会交往，其社会交往规模将扩大。据此，我们提出假设1。
交往规模体现了“与多少人交往”的问题。但在具体的交往行为中，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与谁交往”。这是因为，不同的交往对象拥有不同数量和质量的资源，即权力、财富、地位、声望、信息、影响力等，是影响社会资本多寡、强弱的更重要的因素。社会资本是指个人从其社会交往网络中获得的有效社会资源，网络规模大小、网络结构疏密、究竟与谁交往，最终都归结到网络资源含量的多少。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两种排斥理论所预示的社会交往趋势，在网络资源含量上会产生怎样的差别呢？
先看集体主义排斥的影响性质。这种影响表现在强化阶层内的社会交往，排除跨阶层的社会交往，将产生几种后果。第一种后果是，由于人们的习惯、态度、偏好等社会交往要素都与出身阶层相关，所以一旦发生跨阶层的社会流动，将伴随着流动者与流入阶层的心理脱节、交往隔离、社会失范，即所谓的“索罗金解组命题”(11)。另一种后果是，跨阶层社会流动导致个体多种地位的不一致，从而引发社会交往的困难，这被称为“地位相悖”效应(12)。还有一种后果是，跨阶层社会流动让底层群体提高了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消费能力，趋近或达到上层群体的水平，但是与此同时，上层群体将使用种族、亲缘、礼仪等因素来人为地隔离与流入群体的交往，并使这些隔离机制具有正当性(13)。总的来说，集体主义排斥的影响性质是消极的，通过社会解组、地位相悖、人为隔离等机制抑制了跨阶层的社会交往。
再看个体主义排斥的影响性质。个体主义排斥理论强调，出身阶层影响固然存在，但个人特征、取向、需求的作用更为根本。美国实证研究显示，虽然流动群体在诸多方面与流入阶层存在差异，但是二者的互动未曾断绝，交往互动有助于流动群体习得新的行为习惯与价值观念，进而促进他们通过文化适应的方式融入新的阶层(14)。布劳指出，不同群体的文化适应路径不同：对于稳定不动的群体，出身阶层在这些群体身上的烙印是最为明显的，他们的态度与行为相对稳定；而对于实现流动的群体而言，文化适应可以使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发生变化，他们的态度与行为更可能居于流入阶层和流出阶层之间。中国的经验研究也印证了布劳的观点(15)。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排斥逻辑其影响范围不同：集体主义排斥的影响集中于向下流动群体，而个体主义排斥的影响集中于向上流动群体。对于向下流动群体，一方面，集体主义排斥原则强化出身阶层，从而维持他们与出身阶层的交往互动，延续他们出身阶层的交往优势和网络资源含量；另一方面，向下流动的事实本身带给个体的负面心理压力(16)、地位落差(17)、挫败感(18)等等，都从心理层面提出了维持原有阶层社会交往和网络资源的需要。虽然向下流动群体对于融入现有阶层面临困境，但与出身阶层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这些人的互动成为他们交往活动中的重要选择。因此，对于向下流动的群体而言，与出身阶层的交往互动和与流入阶层的交往困境，在客观上提升了他们的网络资源含量，从而保障了向下流动群体的社会资本不会随着阶层位置的降低而降低。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
向上流动群体的处境与之不同，这是一种从低向高的流动。对于出身阶层较低的群体而言，个体主义的排斥体现的是对个人能力和偏好的重视，这有利于减少出身阶层带来的交往劣势，增加他们与流入阶层的交往互动。中外实证研究表明，心理负面效果对于向上流动群体没有出现(19)，为流入阶层开通了社会适应的渠道(20)，对于向上攀附也出现积极的态度(21)。为此，增加与流入阶层的交往互动，在客观上增加了向上流动群体的网络资源含量，进而提升他们的社会资本。而对于出身阶层，向上流动群体则缺乏如此积极的态度。由于出身阶层位置较低，对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作用不大，他们与出身阶层的联系逐渐被削弱(22)。因此，向上流动群体的社会资本随着地位的提升而提升，并最终达到流入阶层的水平。据此，我们提出假设3。
四 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使用2006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被调查者的年龄被限制在18-70周岁。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共调查了10151个被访者，根据被访者的居住地划分为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本研究主要研究城市群体，因此只保留城市样本，共6013个。表1给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研究试图分析的因变量有两个，一个是被访者的网络规模，另一个是被访者社交网络中的网络资源含量。社会网络研究领域一般采取提名法(23)和定位法(24)来测量社会资本。本研究根据春节拜年行为，采用定位法来对因变量进行测量，并将结合两个具体测量分别说明。
首先是网络规模。问卷中对春节拜访的亲人、朋友和其他类型社会成员的数量进行了详细记录，将这三类群体的数量加总，得到被访者的网络规模。表1显示，被访者的平均网络规模是25.23人，标准差接近25人。这说明，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在社会网络规模上的差异是很大的。
其次是网络资源含量。在问卷上列出了20种职业，每种职业都有一个职业声望得分，我们将此视为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调查员会询问被访者春节拜访的人是否来自20个职业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将被访者春节拜访的亲友的职业声望加总，得到被访者网络资源总量。为了能使这个变量符合正态分布，我们对这个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这20种职业虽然不能覆盖城市中所有的职业，但可以体现城市中大多数职业类型(25)。表1告诉我们，对数转化后的网络资源含量，其平均值是3.89，标准差是2.54。
本文从代际流动视角考察跨阶层社会流动。研究证明，父辈阶层是有效的出身阶层指标，而子辈阶层与父辈阶层的异同提供了跨阶层流动的稳定测量。如何限定阶层数量？既往研究(26)分为五阶层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一般非体力、工人、农民)和三阶层论(高级非体力、一般非体力、体力劳动者)。我们认为，三阶层论忽视了城乡差别，不可取，而五阶层论将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区别之后，两个组别的数量锐减，影响统计分析的稳定性。为此，我们采取四个阶层，从高到低的顺序是：管理和技术、一般非体力、工人、农民。在数据中，被访者是子代，被访者18岁时父亲的阶层位置(如缺失，采用母亲职业)是父代阶层。这样产生了三种流动路径：子代高于父代的“向上流动”(53%)、子代低于父代的“向下流动”(14%)、两代相同的“尚未流动”(33%)，三分之二属于跨阶层流动群体，所以代际流动是主流，不流动不是主流。“尚未流动”是理论分析和统计分析的参照项。
上述自变量对于社会交往规模和网络资源含量的影响，是在其他变量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这些“其他变量”在统计分析中称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教育程度(年限)、党员身份、婚姻状况。这些控制变量的测量性质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这里不赘。
(二)方法
为了学术对话，我们参考了既往研究提出的相关分析方法(27)，并根据因变量的测量采用不同的统计模型。被访者的交往范围是一个计数变量，因此对交往范围分析时采用泊松回归；而网络资源含量是一个定距变量，因此对网络资源含量分析时采用一般线性回归。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子代所处的四个阶层位置，我们划分出四个子样本。在每个子样本内部，探讨向上流动、向下流动以及稳定不动对子代社会资本的影响。之所以对不同阶层位置的子代单独进行建模，是因为社会资本嵌入于阶层结构中，随着阶层位置的提升，社会资本的质和量也会随之提升。如果所有群体在一个模型中分析，就很难区分各群体之间的社会资本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究竟是当前阶层特征所致，还是社会流动造成的。分样本可以探讨每个阶层内部的流动情况，屏蔽当前阶层位置的影响干扰，更准确地估计社会流动效应。
五 社会流动对交往规模影响的分析结果
社会流动对交往规模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如何？表2模型1显示，跨阶层流动群体，无论向上还是向下流动，他们的网络规模都比尚未流动群体提升9%，统计显著，说明样本结果代表了全国总体水平。假设1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上述总样本结果并不适用于每一个阶层。模型2显示，由于管理和技术阶层是四个阶层中最高的阶层，所以，从任何其他三个阶层“向下流动”到管理和技术阶层的可能性为零，即表中“无个案”的含义。为此，对于模型2，我们只关注“向上流动”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呢？无影响：系数很小，统计不显著。就是说，从任何阶层“向上流动”到管理和技术阶层的人们，与不流动的人们相比，其网络规模没有任何差别。这说明，管理阶层的集体主义排斥力量是很强的。
模型3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从父辈为工人或农民的阶层背景“向上流动”到一般非体力阶层之后，与尚未流动群体相比，网络规模扩大了2%，而从较高阶层地位“向下流动”到一般非体力阶层之后，他们的网络规模扩大了8%。这说明，跨阶层流动，无论向上还是向下，只要是流动到一般非体力阶层，其社会交往规模的扩大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数据结果的行为含义是十分重要的：与管理和技术阶层相比，一般非体力阶层的集体主义排斥力量较弱，该阶层是一个社会交往相对开放的阶层。
如果模型3的结果令人欣慰，那么，模型4和模型5的结果令人振奋。这两个阶层，即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无论从哪个阶层背景流入，他们的网络规模的扩大幅度都很大。具体地说，与阶层不流动的群体相比：第一，从各非体力阶层“向下流动”到工人阶层，网络规模扩大12%；第二，从农民阶层流入工人阶层，网络规模扩大21%；第三，从各个城市阶层“向下流动”到农民阶层(很少人)，网络规模扩大31%。数据结果充分说明，我国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社会交往开放性最高，排斥性最小。
六 社会流动对网络资源含量影响的分析结果
相关结果见表3。这些结果与表2的结果不尽相同，说明网络资源含量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让我们先作一个总的判断，请看“向上流动”的各个系数。这些系数，无论总样本还是阶层分样本，都是统计不显著的。统计不显著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在全国人口中，“向上流动”到任何一个阶层，与没有流动的人们相比，其网络资源含量都没有差别，既无优势亦无劣势。这个发现是系统性的，从总样本到阶层分样本，支持假设3。
上述结果与表2的结果相悖吗？不相悖。表2显示，“向上流动”到一般非体力阶层和工人阶层，网络规模可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表3显示，这些规模优势没有转化为网络资源。我们的网络资源含量变量是差异性职业声望分数的总和。这个测量的重点是职业地位的异质性，相同的职业其得分只记录一个，无论被访者在一个职业上的交往人数是多少。所以，网络规模优势之所以没有转化为网络资源含量，是因为一般非体力阶层和工人阶层，充斥着同质性的职业地位资源。
“向下流动”的资源增加效应还是很大的。模型1是总样本，“向下流动”对于网络资源含量增加效应是30%，统计显著。阶层分样本的结果也很好。模型3，“向下流动”到一般非体力阶层，网络资源含量增加43%；模型4，“向下流动”到工人阶层，网络资源含量增加36%；模型5，“向下流动”到农民阶层，网络资源含量增加92%。这些结果说明，网络资源含量，向下流动群体普遍高于尚未流动群体，支持假设2。
七 总结与讨论
在当今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实践着跨阶层流动。这为破解阶层之间的交往壁垒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体现在交往规模的变化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表明，从代际跨阶层流动的视角看，无论子代当前处在何种位置，只要通过社会流动获得当前地位，他们的交往规模都会扩大，其效果对于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群体尤为突出。这说明，相对于未流动群体而言，流动群体的社会交往互动的活跃性更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向上流入管理技术层的交往规模没有显著提升，交往规模的拓展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中下层，这反映了集体主义排斥力量在我国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是系统性的。
跨阶层流动是否提升人们的网络资源含量呢？数据分析结果确证了两项重要的社会事实。第一，向下流动群体与出身阶层保持着社会联系，使得他们的网络资源含量不但没有随着阶层地位的降低而减少，而且高于流入阶层的平均水平。这说明向下流动的资源效应非常明显。第二，向上流动群体对于流入阶层拥有较强的社会适应，通过职业纽带和职场纽带为中介，发展了新的异质性社会交往对象，为此提升他们的网络资源含量，获得与流入阶层持平的社会资本。这说明，向上流动群体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融入新的交往圈，是一项令人欣慰的实证发现。
回到我们最初的理论起点，上述结果说明，集体主义排斥与个体主义排斥共同影响着流动群体的社会资本。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跨阶层的社会流动对于消减阶层之间的交往壁垒存在积极作用。当个人经历社会流动之后，集体主义排斥的力量对于向上流动群体的影响弱化，凭借个性特征开展社会交往，缓慢地融入现有阶层：他们的网络规模扩大、网络资源含量与流入阶层接近，这说明社会流动在弥补他们在出身上的劣势具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他们能够通过自己努力提升到某一阶层位置，并融入当前社会生活。强调个人努力、尊重个人选择、重视个人成绩，这些都是个体主义排斥的体现。个体主义排斥的逐渐兴起，为推动社会在交往层面走向开放提供了重要支撑。
分析结果也显示了令人担忧的迹象，在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群体身上都有体现。其一，向上流动对网络规模的拓展作用仅停留在中下阶层，上层社会的阶层壁垒仍然坚固。其二，向下流动到任何阶层，家庭背景带来的交往优势在子代得以延续，但也说明他们融入当前阶层存在一定的困境。这些结果反映了集体主义排斥的力量，而阶层越高，此力量越强。显然，集体主义排斥力量，不但是优势阶层对其子代的庇护，而且是固内和排外的阶层成员的集体行动。因此，即使流入优势阶层，人们仍然面临无形的阶层区隔；而流出优势阶层，流入相对弱势阶层，家庭背景依然发挥作用。优势阶层的家庭背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为阻碍阶层之间社会交往融合的关键所在。
面对上述令人担忧的社会现实，我们采取怎样的积极态度开展社会治理呢？基于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的政策建议是：淡化家庭背景的影响，增加跨阶层流动机会，创新社会融合机制，营造和谐社会氛围。具体地说，第一，政府通过法令法规等手段，在就学、就业、晋升等方面，明令取消任何基于家庭背景要素的制度设计，全面注重个人资质和能力，淡化家庭背景的影响，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统性阶层歧视的消极作用。第二，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经济机制，大力增加职业技能和管理技能的培训，对于弱势家庭背景的受训者，根据自愿申请和资质考核，提供培训资助，从而改善低阶层群体向上流动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条件。第三，政府通过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党群系统，分别在工作组织和居民社区，举办不同层次群体参加的，特别是包括新成员参加的各种交流和联谊活动，使之常规化，从而增加跨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机会，促进社会融合。第四，政府通过政策倾斜、财物支持、典型示范、技术指导等方式，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志愿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活动，特别鼓励高知、高管、高工等较高阶层的成员参与其间，继承和发扬我国“和而不同”的优秀传统文化，使各阶层群体生活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之中。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多学科理解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型研究”(项目编号：13&ZD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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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马克斯·韦伯：《开放的和封闭的关系》，载格伦斯基：《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②[美]弗兰克·帕金：《马克思主义和阶级理论》，载格伦斯基：《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③李路路、朱斌：《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④[美]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
⑤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⑥[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9页。
⑦Florian Pichler,Claire Wallace,"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lass in Europe: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5,no.3,2009,pp.319-332.
⑧Nan Lin,"Inequality in Social Capital",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29,no.6,2000,pp.785-795.
⑨刘精明、李路路：《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⑩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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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边燕杰、Ronald Breiger、Deborah Davis、Joseph Galaskiewicz:《中国城市的职业、阶层和关系网》，《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26)李路路、朱斌：《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27)Yaojun Li,Mike Savage,Alan Warde,"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Britain",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59,no.3,2008,pp.391-411；边燕杰、王文彬、张磊、程诚：《跨体制社会资本及其收入回报》，《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